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中对许多人搞“逼供信”，每以档案中的材料为证据……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前所开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 ，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一九九〇年四月被塞入我的档案十二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十二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童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十二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童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这一份材料怎样的不实事求是，有着什么歪曲之处，什么无中生有之处，也就不必细说了。仅说一点——我的做人原则，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诲，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采取担当责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况，我当时在厂里的职务角色也决定了，我不能眼见群众陷于互相揭发的局面。由我担当，比之无人担当，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非是不良企图。然而那材料却连这一点也干脆歪曲了……
不必说此事使我当年的所有厂级领导们多么震惊，多么生气……
不必说显然的，当年领导班子内部的一些矛盾，怎样成了导致那样一份材料被制造为一种“事实”的诸因素……
不必说此后某些事体现在我身上我曾也觉困惑……
倒是想说，我也给不少人做过所谓“政治结论”，且至今都在他们的档案里。那就是“****”时期，我下乡前，以班级“勤务员”资格，与军宣队一道，给我全班五十几名同学做过“****”表现之鉴定。算我两名学生，一名军宣队员，还有一位是校“革委会”成员的老师。那样的一份鉴定，对我的全班同学们后来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没有利用我当时的“特权”挟私以报。恰恰几名曾欺负过我的同学，将可能因某些莫须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册。我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在他们到外地打小工的时候，替他们多方取证，使他们未被列入另册……
正是由于我那样做，老师和军宣队，才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了“责人宽，克己严”一条。
由此我感想到，在将来，我们目前的档案制度，是要改变改变为好的。起码，谁自己的档案里记载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由谁们记载的，谁自己应是有权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权想什么时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质疑就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要求重新调查了解。当然，如果某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分子，另当别论。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改变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们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档案则要简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记载，大抵是没有了。即或有什么污点，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本人要过目，要亲笔签名。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几年，实属个别现象。
我希望那么一天早一些到来——一切的中国人，看自己的档案，随时了解自己的档案之中记载了些什么，能像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工具书一样，成为一种最一般的权利。
而这一天的到来，肯定标志着中国的进步又达到了更高的层面……
9.医生的位置
据说，进行过这样的民意测验——“你最尊敬的十种人。”并要求以职业排列。
我不以职业来作为什么可尊敬或不可尊敬的原则。道理是那么明白，可敬的人不都包括在可敬的职业中。从事可敬的职业的人中，也有不可敬甚至可恶的人。如果将“尊敬”改为“重要”，我想我会排列如下：
一农民、二政治家、三科学家、四医生、五教育工作者……
医生这一职业的社会位置，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无论在中国或外国。你可以从第四位往前移它，不但移到科学家前边去，甚至直接移到政治家前边去，政治家也保准没什么不满情绪。因为人活着，第一要有饭吃。第二千万别生病。尤其别生危害生命的病，比如癌。而现在，不但生病的人多了，似乎得癌的也多了。一旦得了癌，似乎神医也束手无策了。但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发现得早或晚，医治得及时或不及时，手术的效果……好医生好医院保你多活许多年。否则，三个月半年，你就见上帝了。
有一种社会现象是如今“社团”多了。也就是“校友会”、“战友会”、这个“会”那个“会”的。反正只要一些人由于某种缘分在一起待过，都赶紧地联络感情。赶紧地抱成个团儿。起码是一些人中的这几个和那几个。这一些和那一些。不论一次旅游活动或一期什么学习班。仿佛比玩和学习还重要的更大收获，是又认识了一些人。当然，人认识人是一门学问。有人愿意结识有共同语言的。有人愿意结识有用的。而有用的，似乎没有共同语言，也有那么点儿共同语言了。
另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任何“社团”中，或在任何一些人形成的圈子中，医生大抵是不可或缺的人。医生这一职业，渗透性极强，从下里巴人，到达官显贵，都被视为愿意结识的人。身为医生们的人，自己可能很失落，很不愿交际。但不会因此而减少别人认识他们的渴望。
试问，哪一位局长或职位相当于局长的人，不认识一位或几位主治医生？哪一位首长，不认识一位或几位内科或外科专家？而普通百姓，只要有幸结识了一位护士、挂号员、门诊医生，如果对方也同样表示出乐于和自己交往的诚意，谁都会有种喜不自胜的感觉啊！是不是呢？那则意味着，你一旦生了病，医院对你不是那么望而却步的地方了。你也许可以“走后门儿”挂上急诊号，医生询问你病情时，也许预先受到叮嘱，会细致点儿，不至于三五分钟便将你打发了。还可以开点儿好药、新药、特效药。
如果，一个社交圈子里，居然没有医生，那算是一个圈子么？那样的圈子，算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圈子么？
谁的电话簿上，不是将护士或医生或仅仅是在医院工作的人，记在最明显的位置呢？
而这一种关系，有时简直意味着是一笔“财富”，非至亲至交的人，非大动了同情心、怜悯心、恻隐心、慈悲心的时候，一般人是不肯轻易将这一种关系转赐他人的。
中国人与医生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至尚关系。普遍的人们，未见得非巴结着去结识一位局长或部长。但对医生，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中国人与医生的关系，对于有幸有这种关系的人，简直又意味着是极其有价值的“专利”。
中国目前的中国式的“社团”现象，从本质上去分析，乃是对激变着的时代的忧患。而医生在一切人际的结合中，都是受欢迎的，实在是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了。这也同时说明社会进步了。正如反过来——对自己生命的无所谓说明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降低到了极端。第二，看病在中国依然是“老大难”问题。尽管不断改善，但依然有苦衷。尤其对普通百姓们是这样。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困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困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他医科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啻是一位“教父”吧？
于是医生这一社会职业，便具有了双重服务的性质。一方面要服务于广泛的人。另一方面要服务于某一社会层面，或曰人际圈内的人。这是由不得他们自己的。
目前许多大医院都实行了专家挂牌门诊。这是极大的好事。这就使平民百姓，也有相应的机会，请专家们诊一次病或动一次手术了！
这对高级医师和医科专家们，也同样是好事。这就将他们，从“层面”范围的服务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的高明的一技之长及宝贵的经验，得以从真正意义上服务于人民了。我想，这一点，肯定是他们十分情愿并十分自慰的。因为这一点，和医生这一职业的对人平等的人道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也是和我们常常进行教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致的。
否则，不一致。
最后，我想对高级医师和医科专家们说，当一位平民百姓坐在您面前时，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地细心格外地耐心呵！他们不是想接受一位高级医师或专家的诊断治疗，就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的人。他们不是从前根本不认识您，想认识您，便能认识上您的人。替他们想想，能坐在您面前，对他们是多大的幸运呵！也许费了多大的周折呵！
请多关照！
务必的，请多关照了……
10.木匠哪里去了？
我的“兵团战友”姚伦，是木匠的儿子，也是木匠的孙子。我当知青的七年中，有五年多的时间和他同在一个连队。朝夕相处，友情深焉。
他祖父是那类背着工具箱，游走民间揽活为生的木匠。父亲是哈尔滨市某家具厂的八级师傅。当年那厂里只有一位八级木匠。全哈尔滨市也不会超过五位。有次开“群英会”，各行各业的“英模”现场“大比武”。他的父亲夺得了木工组“全能第一”的奖牌，从此戴上了“木工王”的桂冠，成为木工行业至尊至圣的“权威人物”。
既是“权威”，哪怕是工匠“权威”，“****”中也是少不了要挨斗的。挨斗之后，被厂里“扫地出门”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之类，一斗就“臭”了、就斯文丧失了。他们的学识和所长，仿佛也就贬值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但有两类人却是越斗越香的，便是医生和木匠。用今天的说法，简直就意味着是“炒”他们的名气了。一位医生，某日一旦被戴上“大权威”、“小权威”的纸糊高帽，挂上“业务白专人物”的牌子游街示众，那就等于做广告，全城家喻户晓了。于是从医院到家里，一拨一拨的人点名道姓，非要被游斗过的他们诊病治病不可。老百姓才不傻呢，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什么人指望什么人拯救自己。包括白天批过“权威”斗过“权威”的“造反派”甚至“专案组”的人，晚上也会带着自己患了疑难病症的至爱亲朋，引至“权威”的家里，请求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用小汽车将“权威”们悄悄接到自己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