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一直都十分注重师范教育，他早在1926年就指出：“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供给师范的训练。”同时，他还从不同的层次和意图出发对这种“师范训练”的类型作出了划分。他说：“从一个大学说，学生中有准备出去当中学教师的，便应叫他们于主科的学识技能以外，能了解中等教育的问题，教学法的原则，青年的心理等等，所以便应设一个教育学的讲座或教育系，来讲授这些课程。如果这大学的目的，于养成中学各科的教师外，还要训练办学或教育研究的专家，和学务指导和行政的人才，那便应扩大范围，而设立一个教育科。从一国或地方的行政区域说，因为中等教育的急须改进，中学师资的急须养成，如果这个区域已有公立的大学了，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责成那大学开设一个教育科，也可以另用一宗经费，来开设一个独立的师范大学。”从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到教育科，再到独立的师范大学，足见孟宪承对师范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关心。而他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一职后，深感身兼重任，时刻以为国家培养人民教师为己任。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缺乏办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各类高等学校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而高师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其发展之道，一直备受关注。自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学术界对高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开始了“鸣放”。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董渭川的《师范大学往哪里去》，以后又发表了翁世盛等人共同写的《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有没有问题》，这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其焦点在于：师范院校是否应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这对各类师范院校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也不例外。
华东师范大学于1952年8月在孟宪承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虽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结合中国情况不够，全盘照搬，搞“一刀切”；教学管理不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结合社会舆论，学校师生也开始思考师范大学应该怎么办，与综合大学是分设还是合办，学制与专业设置等问题。在此形势下，孟宪承在学校整风运动的小组座谈会上，提出了自己关于高师问题的看法：就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来说，高师与综合大学的一部分并没有绝对的区别。但为了师资的迫切需要，大学以外还不得不另设高师，今天的高师和大学在修业年限、专业设置、科学研究的条件等方面，还是有显著的相对的区别的。如果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是从提高教学质量和提高科学水平而言，则不能即认为是迷失高师的方向的。这些意见的提出，虽然不代表学校行政的看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高师与综合大学有无区别，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应该看哪里等问题，进一步理清了高师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此后，随着党的整风运动深入和大“鸣”大“放”的开展，学校又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关于师大的培养目标问题，再一次被推到了辩论的风口浪尖上。一部分师生认为培养的“首先是工人、农民，其次才是教师”，而把“主要培养教师”的主张视为“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抵抗”。这一辩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9月颁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文件后，掀起了高潮。部分师生主张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应是多面手，既是工人、农民、战士，又是教师；部分师生认为应培养教学的多面手，即文科毕业生既能教教育学、心理学，又能教政治、语文、历史。总之，整个辩论深入到了学校的“师范性”问题，造成了教育思想和教学方针的一时混乱。
1959年1月，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华东师大教育改革》方案，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贯彻党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把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工农化教师。“工农化教师”的提出，顺应了国家对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表明师范学校培养的还是教师，但教师的培养要与工农相结合，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以纠正学校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偏差。这一方案的出台，再次明确了师范学校的师范性。
但此后由于过分重视生产实践，学生纷纷走出课堂，去农村，下工厂，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这一情况才得到解决。1962年，在孟宪承主持的第四届校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华东师大“试行《高教六十条》三年规划要点”，该规划要点在解决课程设置、生产劳动、教学质量等问题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华东师大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学校的师资、部分高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确定了社会主义学校的办学方向，有利于“大跃进”后学校工作的调整和充实。自此，便奠定了学校的“师范教育”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