墨守成规是成功的绊脚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定律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只有随机应变才是上上之策。不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做事的时候就会处处碰壁。难以触及成功。曾国藩就是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人。随机应变使他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军，灵活应变使他成功地处理了政治危机。在不改变政治倾向和人生目标的前提下，曾国藩以灵活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1．不做莽夫横冲直撞
在封建王朝，官员的身家性命都在皇帝的手中，只要稍有差错就可能获罪，甚至被满门抄斩。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更是这样。当时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已经是风雨飘摇，皇帝也不是什么圣主。曾国藩作为一名汉族官员，本来就受到朝廷的猜忌，稍有不慎就会获罪于皇帝，死于非命。然而曾国藩却能够用自己的智慧步步高升，最终位极人臣，荣宠无量。那么，他是怎样处理与皇帝的关系的呢？他说：“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对于决定他生死和前途的皇帝，曾国藩采取的态度大体有四：一是逆来顺受；二是以死效忠；三是无奈时候的“缓”和“拖”；四是在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总而言之，就是不能莽撞，否则，原本就不招皇帝喜欢的曾国藩早就身首异处了。曾国藩采取不莽撞的做法让自己在朝廷既被委以重任又得不到完全信任，既得到支持又被不断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且不断得到提升，成为晚清时期“中兴第一名臣”。
刚一开始，曾国藩也是要强，行事莽撞，他认为自己为剿灭太平天国出力甚多，应该得到朝廷的封赏，所以不知进退。在他居丧期间，朝廷派他出山剿灭太平天国，他却和朝廷讨价还价，主动要官。这一下惹恼了朝廷，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
经此一事之后，曾国藩深感后悔，不断地检讨，在再和朝廷打交道时变得谨慎小心，不再莽撞行事，而总是委曲求全。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经因莽撞行事而导致失败。第一次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役，全军溃败，曾国藩险些自尽；第二次是湖口之败，被石达开率军围困，湘军水师失利，曾国藩的坐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又险些投水自杀；第三次是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的精锐丧失殆尽；第四次是祁门之围，湘军被李秀成的数十万太平军围困，曾国藩侥幸逃生。
其实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官场的风云变化。在官位上的时间越长，官做得越大，就越是能够悟出其中的厉害之处。所以曾国藩做官越大，越不敢太招摇，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总是尽量地用委婉的语气，就是对朝廷有所求也不直接说明，而是旁敲侧击。
有人研究发现，曾国藩给朝廷所上的折子的特点是“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但他前期的奏稿则显得戆直、澈切、倔犟；后期则变为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这正是曾国藩为官之道成熟的表现。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折子。在奏折中，第一，他反复地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而且湖北的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复。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第二，奏折旨在张扬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第三，奏折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第四，奏折的要害是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还是以李、杨的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在奏章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要让朝廷归还李、杨所部湘军，但是围绕这一点，从其他方面进行阐述。若不是这样，曾国藩不但难以将这两部人马要回，恐怕还会招来朝廷的猜忌，认为他有拥兵自重之嫌。
莽撞行事很容易招来苦果，很多时候，委曲求全反而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曾国藩面对皇帝，委曲以求并非不求，而是采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让皇帝舒服了，皇帝自然会给他想要的好处。否则，横冲直撞就会伤到了皇帝，他就是再有理，皇帝也可以制他于死命。
2．不一味地愚忠，善于自守
在封建社会，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士大夫们都以为国效忠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为了一个忠字，头可断、血可流。可是有的皇帝往往并不领这些人的情，多少忠臣义士因为忠字而死于非命，一腔热血随之付诸东流。曾国藩是一个忠臣，但是他忠而不愚，在尽忠的同时，他总是能够灵活地应付，善于自守。
曾国藩是一代大儒，自然也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所以，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曾国藩创建湘军，率领湘军进行浴血奋战，对太平军进行剿灭，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然而清政府对于汉族官员并不十分放心，总是想办法限制曾国藩的发展。
曾国藩忠而不愚，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会去博得清政府的好感。在他创办团练初期，一切尚来准备就绪，清政府就下令他参加剿灭太平军的战争。曾国藩为保存实力，几次三番违抗圣旨，拒不出兵，惹得咸丰皇帝大怒，收回了已经授予他的巡抚的官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慈禧联合恭亲王奕祈发动宫廷政变，逮捕肃顺为首的八名辅政大臣，夺取了政权。在内忧外患之下，两宫皇太后不得不重用曾国藩，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4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曾国藩的实力急剧膨胀，他手下的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湘军集团已经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多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以及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已经在曾国藩的掌握之中。这样一来，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曾国藩的手中；而湘军的总人数也已经达到50万，和清政府的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如此大的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有意削弱曾国藩的实力，只是因为剿灭太平军必须依靠湘军，所以一直隐忍不发。待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清政府就开始削弱曾国藩的实力。
曾国藩也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虽然自己对朝廷忠心，但是不能阻止朝廷对自己的猜忌，即使自己上表表忠心，也难以取得朝廷的信任，反倒会落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曾国藩一方面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向朝廷尽忠，一方面尽量地消除朝廷的猜疑。
攻陷安庆后，湘军将领们原打算摆庆功宴，但是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士们各写一联，相互庆贺。李次清写的一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写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因为此联明显有劝进之意，让他图谋江山。其实，不只是李次清，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闿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曾国藩秉持忠君爱国的思想，绝不能将这些事情传达朝廷的耳朵里，否则，自己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朝廷对自己自然也会更加忌讳。
王闿运曾经提议让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始终不发一言，只是手指蘸茶水在桌子上写字。当曾国藩离开的时候，王闿运探身一看，桌子上写的全是“妄”字。
彭玉麟在安徽做巡抚的时候，派人去请曾国藩，在曾国藩还没有登船之前，就派一名心腹将一封密封的书信送上船来。曾国藩拆开一看，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顿时大怒说道：“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曾国藩知道，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日，就是他主动撤出之时，否则朝廷会对他不利。因为不论他有多么忠心，始终难以消除朝廷的猜忌。于是，在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藩立刻主动裁撤湘军，并让弟弟曾国荃上表隐退，而自己仍然留任总督，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活动，以消除朝廷的猜疑。
曾国藩并没有愚忠，他一直巧妙地回避着朝廷的猜疑，在忠君的同时为自己留好后路，以策万全。曾国藩成就了一番功业，没有像历史上的功臣名将一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保住了一生的富贵。
3．识时务者为俊杰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封建官场险恶，人际关系复杂，朝廷上下钩心斗角，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别人设的圈套中，毁去一世英名。身在官场的大多身不由己，不论他是多么有才能，都有可能遭到不幸。曾国藩凭借着几十年的官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很清楚，懂得即使再清高的人，一旦到了官场，就必须学会官场的那一套才能生存。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在官场中屹立不倒的人一定是识时务的人。
曾氏一门对朝廷忠心耿耿，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连命都搭上了好几条。按说朝廷应该对他们大加恩赐才对。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名满天下的人都逃不脱功高盖主的嫌疑。随着太平天国的土崩瓦解，清廷渐渐地趋于平定，然而对于曾家来说，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时候，曾国藩的韬略智慧就显现了出来。凭借着多年为官的经验，曾国藩为曾家安排好了后路，保住了曾氏家族。这尤其体现在对弟弟曾国荃的安排上。
曾国荃攻打天京的战役艰难困苦，被曾国藩称为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曾国荃打下天京事实上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按照曾国荃的设想，朝廷肯定会赐予他高官厚禄，起码也会给他一个总督来做，他也可以享享清福。
然而预期的封赏没有到来，反而得到朝廷令他迅速地离开军营的诏令。原来曾国荃没有学识，见识浅薄，而又急功近利，贪婪无比，尤其是他处死李秀成之后成为众矢之的，清政府对他很是不放心。
看到这种形势，曾国藩立刻以养病为由，奏请朝廷让曾国荃离开军营任浙江巡抚之缺，回乡调理，以避开锋芒，同时也解除清政府的忧虑。不出曾国藩所料，他此举深合朝廷之意。曾国藩于1864年（同治三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就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赏赐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心。曾国藩顺应时事，以暂时退让保全长远利益的做法得以实现。
然而曾国荃却愤愤不平。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南京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使曾国藩狼狈万分，无地自容。曾国藩为了开导自己的弟弟，在曾国荃41岁生日的那天，专门派赵烈文前去慰问，并写了七绝12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当年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曾国荃虽然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回到湖南养病，但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复出。他对清政府有意的牵制非常不满，时不时地表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知道此时是消除朝廷疑虑的最好时机，所以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如果在这紧要关头贸然出来，只会引祸上身。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对曾国荃说：“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3年，再挺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
曾国藩为了彻底打消朝廷的疑虑，便让曾国荃彻底“归隐”，并具体安排了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做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
曾国荃耐住性子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朝廷曾经下诏让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是坚持不受。1866年（同治五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曾国藩看清形势，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催促曾国荃出山：“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此后，曾国荃仕途顺畅，得到清政府的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