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安定郡，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北地郡而置，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辖21县，其中有朝那县，这是史料对朝那有县的明确记载。当时的朝那县，经诸多专家学者结合史料细致研究，其治所就在现宁夏彭阳县古城镇，这在学术界已成无可置疑的定论。东汉时期，由于形势所迫，安定郡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东汉后期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因羌族起义迫使安定郡再度内迁，“移郡寄理今武功美阳古城（今陕西武功）”。时隔28年后，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安定仍以临泾为郡治，属县沿旧，有高平第一城、朝那等县。魏晋之时，朝那县依旧，《嘉庆一统志·平凉府》古迹条记：汉朝那县“后汉及晋因之”，直到后魏才由原治“移于今灵台县界”。《太平寰宇记·关西道》良原条下记：朝那，“魏大统元年自原州百泉县朝那城徙朝那县于此”，魏大统元年即公元535年，也就是说，朝那城于此年才由原地迁出。到大统三年即公元537年，废除安定郡朝那县，另置安武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这才是朝那县在灵台的开始。从时间上算，距皇甫谧去世的公元282年已过去255年了。因此，两汉、魏晋时期及其后的朝那县建置沿革脉络是清楚的，只要用科学的态度，遵循学术规范，怎么也不能把皇甫谧生活的朝那县与几百年后重新设置的朝那县混为一谈。
（二）保护、挖掘和利用文化遗产的思考
当今社会，文化遗产成为各地发展社会经济，推动旅游产业的底蕴，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历史文化名人效应极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皇甫谧故里之争就是显著例证，本属于宁夏的历史名人，而在甘肃却得到了充分的研究、挖掘与利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记得新华社有位记者在调查宁夏固原与甘肃定西土豆产业时说过一句话：“宁夏人总是醒的早，而起的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皇甫谧研究热刚刚兴起时，在70年代末，彭阳县古城镇就出土了一尊“朝那鼎”，在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就向学术界刊发了报告，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王树林先生亲临彭阳古城考察，并结合史料记载，确认古城即为汉代朝那县城址。之后，吴忠礼、薛正昌等诸多学者先后撰文进行考证与研究，汉代朝那县城址在彭阳古城遂得到了学术界的定论。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吴忠礼先生曾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提出保护彭阳古城，修建皇甫谧纪念馆的建议。可以说，在学术研究上宁夏学者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只是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关部门也没有很好的贯彻开发历史文化资源需要的“政府领导、专家指导、当地主导”的原则。而甘肃却不一样，研究的起步工作基本上与宁夏同时，现在已经转换成了声势浩大的产业规模，在国内外影响广泛。他们的经验就是政府重视，专家努力，各行各业参与，矢志不渝的开发名人资源，共同打造文化品牌。
宁夏历史人文资源丰厚，秦皇汉武、一代天骄、康熙大帝、开国领袖等均在这里留下了活动足迹。名门望族也层出不穷，汉代安定乌氏的梁氏家族、安定朝那的皇甫家族、北周原州的李氏家族、隋唐原州的史姓家族等，还有著名的文化遗产战国秦长城、明长城、元安西王府、清董府等。这些人文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者寥寥无几，如蒙元时期建立在六盘山区的开城安西王府，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避暑行宫，他在这里完成了进攻西夏与金政权的战略部署后病逝，蒙哥汗、忽必烈等都曾驻扎于此。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成吉思汗的逝世之地还存在分歧，但六盘山说是最有说服力的，甘肃提出了去世于清水县的说法。内蒙古的有关媒体、学术界以及成吉思汗故里之地的相关部门前来做过认真调查，认为在开城病故的依据较为充分，并提出了向外宣传、开发利用的建议，让世人都知道成吉思汗的故去之地。还有吴忠的董府，其主人董福祥是清末朝廷的一品大员，是宁夏在朝廷的最高官员，留下的府第是宁夏境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有极高的可资开发利用的价值。
甘、宁两省区互为近邻，甘肃在开发利用人文资源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宁夏学习。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氏的陵庙——太昊陵庙位于河南淮阳，故里之地经过甘肃的努力，最终被确定在天水市。最近，有位博客在谈及篮球明星姚明时说过一句话：“姚明如果出生在河南或者甘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大个子人”，这话用在我们保护、开发文化资源方面值得思考。
三、皇甫谧相关文物的保护
皇甫谧虽已离我们久远了，而与其相关的文物史迹，依然见证着故里之地的悠久历史。保存、流传至今的文物遗存主要有：朝那古城遗址、朝那古城汉墓、朝那鼎等器物。
朝那古城遗址位于彭阳县以西16公里处的古城镇，地处茹河与任山河交汇处的茹河北岸三角平川正中，东濒店洼水库，西临朝那湫，北依罗家山，四面群峰环抱，风景旖旎，美丽如画。现存古城遗址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占地面积32.7万平方米，城墙残高1-13米，城基宽14米，沿城墙有护城壕。城址为长方形，依东、西二面开门，虽历经沧桑，但轮廓清晰，气势雄伟。
朝那古城汉墓属汉代墓葬群，位于古城北面的罗家山梁上。1983年，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和宁夏博物馆联合发掘一座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砖室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长14.2米、宽1.2米、距地表深5.4米，墓门用两层人字形砌法的砖封堵，墓前室长3.2米、宽3米，顶部穹隆式，采用单层砖砌法，地面转为人字形平铺。东壁有一个约1米见方的耳室。前室和后室之间有一门相通，上部起券，后室为长方形，长3.2米、宽1.8米，东西两壁砌14层砖后开始起券。该墓为合葬墓，因被盗扰，葬式不明。随葬品均置于前室，从后室出土的很多棺钉看，棺木应置于后室。出土器物主要有釉陶井、釉陶仓及陶器鸡、狗、璜、器座等，还有铜刀、骨管、五铢钱等。从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推断，其年代应为东汉早期。汉代的葬俗最能够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因当时的人们“视死如生”，能够营造大型的砖石墓葬，说明汉代这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虽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只发掘了一座墓葬，但这是一处汉代墓葬群，证明了汉代这里人口集中，从出土的釉陶等器物看，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朝那铭文鼎1977年，固原古城公社（现属彭阳县古城乡镇）古城大队农民郑月莲在古城城墙外修渠时挖出一件铜鼎，1979年由固原文物站收藏。该鼎盖已遗失，素面，高23米、口径17.5米、耳高7米、腹径23.5米、足高9.2厘米，腹部饰凸棱一周。鼎身刻有三段铭文，“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今，二斗一升，乌氏”、“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从内容文字结构分析，应为三次所刻。经实测，鼎身重量为2900克，容积为4200毫升，现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其为母体，于2004年5月监制直径为4.6米的青铜“民族团结宝鼎”，就位于宁夏固原博物馆前院正中。此鼎的出土，为学术界证实汉代朝那古城提供了不可多得实物资料。
错金银铜羊1974年，在固原古城公社（现属彭阳县古城镇），农民挖窑洞时出土，整体呈卧羊状。羊体用铜铸成，长8厘米、高5.5厘米，重665克。蹲卧，从头部鼻梁过背部脊梁至尾端纵贯一条金线，两侧用卷曲的金银线镶错成弯曲的毛状图案，不啻为西汉时期的一件精致的工艺品。现收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有力的证实了这里当时的社会状况。
伏波将军章 1974年，在今彭阳县白阳镇老坟湾的一座古墓旁发现铜官印一方，高3厘米、边长2.3厘米。龟形钮，座下四面都有孔，印文为阴刻篆书“伏波将军章”。从印的质地、钮形、大小、印方等特征看，属汉印风格。伏波将军是指东汉初期驰名的“马革裹尸”的名将马援。东汉初年，陇西成纪人隗嚣割据天水一带，举兵反叛，其大将高峻据守高平（今宁夏固原）。汉光武帝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亲率大军征讨，派马援招降高峻，收复高平。汉武帝抵达高平后，以高平为据点，消灭了隗嚣割据势力。马援当时屯兵朝那一带，由于战功显赫，受到东汉光武帝的称赞，这枚印章属他无疑。该印章的出土，也佐证了汉代朝那一带的重要位置。
“后汉皇甫祠”石匾 20世纪50年代，在修固彭（固原—彭阳）公路时，民工在今古城镇高庄村挖出一石匾，长约1米，宽约0.5米，匾额正面阴刻“后汉皇甫祠”，下款阴刻“北至弄水泉（今高庄村与黄泉沟之间）三百零三步，西至东山寨五里四十八步”的字样。“东山寨”为宋咸平年间镇戎军所统辖的军寨，在今彭阳古城。从出土匾额推断，这座祠堂最迟修建于宋代，是皇甫氏后裔拜祭先祖之地，同时反映了皇甫家族在这里生活的事实。
逝者长已，青山依旧，文物史迹，见证久远，朝那古城，雄风仍存，百家争鸣，已有论定，皇甫故里，即今彭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为了纪念皇甫谧这位杰出历史人物，彰显其历史功绩和故里丰厚的人文底蕴，合理开发、利用文物遗存，传播历史文化名人效应，应在其故里——彭阳县建设专题性纪念馆。一方面填补宁夏没有历史名人纪念馆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向世人展示皇甫谧及皇甫氏家族的历史贡献，功在当代，利及子孙。
（原文载《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