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
去年九月，我上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国庆节那天有幸到周建人同志家做客。年底，正当我热切期待再次去看望周老的日子———元旦即将来临之时，突然知道周老最近“精力欠佳”，于是未能成行。今年初夏，惊悉周老住院，尔后又知病情有所恶化，殊为思念。七月中旬返绍时，凡谈及周老健康状况的同志，无不衷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不料时过半月，噩耗传来：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教育家周建人同志于七月二十九日不幸病逝。周老热爱故乡，关心故乡。故乡人民十分敬仰周老，深切地怀念周老。今遵枟绍兴师专学报枠编辑部之嘱，将去年十月草成的记述在周老家做客一文发表，以志纪念。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北京晴空一碧，阳光灿烂，到处一派节日景象。上午八时半，我由天安门广场向西城区行进。在这之前，我缓步绕毛主席纪念堂转了一周，瞻谒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仰望了与红日蓝天相辉映的升起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在金水桥上，向着挂在城楼上的毛主席遗像伫立良久。在北京能过上一个国庆节，是我多年来的宏愿，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幸福、兴奋和自豪！现在我兴冲冲地走在西城区一条宽阔的大街上，向久已仰慕的周建人同志住处走去。
九时半，我准时来到了周老住宅。一位姓张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把我引进一个客厅等候。这是一座南向的四合院式的砖瓦平房，东边一砖墙伸到大门口，西边是侧屋，正面就是客厅了。天井里植有枣、梨和葡萄，大枣透红，葡萄累累，秋菊飘香。客厅不大，窗明几净，陈设素朴，和天井里的自然景物浑然一体，显得格外幽雅。正当我在想：周老可能就要来了；也许他正在忙什么大事呢。这时张同志来了，他说请到里面去，周老在那里。他引我穿过客厅西侧的书房间，来到另一个小天井。这里也种有枣树葡萄之属，生气盎然。张同志把我引向朝南的小客厅，当我刚跨进门槛，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蔼然长者，正从左边单人沙发上起身并移步向我走来。我没见过周老，更没见过鲁迅先生，但觉得眼前这位老人，中等的个子，慈祥的脸容，宽阔的上额，有短须的下脸微微隆起，便服布鞋，不戴眼镜，和我想象中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太像了。我急急趋前，向周老问候、致意，请他坐下。周老伸出了温暖的手，连声说：“好，好！”我为了让他老人家少麻烦些，想马上坐在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上，但周老示意我坐到正南面的长沙发上去。让我坐定之后，他在左边一起坐了下来。这时，小张同志泡上了茶。我环视了小客厅：我们面前放着一张茶几，左、右靠墙处各放着两张单人沙发，都是米黄色的；四壁除长沙发背后墙上悬着一副对联外，别无装饰物；右边坐着一位老太太，端庄慈祥，方盘脸上透着红光，向我点头微笑着。她就是周老夫人王蕴如同志。她用可称标准式的绍兴口音叫我喝茶。周老把茶杯移近我的身边，以浓重的乡音问我：是什么时候来京学习，学习些什么，生活惯不惯，等等。在来周家的路上，我兴奋之中有点忧虑：怕自己这口绍兴腔的普通话不好同久离故土而又位居国家领导岗位的周老对话。此时，在首都北京，在这位领导人的家里，听到了亲切悦耳的乡音。老夫人说她出生在绍兴蒿坝（现属上虞县），她和周老是一九二〇年离开绍兴的。啊，六十余年了，乡音未改。家乡人，家乡音，乡音对话分外亲。我开初那种紧张不安的心绪顿然消散了，索性收起了硬邦邦的普通话，用上了道地的绍兴话，和两位老人一起叙谈绍兴师专的发展和家乡的古今了。
我校前身是绍兴师范学校（学堂），鲁迅先生任过它的校长。周老曾在这里学习过。尔后，他在绍兴相继任过小学、中学、女师的教员。他在离开绍兴之后，仍关心着故乡的教育事业；特别对绍兴师范，更是寄寓着深厚的感情。记得一九七五年，我校曾有教师写信给周老，反映办学中遇到的困难，得到了他的关心和重视；一九七八年春，我校改办成高师，暂名为“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他对故乡第一所高校的建设寄予热情的关注，为我校纪念鲁迅诞辰九十八周年专刊亲笔写了“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一九八〇年五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时，周老即来电祝贺，表示“十分高兴”，电文还说：“因腿不好，不能来参加成立大会。原想写些东西来祝贺，也因身体不好不能写，表示抱歉。”“祝师专多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一九八一年，周老特地为枟学报枠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专刊撰写了枟鲁迅诞生百年感言枠一文，等等。对周老的多方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学校师生表示了感激之情。周老连声说：“应该，应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着，我汇报了学校几年来的发展情况。周老对故乡第一所高校已办出了成绩，向社会输送了一千多名中学新师资表示十分欣慰，在询问了学校今后的建设情况和发展规模等问题之后，他指出，学校“要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要出人才，要办得有特色”。周老九十高龄时，应请求为我校写了校牌，字字写得苍劲有力。当我回顾了这件事后说：“这是周老对故乡教育事业的有力支持，对师生是极大的鼓舞。”老夫人说：“他年纪大了，写字手勿稳了。但对故乡的事还是很热心的。”
在我说到我们学校校址在绍兴城南面的塔山附近、秋瑾故居西首时，周老若有所思地说：“秋瑾故居在和畅堂，我记得。秋瑾是一位女革命家，她在那个时代革命真是不简单。秋瑾革命也有传统，受到她叔父的影响。她的叔父在东北做臬台时，上司要他去抓马贼，他认为马贼本来也是良民，是被生活所逼的，而且大多有劫富济贫的行为，因此围剿不积极，即使抓到也常放跑，马贼很感激他。后来上司因他‘剿贼’不力，罢了他的官，他只好回到绍兴和畅堂。”
接着，周老询问了秋瑾故居的情况，和畅堂道路的变迁，故乡群众生活和许多名胜古迹的景况。周老还兴致勃勃地要我介绍故乡的新市容、新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发生的新变化。周老对故乡这几年的巨大变化十分高兴，他还关切地问：“绍兴南街过去叫鹅行街，很狭小，现在怎么样？鲁迅路口大街多少阔？路侧那条小河江里的水清不清？”周老又问：“旧绍兴迷信很盛，现在怎么样了？”我说：“现在信别的什么教的人不多，但还有不少老年人，特别是老太太相信菩萨，还在烧香念佛。”周老说：“相信菩萨，烧香念佛要死人的。”接着，他讲了几十年前发生在绍兴的一起由迷信引起的惨事。他说，过去绍兴分山阴、会稽两县，城里有两个县政府、两个城隍庙。还在抗日战争以前好些年，有一天许多老太太在山阴县的城隍庙宿山（即烧香念佛，通宵达旦），时到半夜，正是大家精疲力乏，昏昏欲睡之际，庙屋顶一下子塌压下来，别的老太太都惨死了，只有一个躲在大石桌底下的没有死。这位老太太在神志清醒之后说：“菩萨是显过灵的，在屋顶压下来前就发出过声响，还有许多粉末撒下来，是菩萨预告大家好走了。”周老接着解释说：“因为殿宇年久失修，白蚁蛀蚀严重，在倒塌时当然先有蛀蚀和尘埃掉下来，还有嘎嘎的断裂声，这哪里是菩萨显灵呢？要是真会显灵，还会把念佛的老太太压死？”周老用这件惨事来说明，今天向群众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必要性和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
时逢盛世，文物生辉。我告诉二位老人：“文革”动乱期间，绍兴的不少文物也遭到了破坏，但现在好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都得到了维修和保护。越王台修复，青藤书屋开放，应天塔和沈园在大修，兰亭书会少长咸集，东湖陶社重建，游人不绝。在谈及绍兴禹陵时，老夫人说：“那年（在“文革”前期）有人给周老写信，反映大禹像被砸了，禹庙围墙被拆了，一个什么厂（农药厂）占领了庙宇。周老很关心这件事，立即要有关部门解决好，叫工厂搬出，把围墙修复。”禹陵，是绍兴名物。大禹在人民心目中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自秦始皇、司马迁、康熙、乾隆以迄孙中山等许多历史人物，都来绍兴祭谒过禹陵。但在“文革”中它也难逃“劫数”，遭到了严重破坏。只是由于周老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及时干预，这一古建筑群总算基本保存下来了。我听了老夫人的话后说：“现在好了，都整修过了，大禹的像也重新塑起来了，城里的公共汽车直通庙下。电影枟秋瑾枠有一场戏就是以禹庙为背景拍的。”二位老人听了很高兴。周老说：“大禹是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胜利的象征，禹陵应该保护维修好。”
我很想在敬爱的周老身边多待一会儿，又怕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所以几次看了手表，意欲惜别。但周老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话题，这似乎给我一种信息：还不忙着走。老人熟知故乡，关心故乡，兴致很浓。他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对故乡的山水风情都有极好的记忆，要是不知道他是一八八八年诞生的人，真不会相信他已是九十五岁的寿星呢！时间已超过十一点，得准备告辞了。为了作个纪念，我拿出了特地带来的笔记本，请周老在扉页上题字。周老马上接过本子，老夫人说：“好，给写写。”于是周老欣然命笔，签上了他的名字：周建人。这三个弥足珍贵的钢笔字，成为这次见面的最好留念。
我向两位老人告辞，两位老人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说以后再去走走。我移步出来，两位老人也来到了门口。我请他们留步，周老说一定要送到大门口，还说：我也要去外面走走。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他送行，于是请求说：让小张同志代送好了。小张同志也帮着这样说，这时，周老才再一次和我热情握手告别。我深知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盛情接待，更是体现了他对故乡人民、对故乡教育工作者的深情厚谊。我深情地说：“祝周老健康！”退出客厅之后，半面向外跟着小张同志走去，半面向客厅门口望着还在目送的慈祥的老人。
我又走在那条宽阔而繁华的大街上，但仿佛仍置身在周老的客厅里，陶醉在刚刚过去的情景中。尤其是客厅挂对上那“士穷节乃见，民主安无倾”十个大字，更给我深刻的印象。关于这副将有半个世纪的对联，还有这样一段往事：那是一九三七年“八· 一三”上海沦陷以后，周老仍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修订枟辞源枠等项编辑工作，和许多留沪的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紧密团结，坚持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当时，馆内英文部有个人卖身投靠敌人，在上海给日寇办了一份报纸。为了给这张反动报纸张目，他一定要周老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周老说：“鲁迅是我的大哥，年龄比我大得多，小时候在一起的时间不长，记不起来了。”但此人仍不死心，又央馆中一个姓姚的人一再向周老催索稿子，并说：“稿酬特别从丰。”谈到这事时周老说：“当时我正处于贫病交迫之中，商务印书馆只发半薪（此后又被解聘），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只好把自己收藏的关于生物学的外文书卖掉。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不要稿费也不给汉奸写文章。”周老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坚决拒绝为汉奸报纸写文章的事迹，为大家所称颂。馆内有一个叫丁觳音的汉学家，写了这副对联送给周老。下联本来有“共产”二字，因为他知道周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但后来觉得面对恶劣的环境，还是隐去这“共产”二字为好，便拿回去换，成了“民主安无倾”。我联系这段往事，品味对联的含义，感到这两句话对周老当时那种高风亮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确是极好的概括和写照。现在离开那时已近半个世纪，时代不同了，周老的地位境遇也不同了，但令人强烈地感受到这位老战士身上的革命精神更加焕发着时代的光华。
我兴冲冲地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脑海里翻滚着刚刚过去的一百分钟里出现的动人而又难忘的情景。我默默地祝愿周老和老夫人健康长寿。我乐滋滋地设想着下一次再去见周老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