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74年正月，新登帝位年仅十一岁的唐僖宗，令将8个月前由其父懿宗迎奉来的佛陀真身舍利送回原塔，并下诏置入塔下石室封存，等30年以后再开启。唐僖宗只活了26岁就去世，自然等不到再由他来开启法门寺石室了。在他身后，法门寺又几经兴废，历尽沧桑。而塔下石室经他这一封，就一直封了1100多年，直到公元1987年，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隐秘千古的地宫大白于天下，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
1981年秋季，中国关中地区大雨连绵，多日不停，雨水浸入大地，使地面变得松软，法门寺塔基也因为雨水长期渗泡整体下沉，塔体明显倾斜。8月21日晨9时，轰隆一声巨响，犹如地裂天崩一般，塔身从原有裂缝处分两次向西南方坍塌大半，在塔体崩裂的隆隆声和掀起的冲天尘浪中，塔内供奉的佛像纷纷跌落，佛教经卷四处飘散。当时，法门寺住持澄观法师和法门寺文物管理所王志英等人，冒雨及时抢救收集塔上落下的佛像和经卷，并迅速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1984年初，陕西省政府、文化文物厅主管和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责成西北大学历史系与扶风县博物馆等单位组成“法门寺联合调查组”，首次对塔上跌落的佛像经卷进行清理和鉴定。
1984年7月31日和8月2日，西安晚报和陕西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法门寺发现宋元藏经等珍贵文物”的报导。回后，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相继来访，主要报纸、电台都作了报道。西北大学历史系柏明教授，则在1984年陕西省历史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法门寺调查记”的报告，代表了大家修塔兴寺的共同愿望，他在文中《残塔、地宫、舍利？》一节写道：
“现在的半壁残塔，倾斜有度，裂缝明显，势难久存。……应取下塔上文物，免受风吹、雨淋、太阳晒，造成更大的损失。据文献记载，塔下地宫内藏释迦牟尼手指骨一节和其他文物，……让地宫在我们手里重见天日，其价值必远胜今日之所得。维持现状，听其自然是下策。”
柏明教授可能是明确提出地宫和所藏文物价值的第一人，后来此事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的，以修塔为契机，随着千年地宫的发掘，揭开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文化宝藏。
1986年12月，经过多方研讨和努力，陕西省政府决定重新恢复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接着，陕西文物局迅即通知省考古所、宝鸡市文化局、扶风县文化局，成立了省、市、县三级考古队，准备对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基进行清理发掘。扶风县政府也成立了以副县长李宏祯为组长、文化局长韩金科为副组长的建塔领导小组，在1987年元旦前完成了地面清理。
1987年2月，考古队进驻法门寺，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第一阶段主持发掘的是陕西省考古所曹玮和当时扶风县博物馆馆长淮建邦，他们率领着精明能干的考古人员进入塔基工地。首先他们要清理出明塔、唐塔，或者更早时代的宝塔基址。稍懂考古的人都知道，遗址发掘是一项极其细致耐心的工作，近乎枯燥无味，但又不能有半点马虎，如果冒冒失失地乱挖，一镐下去就可能毁掉一个千余年前罕见的文化现象，必须用特制的小铲和毛刷，慢慢地刮着、拨着，轻轻地扫着黄土，才能化腐朽为神奇，重现古文化的原貌。而且塔基下面是否还有一个文化的奇迹？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扶风县志》等诸多史书的记载，佛指骨和地宫宝藏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闻，在每个考古队员的脑海里萦绕。记载和传闻，是真，是假？从地宫封闭到今日，星转斗移，1300余个春秋转瞬即逝，这片古老的土地遭受了多少战乱的洗掠，地宫存焉？废焉？
大家都怀着希望、期待的心情，以高度的责任心投入工作，不敢稍有懈怠。
开始发掘时，他们在塔基上布下四个探方，每个探方为10×10平方米。后来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更快捷地了解塔基整体情况，集中精力先作均匀两个对角的探方。他们小心谨慎地按照考古发掘程序，观察地层、制图、记录资料数据，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在清理发掘到距地表零点8米时，在发掘的两探方相连伙方角，即东北方向的西南角和西南方向的东北角同时发现扰土坑，均为扇形。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两个扇形很可能同为一个扰土坑，考古工作者果断地打掉两个探方中间的隔梁，使两探方连为一体，再继续清理到距地表1.6米时，两个扇形扰土坑果然连为一体。
这时已是3月上旬，大家看着扰土坑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都在猜测着……莫非它就是传闻文革时红卫兵掘地挖宅破四旧时留下的？有人甚至提议试着向下挖一下，或许能找到地宫，但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继续清理塔基。实际上这个土坑确实为文革时红卫兵所挖，如果当时考古队员一掘到底，地宫提前月余就重见天日了。但他们当时不能，也不会那样做，考古发掘是一项科学缜密的研究工作，不是乱挖一气的寻宝盗珍。首要的任务是认真仔细地弄清扰土坑打破的地层情况和整个塔基的状况。
在陕西省考古所曹纬的指挥下，又沿原大探方周围布上小探方清理，经过半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明代砖塔地基被剥离出来。发现砖塔夯土层明显呈东北高西南低，与塔的倾斜方向一致，使我们清楚看到明代砖塔的坍塌，确实是由于地基变化所致。随之明代砖塔的基槽也清理出来了，大致呈圆形，深度不等，最深处2.9米，最浅为1.1米。基槽东西长约19米，南北约20米，总面积约320平方米。在继续的清理过程中，塔基正中10×10平方米的方形夯土台基也逐渐显露出来，根据夯窝和土质与明代比较，及方形夯土台外围发现明代挖造基槽时留下的工具痕迹判断，方形土台很可能为唐代或以前夯成的。这样，明代砖塔基槽，夯土层都清理出来了，方形夯土台基与明代塔基的关系也明确了。
大家的注意力又全都集中到发掘开始的扰土坑上了。4月3日10时30分，开始清理夯土台基中心的扰土坑。果然，发掘还没有进行几分钟，扰土坑填土中纸烟头、花生皮等现代杂物相继出现，大家惊喜万分，但高兴、激动中又有一丝不安，会不会有人已经……但大家不愿，也没有时间再多想，连忙轻轻地但动作迅速地继续向下挖掘。
突然，“当”的一声，似乎是铁镐碰到了什么硬物上。“有情况！”不知是谁激动地喊了起来。刨开掩土，方形地宫后室藻井大理石盖完全显露出来了，盖的西北角有两条裂缝，用白灰黏合着，盖上阴线刻一雄狮，一大铁圆环衔于狮口。
韩金科轻轻挪去裂开的盖角，几乎是趴在石盖上，贴着石板从盖角缺口向下观看，原来漆黑一片的地宫后室，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反映出道道耀眼的金光，闪烁夺目。“宝，宝……珍宝！”他激动得几乎语无伦次。是啊！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有几个人能遇到呢？接着，众人依次蹲下身去，从缺口窥探地宫的宝藏，大家都被皇室供奉的成堆金银宝器震慑住了，一会儿都回不过神来。但一种更强烈的对国宝的神圣使命感，考古工作者良好的敬业精神，使大家重新抖擞精神，等待下一步更紧张重大的任务。
李宏帧、韩金科、曹纬随即决定：原样封埋，严守秘密，不得泄露于外人。立即派曹纬、淮建邦赴西安向上级汇报。并通知县公安局，要求马上派武警到发掘现场，保护国宝。
陕西省文物局主管和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把清理发掘地宫的重担交给了时任考古所研究室主任的考古学家韩伟，委托他主持法门寺第二阶段的工作。之后，韩伟、曹玮、淮建邦3人星夜兼程，当晚22时就赶回了法门寺发掘现场。
1987年4月4日，第二阶段发掘开始了。韩伟在工地详细了解了前段发掘的情况，并实地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勘测，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田野发掘经验，作出了周密计划。
根据分析判定，塔基下很可能有一南北走向的塔基地宫，首要工作不是从扰土坑下天井，而是探测出地宫准确的范围和入口，完整而科学地逐步发掘。4月5日，由王保平、吕增福、徐克诚等人组成的钻探队紧张地开始了工作，人人手握一把探铲，以每平方米5孔的梅花点在罗汉殿与真身宝塔间展开密集地毯式铲挖，寺院里殿堂间一杆杆探铲上下舞动，大家的心也随之七上八下。
别小看这小小探铲，它俗称“洛阳铲”，是由三四十年代洛阳一带的盗墓者创制的专用工具，构造虽不复杂，丹探查墓道、墓室等地下设施，功效不凡。来源虽不雅，但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中仍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快捷的探测工具。
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天下午，经过密集铲挖，在罗汉殿北不远处，地下30厘米，终于发现地宫入口，实际也就是地宫“踏步漫道”的第一级台阶。在拾阶而下的20级青砖砌成的“踏步漫道”内，填土甚多。清理过程中，不时有唐代板瓦、琉璃筒瓦、瓷灯盏出现，偶尔还可见汉瓦当残片。经过3天，大量的填土木清理完毕，一色青砖砌成的台阶延伸向下，直达地宫大门。台阶上撒落着厚厚一层大大小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唐代铜币。
阶梯尽头有一块两米见方的平地，一堆大石横七竖八地封堵在地宫门前，像一队执行庄严使命的卫兵，不堪岁月的煎熬，悲怆地仆伏于地。
4月9日早晨，八大块封堵石先后吊出门前的平地，封闭千载的地宫石门终于重见天日。石门朴实厚重，门框用四块大石材构成，显得沉稳结实。顶石上方镶嵌了一块梯形大理石作门楣。门楣雕饰华丽，中间凿刻两只相对而立的朱雀，朱雀拍翅扬尾，跃跃欲动，使人在这沉闷的宗教气氛中，感受到一股盛唐社会蓬勃向上的活力。门楣左侧还有一小青石，铭刻梵文经咒。下面的门槛石雕出3层仰莲瓣，上下错落，排列有序。中层莲瓣正中还雕刻5尊佛像。石门为双扇，表面素净无纹，两门扇上各有一铁环，一把锈迹斑驳的唐代大铁锁仍稳稳地套在铁环上。
随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自唐僖宗于公元874年封闭地宫大门，到公元1987年，1113个春秋已飞逝而去，多么漫长的岁月！尽管人世间几番风雨几番沧桑，多少不可一世的帝王灰飞烟灭，掩于黄土，但历史似乎在这里停滞了、定格了，留下了这段通往古老年代的时间隧道，供人们去追忆、凭吊……
岐州（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凤泉乡有一座古寺，周魏以前，曾被称作阿育王寺，后又称为岐阳重真寺，规模不算小，常住僧侣多达五百人。魏贡帝二年（公元555年）时，出身皇族的岐州牧拓跋育专门来过此寺拜佛。周武王（公元558年～578年在位）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颁布灭佛令后，此寺僧人被强迫还俗，寺塔佛像严重被毁，只剩下两间空空荡荡的大殿。
公元556年，西魏的实权人物宇文泰死去，其三子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建立北周政权。这个政权刚一建立，免不了又是一场相互杀戮的残酷争斗。宇文泰的侄子和一帮亲信在经过密谋后，先后毒杀了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最后拥立18岁的宇文邕，是为北周武帝。
这位北周武帝登位之初，也像他的先辈那样，对佛教表示了崇敬之情。和他先辈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尊崇儒术，并凭着他那不算太浅的儒学功底，经常召集群臣到正武殿听讲《礼记》，而讲解者则是北周武帝自己。
善于察言观色，揣摸皇帝心理的臣僚，看到这位新皇帝那越来越不同于寻常的举动，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为了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公元567年，最善投机钻营的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大肆渲染寺院僧尼过多泛滥，常常滋事生非，国库收入因此骤减的事实，并提出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而在儒教，尧舜时代没有佛教，可国家安定强盛。相反，南朝齐梁寺舍遍布，却导致亡国失祚……武帝看到卫元嵩的上疏深表赞赏，并由此暗下了禁佛的决心。
北周武帝的禁佛不像北魏太武帝那样莽撞和生硬，他采取慢慢降低佛教的地位和削弱佛教影响的方法，为禁佛的目的一步步作着准备。他先后八次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就儒、释、道三教进行辩论。
辩论的第一次是在公元569年2月8日，武帝亲临大德殿，召请僧道名儒及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就儒、佛、道三教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舌战，皇帝本人则是这场舌战的评判官。辩论开始后，各派高手各不相让，使出全身的本领想打垮对方，独领风骚。一时大殿之上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争吵不休，难分胜负。接着，3月15日、3月20日和4月15日，武帝又亲自主持了三场辩论会，三教高手依然是各不相让，难分胜负。
公元570年5月10日，北周武帝又主持了第五个回合的辩论。在此之前，有一个叫甄鸾的僧人曾上书《笑道论》三卷，对道教的三洞说给予了猛烈抨击和嘲讽，武帝就以三卷《笑道论》为主题，主持辩论。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吵闹之后，结果认定《笑道论》言词偏激，中伤道士，当场被焚烧。这次大辩论，武帝排斥佛教的目的已表露出来。
两年后的元月，武帝行幸玄都观，亲升法座讲说，并与公卿。僧道相问难，这是第六个回合的论战。此时明眼人已经清楚，武帝借用道教的道观来举办三教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他重道贬佛的意图。接下来的公元573年12月，第七个回合的辩论再次展开。武帝自登高座，命题让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的先次次序。结果是争来争去，最后由武帝亲自敲定：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居后。这个次序的排定，在标志着佛教不再受崇的同时，还预示着更大的厄运即将到来。
公元574年5月16日，北周武帝举行了第八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三教论战。这次武帝先让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对论，张宾虽有辩才，却不是智炫的对手，不长的工夫便汗流满面，难以应付。武帝见张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口之力，溃败在即，便以皇帝的权威，出面斥责佛教之不净。智炫明知武帝偏心，但还是据理力争。此时的武帝有些恼羞成怒，决定不再作这无休止的徘论，于第二天便颁发了禁佛诏令。《周书》载道：
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黑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从这道诏令可以看出，当时的北周武帝是把佛、道二教一并禁止了，两教的经典、造像全部毁掉，并令沙门、道士还俗，那些被视为淫乱行为的奉祀和崇拜，凡是儒家礼典上没有提倡和记载的，一律废除。北周武帝经过八个回合遮遮盖盖的辩论，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一场足以载于史册的禁佛行动。
当北周武帝禁佛道二教的诏令发布后，在一个月内，全国上下，不论是官立寺院还是民间寺观，一律砸毁佛像，焚烧经典，强令僧人道士还俗，或为民，或充作军士，寺院的财货全部归于官府，寺院则赐给王公大臣作宅第，数以百万的僧众还俗后，多数应征入伍，成了职业军人。
对于北周武帝的禁佛，多数佛教史家认为与这位皇帝想独尊儒术并崇信儒家学说有关，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是，此时的武帝正欲大规模地攻取从东魏脱胎而来的北齐政权，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相当的财力和军卒，而在当时已占相当分量和比例的寺院、道观，以及僧众、道士，正是强化国力，增加军卒的最佳选择场所和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北周武帝的禁佛，与其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为了富国强兵所采取的措施更具真实。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果然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同时也颁布了在北齐境内大规模毁佛的诏令。在原北齐所辖地区的一切佛像、经典全部荡尽，所有僧尼一律勒令还俗，或为民，或充军。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整个佛教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北周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随着新皇帝的登位和复佛的诏令，佛教又如野火烧过的冬草，很快又从根部生出新芽并迅速成长起来，直至迎来了隋唐佛教的鼎盛和繁荣。隋朝佛教的繁荣，在杨氏父子两朝始终没有衰落。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公元541年～604年），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里，自小被一尼姑带大，这使他自小跟佛法结下了不解的因缘。在隋文帝登上皇位之前，有一印度僧人专程到他府上，送给他一包佛陀舍利，请他好好供养。印度僧走后，他找来一个和尚将舍利放在掌心，想数一数有多少颗，可两个人数来数去就是数不清，始知佛法高远莫测，非凡情可度。杨坚叫人定制了一只精致的七宝箱，将舍利珍藏在里面。即帝位后，他普诏天下，广兴佛事。在京都一尼姑寺里，他还特建了连基双塔，塔下安置舍利，以报答当年神尼对他的养育之恩。
公元595年，季秋之夜，有神光从塔基下闪出，像炉火一般，自下而上，绕塔右旋，一旬之内，四次出现，京城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极为殊胜的景象。
日后，在隋文帝过60周岁生日时，他特意在仁寿宫仁寿殿里，请来数位高僧大德，兴论宏佛之道，最后由他拍板，决定在全国选30个州，各择高爽清净之地建造舍利塔。
为此，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内容十分具体详尽的诏书，诏示天下：
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爱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足，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为朕、皇后、太子、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至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并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多停常务七日多专检校行道及打杀等事，务尽诚敬，符朕意焉。
他到密室里打开七宝箱，恭恭敬敬取出30颗舍利，置御案上，烧香礼拜，然后将舍利分别放入30只金瓶中，金瓶再分别放入琉璃瓶，以薰香之泥封印其盖。送往30州后，再依次置入铜函、石函。
皇帝如此敬佛，底下官员出力之诚敬、礼仪之隆重，自不必说。各州建塔及奉迎装藏佛陀舍利时，天空大地种种瑞相层出不穷，《法苑珠林》中对此记载颇详，录载如下：
雍州（在今陕西）城西盔厘县南仙游寺，立塔之日，天降阴雪，晦岭重厚，舍利将下，昏云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毕，云合如旧。
岐州（在今陕西）凤泉寺，主塔感得文石如玉，为函又现双树鸟兽灵祥，基石变如水晶。
泾州（在今甘肃）大兴国寺立塔，三处各送旧石，非世所有，合用为函，恰然相可。
泰州（在今江苏）静念寺立塔，定基日，瑞云再覆，雪下草木开花。入函，光照声赞。
华州（在今陕西）思觉寺，立塔初，阴雪将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气光高数十丈，照覆塔上，属天降宝花。
同州（在今陕西）大兴国寺，立塔值雨，无壅鄣处，及舍利入函，忽然云启驰散，日光照耀，复有神光重绕于日，至十二月内，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在今山西）牺岩寺立塔，地震山吼，钟鼓大声，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见。
并州（在今山西）无量寿寺，立塔初，昼昏云重，将下舍利入函，天睛日照，复放神光五色，天神现形，莫知多少。
定州（在今河北）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见异老公来施布，负土毕，已失之。旧此无水，忽有水流，前后非一。
相州（在今河南）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阴降雪，将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后复合，天雨奇花，连注极多。
郑州（在今河南）定觉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设供，二万人食不尽。
嵩州（在今河南）闲居寺，主塔感得白兔来至舆前，初阴雪，将下日朗，入已复合。
毫州（在今安徽）开寂寺，立塔界内无石，别处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盘石，二浪井夹之。
汝州（在今河南）兴世寺，立塔初，阴云雪，将下天晴，入函毕已，阴云还合。
泰州（在今江苏）岱岳寺，主塔夜，振鼓声，三重门自开，有骑从庙出迎，光瑞非一。
青州（在今山东）胜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将入塔，有光瑞现。
牟州（在今山东）巨神山寺，立塔获紫芝二茎，阴雪，将下日开，明讫还合。
随州（在今湖北）智门寺，立塔掘基，得神龟，甘露降，黑蜂绕，龟有符文。
襄州（在今湖北）大兴国寺，立塔初，天阴，将下日朗，入函。合。
扬州（在今江苏）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蒋州（在今江苏）栖霞寺立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入寺及至如梦。
吴州（在今江苏）大禹寺立塔，舍利泛度五江，风波皆不起；又放神光，获得紫芝。
苏州（在今江苏）虎丘山寺主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乐，人皆闻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衡州（在今湖南）岳寺立塔，四遇逆风，四乞顺水，峰上白云阔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去。
桂州（在今广西）缘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鸟有千许，夹舆行飞，入城乃散。
番州灵鸳寺立塔，坑内有神仙现腾云气象。
益州（在今四川）法聚寺立塔，动阴晦冥，将下日朗，奄已便阴。
郭州法讲寺立塔，初行郊西，尔夜郭州光瑞高数丈，从东来入地，内外皆见。
……
佛陀舍利的神奇力量，不仅使天空大地出现种种瑞相，而且对陶冶改善人的心灵，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值隋文帝诏令诸州建塔之时，随州官员王威，奉命押溪90名犯人去西北不毛之地流放，路遇舍利，动了善心，将这90名犯人解下枷锁，全部放掉，要他们在规定期限里，自己去流放地报到。流放地远在千里之外，结果，到时无一人拒命不去。
……
隋文帝因上述种种殊缘，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再下诏书，令在全国再选53州，建立灵塔，并定于四月初八（佛陀诞日）正午，53粒舍利同一时刻封入石函。
皇令一下，雷厉风行，新舍利塔很快建立起来。据事后诸州汇报，53州中，有40余州在建塔或安置舍利时出现种种灵瑞。例如，恒州舍利封入石函时，天空本来无云，忽下起雨来，且天降瑞花，遍及全城；洪州舍利入塔时，飞来白头鸟无数，似在引路；观州舍利入塔后，塔上空现出五色云彩，从中午至傍晚不散；德州置舍利入塔时，有大鸟飞来，绕塔盘旋，人皆不识；冀州舍利入塔，有盲人随众至，双眼忽然复明；兰州建舍利塔时，塔基下掘得一尊石像，后又得两尊铜像；潞州建舍利塔时，一口枯井忽涌出泉水，病者喝了多得痊愈；洛州舍利入塔后，塔身数放光明，空中香气弥漫……
在此，还可一提的是，《续高僧传》中有一篇《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彦琮奉隋文帝之命，两次护送舍利去地方封函入塔的经历，尤其是后一次，特别殊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