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反右”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并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然而，1957年6月转为“反右运动”，许多响应号召提意见的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右派”都得到了平反。时，我们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约五六十人，却打了七个“右派”，他们都是教学骨干，其中只有一个是喜欢提意见的，另一个因为撕墙报时没看清楚，把墙报上的毛主席像撕坏了，其他五个则主要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里有历史反革命之类。当时学校让我进入核心小组，还说要培养我入党。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基督徒，是不能入党的，即使如此，学校依旧让我在核心小组工作，后来成为教导组长，这也算是领导对我的肯定。这时上面给我校又加派一个“右派”名额，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将被列为第八个“右派”。她平时喜欢抽烟喝酒，说话声音又响又粗，性格也挺凶悍的，所以总是把差班交给她。我说：“能够不加就不加了吧，我们学校定了七个，已经够多了，是不是跟上面说说，第八个就不要加进去了？”大家也都这么说，最后那个老师总算逃过一劫。七名“右派”只有两位留在上海，主要是学校特别需要，一个是教物理的，一个是教几何的。特别是教几何的老师非常优秀，几何课上得很活泼，他随手一画就能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四十度角和二十五度角也一画就准，从不需要量角器。五个“右派”被送往青海劳改，“文革”后为他们平反，只有两位回来，其余三位都死在青海了。他们说： 到青海主要干苦活，苏联与中国关系紧张之后，原来为中国建造的国防项目都停工了，这时就叫劳改犯干，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根本不会干，真是苦死了。而且那里千里无人，曾有人企图逃跑，结果根本走不出去，又只好回去。
历次政治运动我没受到什么冲击。想来这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我工作一直很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另一方面，我为人比较谦让，遇到发补助、票证之类，我都让给他人，因此同事戏称我有“党员姿态”，种种努力使我得到认同。但“文革”前做老师总有点胆战心惊的，我姑妈在香港也总为我们家这些做老师的亲属担心，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她听说国内发生饥荒，上海也供应紧张，还常常给我们寄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要整某个人了，就逼党委抛出档案。解放前工人家庭的孩子不可能上大学，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出身有钱人家，何况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污点”，档案一抛出，解放后出生的学生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坏得不得了。我那时还担任年级组长，最初，朋友还担心我因为家庭、信教的原因会被批斗，值得庆幸的是，没人要求公布我的档案，否则也难逃一劫。当然，也因为学生和我关系极好，并不想整我，而在“人人过关”的大背景之下，1958年口述者与学生合影没有一张“大字报”提到我反而显得不正常，于是同事和班里的学生说：“大家都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你没有反而不好。”他们绞尽脑汁帮我想一个对我没有大害的批判罪名，想来想去想到我的笑脸，结果总算出了一张“大字报”，说：“某某人总在笑，就像资产阶级的‘笑面虎’。”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罪名本身就很好笑。
我们学校的女校长沈慧静没被打倒，但她也很害怕，有时会来跟我商量怎么办。当时许多人被打倒了，没人管理“大串联”“文化大革命”期间用语。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大串联”参与者以大中学生为主，各地成立很多接待站，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的经费，我就承担起来。我领来三百多元和一些全国粮票，学生在交来的单据上签好字，我就发钱给他们，一般学生来报的费用都在十元以内，也有的学生拣到两张车票，加起来不到一块钱，我也让他们报。有几个北京来的学生要求报销，我也同意了。北京来的红卫兵非常野蛮，他们不仅领着人去抄家，而且动手打人非常狠毒，他们抓来两个“右派”老师，解下军用皮带就狠狠抽，我们在旁边都吓呆了。
实际上，政治运动被整也往往和过去的人事矛盾相关。一位女老师平时对学生很凶，而且言谈举止显得很蔑视这些出身贫困的学生。当时买糕点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糕点票有钱也买不到，她常跟学生要糕点票，却又不好言商量，总是居高临下地说：“你把糕点票给我，你们家反正买不起的！”她是教生物的，要教好几个班级，结果她教过的每个班级学生都挺恨她的。“文革”一开始，学生就整她了，给她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剪成阴阳头，打骂不必说了，又在她胸前挂个盛满小便的痰盂罐，然后把一个个小石头投进罐内，让污浊的小便溅得她满脸。我实在看不下去，曾悄悄劝学生说：“给她挂了一个大牌子，她已经很难受了，你们就不要这样恶作剧了吧？”恶行总算停止，结果她被打得浑身铁青，一个臂膀几乎举不起来，她曾哀求说：“谢谢你，你们不要打我右手吧，我将来还要教书，右手不好就不能拿笔了！”
“文革”是波及社会各方面的。我哥哥是大同中学的教师，曾被抄家，好在他也是好好先生，群众关系不错，抄家时马马虎虎，本人也没被打。但在市八女中教俄文的嫂嫂吕筱英就没那么幸运了，她的前夫是犹太人，曾嫁给外国人在当时是不得了的罪名，女中学生打人一点不手软，还叫北京来的红卫兵打，所以被打得很厉害。我家二媳妇的爸爸当时在海运局做海员，她妈妈在医院当护士长。“文革”时妈妈被整，理由便是怀疑她丈夫叛国投敌了，逼她交代丈夫到哪里去了。海员一出海要大半年，那时和家里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她妈妈没法交代，说：“你们可以到海运局问，一船人都没回来呀！”可那些人是不讲道理的，还是逼迫不已，等到海员回到家，女人已被逼上吊自尽。
那时是不能随便说话的，有时还会有飞来横祸。我们弄堂里包家一个儿子正在南京工业大学读三年级，被抓进监狱，罪名就是写反动标语，后来被送到青海劳改，就死在当地了。“文革”前我们学校的厕所出现过反动标语，也曾叫每个学生写几个字以核对笔迹，但这么多人，也查不出个名堂，就不了了之了，好在没冤枉人。现在想来所谓反动标语不过是小孩子淘气在墙上乱写，未必有什么政治意义，否则怎么“文革”后再也没有了呢？
1971年母亲病重，住在瑞金医院，我正带学生在金山横淦学农，星期天要赶回上海探望母亲。那时从金山赶到上海要走大半天，交通非常不方便。“文革”时我常带毕业班，那时规定要半年学工半年学农，我常带队下去，身为教师要以身作则，手抓牛粪之类的脏活也只得带头干，好在我和学生关系好，他们都挺照顾我的，遇到重活往往抢着做，还说：“老师在旁边看着就行了。”我们在乡下也闹了不少笑话。刚下乡时正值春天，菜花把田野染成一片金黄，非常漂亮，学生们高兴极了。“五一节”放假后再回到乡下，菜花已经凋谢，满田是绿油油的菜节，而他们却不认识这些油菜了，学生们老在问：“这是什么？怎么长这么快呀？”那几年的“三秋”、“三夏”农忙季节，我常带学生去劳动，总算认识一些农作物了，就告诉学生是怎么回事。一到下雨天，乡间小路泥泞不堪，必经的独木桥更是又湿又滑，让人不敢迈步。但这么多学生要吃饭，我每天都要到菜场去买菜，这时我只好头戴斗笠，手持一根木棍硬着头皮出门。也许这种形象挺可笑的，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那位讨饭的祥林嫂，也因为我先生本名“祥麟”，跟“祥林”谐音，于是有人给我起个“祥林嫂”的绰号，不久就在老师、同学当中叫开了。
解放后宗教信仰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一般教徒不需要登记，只是工作以后每次填表都必须在政治面貌一栏填上“基督徒”三字。解放后我从不参加家庭聚会，只是在家里看看书，自己悄悄做祷告，孩子们看到不问也不说。在外面吃饭不能做饭前祷告，就端坐一会在心里默祷。“文革”时形势更紧张，我将许多犯忌的东西都处理了，如宗教方面的书、外文书，等等，甚至把自己披婚纱的照片也烧了，只保留一本小开本的《圣经》，然后把《毛主席诗词》的红色塑料封套取下来，套在上面作掩护。但这样做也挺危险的，如果被别人发现告发就不得了啦。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44年，第二个在1946年出生，后来两个孩子分别生于1953年和1962年。“文革”爆发那年，正好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另三个分别高中、初中和小学毕业。大女儿非常优秀，从向明中学毕业时可保送所有的名校，但那时国家正在全力发展军事工业，所以学校力劝学生报考哈尔滨军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大女儿响应号召报读西北工业大学，读的是航空系，专门研究雷达，毕业后被分配到三线企业，长期在西安工作，直到退休才回到上海。大儿子高中毕业后留在上海，在街道里做团支部书记。
二儿子初中毕业时正动员去黑龙江插队，我在中学当班主任，也要动员自己的学生去，只好给老二报名去黑龙江。启程那天我去送学生，也送自己的儿子，学生们看到我儿子也去了，就没什么话说了。火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就是死人的时候也没听到过这么伤心的哭声。二儿子长得矮小，身体也不结实，其实我心里很着急担心，也只好每天向上帝祷告。到了黑龙江，分给每人三十亩地要他们去种。种地的地方很远，他和另一个同学每天要坐牛车去种地。当时冰天雪地的，坐一会儿就要下来走走，否则会冻坏的。到了地里开始种黄豆，那时都是人工种的，一个人挖个小洞，另一个人丢豆种，再埋上土。六十亩是很大的一块地，两个人要种好久，才种了几天，老二就昏倒在地里。当地人赶紧送他回村，喝点热水再吊吊针，他才醒过来，村里的乡村医生说他心跳过速，不能出去种地了。他又被送到省医院复诊，医生说他的心脏不适合在北方生活，如果还在黑龙江，目前心跳过速，以后甚至会停止跳动。就这样，儿子在黑龙江待了四个月就回到我身边了。回到上海又去医院检查，心脏并没有问题，他真是幸运。他原来就会自己装收音机，懂点技术，回来不久就进了上海电视九厂。我们家很早就有电视机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并开始系统清理“文革”及“文革”前的历史冤案。以后，宗教活动也恢复了。1979年，解放前当过“救世军”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新教中从事传教与社会服务的国际性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威廉·布斯成立，以军队形式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教徒称军兵，传道人称军官，且有军阶、军衔，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著称。军长的老先生找到我，宗教活动一点点恢复。信仰自由之后，就越来越好了，退休前学校星期五的政治学习我可不参加，而去参加政协的学习。诸圣堂是1982年复堂的，之前这里曾是煤气公司，但周围还有一些教产到现在并未归还，比如隔壁的幼儿园原来是教会办的小学，镇反时小学校长魏生本被打成反革命，后死在牢里，房产就充公了，到现在还要不回来。
信仰对我的人生还是有益处的，一切交给主，碰到事情就会心胸宽大。当初先生家三兄弟都住在一个石库门里，照理三妯娌是很容易闹矛盾的，碰到利益争执时我什么都不要，这样就不会和人有矛盾了，对自己身心健康也有好处，九十初度的口述者人说心宽体胖是有道理的。退休以后，我还是喜欢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教会的学习之外，我还组织教友到外地去玩，我们都是老头、老太，平均年龄七十岁，我都九十岁了，还能爬上天台山。
妇女参加工作都挺不容易的，我参加工作时整个学校只有两位女老师，因为学校领导认为女老师要生孩子，非常麻烦，所以尽可能聘用男老师。另一位女老师比我小几岁，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她先生是一位二胡演奏家，可惜老夫妻现在都患上老年病。我侄女倪彬彬是中国第一批女律师之一，后来她成为女青年会的理事，最近纪实频道《往事》栏目还做了她的专访，叫作《风雨玫瑰》。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很平安满足，现在孩子大了，家庭、工作都很圆满，我就更放心了。
。（http： //www.czsz.cn/Disp.aspx？SerID=17928）
张友余： 《民国初年的数理期刊与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2011年22卷1期，第165页。，
参见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韦中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区物理学本科教育状况研究》，第20页。
（http： //www.docin.com/p249296406.html？bsh＿bid=2920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