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明
摘要皇甫谧是魏晋时期著名学者，对史学、文学、天文、医学都有建树。他在哲学上继承了先秦气一元论，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他的社会史观与哲学史观一样，既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又掺杂着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皇甫谧在史学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上古人口及史前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号玄晏，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于史学、文学、天文、医学等都颇有建树，后人曾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
一、皇甫谧的生平活动及其著述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其父时，家道衰落。皇甫谧自幼过继给叔父，徙居新安（今河南渑池），40岁时才回到朝那故居，务农为生。后染风痹疾，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卒于家。
皇甫谧生活于三国时期，兵祸连接，民生艰难。曹魏政权自丕死后，大权渐落于司马氏之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目睹这样的社会状况，使皇甫谧对仕途十分厌恶。景元初，司马昭进相位，征召皇甫谧等37人为官，36人应召，唯皇甫谧托疾不出，乡人亲友皆劝其应命，谧作《释劝论》明己志，剖白了自己“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又“频下诏敦逼不已”，皇甫谧上《草莽臣疏》，申述自己已“执专箕山”，要求晋武帝“犹当容之”，不要强迫他出仕。因此，皇甫谧至死都未曾出任官职，而以布衣学者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皇甫谧不恋仕途，尽心于学术研究，“耽玩典籍，忘寝与食”，以致被人称为“书淫”，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唯以著述为务”，就是在身染风痹疾后，“犹手不辍卷。”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尽管今已十不存一二，但篇目可考的还有12种。
（一）史学5种
《帝王世纪》十卷，记载自三皇五帝至于汉魏间的史实。据清人钱熙祚考证，其书佚于宋末：“皇甫谧《帝王世纪》，南宋人犹及见之，至宋末始亡，元明人所称述，皆即诸书中辗转援引，非尚见全书也。”该书史料丰富，因此注史常引录，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李贤注《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都转引该文内容，足见其学术价值之高。《高士传》六卷，记载自尧时的贤人被衣到曹魏时的管宁为止的80多位人物的事迹，《三国志》注和《文选》注都引用过此书内容。《逸士传》一卷，此书无辑佚本，内容不得而知，可能与《高士传》相类似。此外还有《列女传》六卷及《郡国志》。
（二）文集2种
《皇甫谧》二卷，录一卷。收有皇甫谧所作的诗赋文章，今有篇目可考者尚存8篇。其中《玄守论》《释劝论》《草莽臣疏》《笃终》4篇保存在《晋书》本传中；《答辛旷书》已残缺，载于《艺文类聚》；《三都赋序》见于《文选》；另《礼乐论》《圣真论》二文仅有篇名，见于《晋书》本传。《玄晏春秋》三卷，记载皇甫谧及其家庭的生活琐事。
（三）注述1种
《鬼谷子注》：今已不存，无从考知其具体内容。
（四）历法1种
《年历》六卷，此书为配合《帝王世纪》而撰。因此，宋人将其与《帝王世纪》合为一书。其实，两书虽然有联系，内容却截然不同。《年历》专论历法，反映了皇甫谧的历法研究成果，正如清人张澍所评：“（谧）精于历法……帮作年代历。”
（五）医学3种
《黄帝针灸甲乙经》十卷。因取材于《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故又名《黄帝三部针经》。“乃撰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全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针灸操作、禁忌、注重事项等，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医学著作；隋唐时列为太医院教材，公元7世纪传入朝鲜、日本，成为两国医学院的教材。《依诸方撰》一卷，记录了历代医家名方。《论寒食散方》也是一部医方集。皇甫谧的医方在当时很有影响，颜之推曾说：“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
上述12种著述，只是皇甫谧全部著作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仍可从中看出其学术研究领域之宽广，造诣之精深，成果之丰硕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著述中反映了皇甫谧的哲学观、社会观。
二、皇甫谧的哲学观与社会史观
皇甫谧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也没有留下过系统的专门论述。但从他著述中所表露的思想可以看出，皇甫谧的哲学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和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皇甫谧继承了先秦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化生之机。自然界万物多种多样，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从四时气候变化来说，有春气、夏气、秋气、冬气；从自然现象来说，有风气、雷气、谷气、雨气等，正是这个“气”成为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
自然界是由气构成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相结合后，产生了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地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各种精神状况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的。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也就不存在有，“精歇形散。”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的产生，正确地指出，各种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立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某些外界因素的刺激，或是某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卧不得安而喜梦。”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是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人食物。所以，做梦并不奇怪。
皇甫谧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万物有共同的物质根源，而且认识出现事物的盛衰荣枯。“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顺也。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水为阴，炎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故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此阴阳之变也。”以阴阳这两个概念提示了事物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即阴阳相互依存，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阴阳相互转化，“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阴阳相互制约，清阳气下隆为雨，要经过地之阴气的凝聚作用，浊阴之气上升为云，也要经阳气的蒸发作用，任何一方的变化，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显然，皇甫谧已经看到了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变化规律，而这正是朴素辩证法的基本要素。
以阴阳变化来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并非自皇甫谧始，先秦学者早就有所阐发。但皇甫谧作为一个精通医学的学者，用大量人体变化的例证来说明阴阳变化，就使得这一思想更为直观、充实，从而也就更具有合理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皇甫谧在承认物质的“气”是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根源的同时，有时又加进一个非物质性的“德”，成为二元论者，表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有时显得相当模糊。另外，他虽看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但没有能进一步提示出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因此，皇甫谧和古代许多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都还停留在自发、朴素的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皇甫谧的社会史观也和他的哲学一样，既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又掺杂着不少唯心的东西。
皇甫谧不仅认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政，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而且还指出，人们创造历史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夫唯顺而已矣。”如果说重人事的观点是皇甫谧高于其先人之处，是对中国思想的一个贡献，那么，也应该看到，皇甫谧的社会史观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强调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天命的观念，给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学色彩。他说，历代王朝的兴盛衰亡都是“天之历数”。人世间的事，总可以从上天显示的种种祥瑞灾异中得到预兆，例如尧“梦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汤得天下，有神獐白狼衔钩入殿朝”；“周时有天火降于王屋，流于赤乌，为周瑞也”。他把历史描绘成完全由上天意志所决定，认识为天的意志决意了人世的变化。显然，皇甫谧已经掉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中去了。
皇甫谧这种矛盾的社会史观，有其深刻的根源。一方面作为一个医生，他懂得治病绝不能靠神显灵，必须尊重事实，对症下药，因此他重人事。另一方面，作为儒学大师，又深受东汉以来谶纬之说的影响，时代的局限，使他无力摆脱。也正因为如此，皇甫谧的社会史观与哲学观相比，唯心主义的成分更浓郁，更明显。
三、皇甫谧在史学领域的贡献
皇甫谧一生写下了许多史学著作，尽管留下的很少，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卓越的成就。
（一）在土地与人口研究方面
古代社会，土地和人口一直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在议论治国大政时，也往往把土地和人口作为中心内容。但是，在皇甫谧之前尚无人对历代土地和人口状况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皇甫谧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数量上的统计与分析。
“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庄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傧之御，自世于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万四千人……至于战国……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元初二年……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万五十五人，汉之权盛也……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垦田亦多……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
皇甫谧整理的上述数字，其可靠性尚值得推敲，而且时间间隔也过大。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系统的土地、人口统计资料，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从夏商到三国的2000余年间土地、人口的变化，粗略地描绘出一张土地、人口变化曲线图。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代史家都十分重视皇甫谧的这一研究成果。从南朝的刘昭、唐代杜祐、宋元的郑樵、马端临，直到今人梁方促先生，都在著述中引用了这一统计材料。
皇甫谧还对历代土地人口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统治政策和战争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凡是统治阶级重视“男耕女织，不夺其时”，社会安宁，垦田、人口增长就快；反之，“民罹毒政”，“诸侯相兼”，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如秦行暴政，“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汉初接受亡秦之鉴，“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东汉末年，“豪杰并争”，“割剥庶民三十余年”，结果，“三帝鼎足，不逾（汉）二郡。”确实，在中国封建设会中，统治阶级实行的政策往往直接决定世道治乱，影响社会生产。
（二）对史前时代的研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十分重视史前时代的历史，广采博闻，弥补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带来的对史前时代的模糊认识，皇甫谧也继承了这一思想。首先，在时间上给予延长。司马迁的《史记》以黄帝作为史前史的开端，至于黄帝以前的历史，则认为难以考索，不足为证，这一观点自汉魏以来被不少史学家所共认。而皇甫谧则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前到“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补述了伏羲、神农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虽然这些补述依凭的是传说，并无信史可证，但就今天来看，无疑为我们研究史前时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次，扩大了史前研究的空间。皇甫谧对《史记》中未曾注意到的一些情况如三皇五帝的世系、重要部落联盟的活动地等作了考证、补充，如《史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从文意看，黄帝之妻并非嫘祖一人，但又未提及其他，使“正妃”二字殊为难解。皇甫谧作为补充：“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从而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部落联盟首领的婚姻状况。再如对一些重要部落联盟的活动地域的研究，“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又营曲阜；黄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少昊都穷桑；颛顼都高阳；帝喾都毫，一曰都高辛；尧始封于唐，后徙晋阳，都平阳；舜都蒲陂；禹本封于夏，为夏伯，及舜禅，都平阳，或在安邑。”并对这些地区的沿革进行了考证，如陈，“在《禹贡》豫州之域，西望外方，东及时绪、广周，陈胡公所封。胡《春秋传》曰：陈，太吴之墟也。于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从而使后人对传说中的伏羲、神农的栖息、活动地区有了较清晰地了解。
综上所述，皇甫谧仍不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哲学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社会史观中重人事，强调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史学观中重视经济史、史前史的思想，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应该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原文载《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