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还有其他材料能够证明临潼县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是芷阳县的辖地呢？当年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情势十分危急，刘邦带着纪信等人，溜出楚军大营。《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意思是：刘邦逃离鸿门，直抵骊山，沿着一条狭窄的“芷阳小道”，回到灞上大营，可见这条“芷阳”小道，全部都在临潼境内。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紧靠临潼县城，还保留着一个以“芷阳”命名的村庄，有一条以“芷阳”相称的山谷，村头的石碑上刻着“芷阳遗址”四个大字。这里还一直流传着刘邦在“芷阳”道上“歇脚”的故事。
应该说，“芷阳”故城只是一个点，而“芷阳县”却是一个面，在那种“以点代面”的做法受到质疑、面临摒弃的情况下，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从西安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特大新闻：1986年油王村的村民王学良，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他在修渠的过程中，发现有个地方的夯土层，很像西杨村那边的秦俑坑。后来，经过省、市文物考古单位共同勘探，又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断定这一带确实就是当年的秦东陵。据说，他们对一号陵园两个并列的“亚”字形大墓，进行了重点钻探，查清了它们的形制，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同时还确定它的范围是24平方公里。
不久之后，有关秦东陵的说法，就陆续出现在袁仲一先生的著作中，他断言：秦东陵之内有四座大墓，时代属于战国晚期。这四座大墓到底是谁的？从西安方面发出的大量材料看，在秦东陵里面，肯定有秦宣太后、秦昭王、悼太子和秦庄襄王的四座大墓。四座大墓都发掘出来了吗？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定性”材料都找到了吗？这种考古“定性”过程，是需要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吗？可惜的是，除了大量的宣传材料之外，正式的、规范的考古材料，人们始终都没有找到；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个来路不明的秦东陵，在2006年5月，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说秦东陵是“来路不明”的呢？因为，一开始修渠挖出很像秦俑坑“夯土层”的说法，本身就非常可疑。因为在广大的西安地区，秦汉时期遗留下来的夯土遗迹实在太多，几乎所有的夯土操作，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区别。由于两个地方的夯土层一样，就能够证明这里有秦宣太后墓葬的话，岂不反过来就可以推出，秦俑坑也与秦宣太后陵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有人说杜甫《怀灞上游》诗“怅望东陵道，平矼灞上游”中有“灞上、东陵”的字样，由此可见：在灞上地区，一定还有一座“东陵”才对！他们说，如果灞上没有一座东陵，杜甫就能够瞎说吗？
新的证据又增加了：在现今洪庆地区附近，有一个以“东陵”命名的乡镇，至此纸面上的“东陵”，落实到了地面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后来，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叫“邵平店”的地名，由于邵平是一位与“东陵”两个字有着直接联系的人物，才使得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卲平以为名也。”既然这灞上地区，有“邵平店、东陵乡、东陵侯”众多地名、陵名的出现，如果将它与宣太后陵墓联结在一起，那么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于是，邵平的“东陵侯”，顾名思义就被解读成是秦代专为“负责秦东陵”工程，而加封为“侯”的最高官员。面对西安方面提出这么多看似完善、系统的秦东陵构成材料，人们又该怎么办呢？看来，邵平是“秦东陵侯”是没有问题的，秦朝灭亡后，他隐居在灞上地区种瓜，培育出一种优质“东陵”西瓜品种，又以他的名字为地名，以官职为乡名，作为一种对前人的纪念，也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有问题的话，就出在灞上地区是否真的存在着秦宣太后的大墓，还有那个“东陵侯”本身到底是不是为修建陵墓而加封的新爵位，这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秦东陵侯，是不是与修陵建墓有关，这是大成问题的。袁仲一先生等人不是一直强调，帝王陵墓的工程主持者，都是当朝的宰相吗？所以，秦宣太后的陵墓，应该由相国穰侯来主持，秦庄襄王的陵墓，应由相邦文信侯吕不韦来主持。在这种情况下，再封一个“东陵侯”邵平来主持，则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在秦朝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一位国君的陵墓是由什么“陵侯”来修建的，汉唐以来的所有帝王陵，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由什么“陵侯”来修建的。谁见过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是由“长陵侯”来建的？谁又见过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是由“乾陵侯”来建的？
根据《汉书·表》的有关记载，西汉时期就有几十个与“陵”有关的“侯”：如平陵侯、鄢陵侯、朗陵侯、舂陵侯、稜陵侯、阜陵侯、容陵侯、淮陵侯、路陵侯、荼陵侯、广陵侯、众陵侯、沂陵侯、南陵侯、成陵侯、兰陵侯、宜陵侯、河陵侯、终陵侯、义陵侯、宁陵侯、高陵侯、榖陵侯、沅陵侯、醴陵侯、沶陵侯、商陵侯、安陵侯、开陵侯、乐陵侯、将陵侯、定陵侯、睢陵侯、波陵侯、句陵侯、洛陵侯、泉陵侯、襄陵侯等等，他们都是以各地的地名被封赐的爵位，尽管他们封号中都带有一个“陵”字，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与修建帝王的陵墓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在《汉书》记载中，真正带有修陵色彩的侯，就是“阳陵侯”傅宽、“营陵侯”刘泽、“建陵侯”卫绾。汉景帝阳陵的修建，难道和“阳陵侯”傅宽，没有一点关系吗？请看：在秦代的虎符上已经有“阳陵”的地名，《汉书·傅宽传》记载，刘邦封傅宽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傅宽在汉景帝即位前39年就已经去世，可见汉景帝阳陵的修建，与“阳陵侯”傅宽毫无关系。汉高祖十一年，封刘泽为“营陵侯”，他的封邑营陵县在山东的青州；据《汉书·卫绾传》记载，汉景帝“封绾为建陵侯，明年，乃赐绾告归”。可见这些“陵侯”都没有与陵墓挂上钩。
“秦东陵”是虚构出来的
仅就“营陵侯”、“建陵侯”、“修陵侯”的本意而言，他们是与营造陵墓、修建陵墓无关的。虽然“营”、“建”、“修”三个字，都是土木工程常见的用语，但在古代进行帝王陵墓建设过程中，也是避免使用“营陵”、“建陵”、“修陵”之类用语的。况且，“营陵”是春秋时期的陵名；“建陵”是唐肃宗的陵名；“修陵”是南朝梁武帝的陵名。应该说，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名词”，与工程作业意义上的“动词”，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工程意义上的“营陵”、“建陵”、“修陵”叫做“营窆”，《唐书·高祖纪》说“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为营窆。”营窆，即营造陵墓之意。
既然没有修陵的职能，为何还要封那么多与“陵”有关的侯呢？原来“侯”是一种爵位，往往与食邑的县乡地名，为其被封的称呼。汉代，阳陵侯的食邑，在河南的阳陵县；营陵侯的食邑，在山东的营陵县；建陵侯的食邑，在江苏的建陵县；平陵侯的食邑，在陕西的平陵县。那么，东陵侯的食邑在哪里？秦时，以“东陵”命名的地方是《汉书·地理志》中说的“庐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金兰，即汉初的东陵县，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这应该就是东陵侯邵平真正的食邑之地。秦朝灭亡后，封号无效，邵平留在咸阳务农种瓜，这段历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秦代所封的“东陵侯”，确实是与修建帝王陵无关的，理由是：秦时的帝王坟墓，是不能称为“陵”的，秦始皇的墓，只能叫做“山”或者“骊山”。这是为什么呢？《广雅·释丘》记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在《汉书·地理志》中，又有“非独为奉山园”的记载，“山园”是什么？《文选》说“南背国门，北首山园”，《注》说“山园即山陵也”。《战国策·赵策》里有“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的记载；《战国策·秦策》里有“一旦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的记载。所谓“山陵崩”，指的就是古代帝王“去世”，也可称为“驾崩”。
《水经注·渭水注》记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日知录·十五·陵》里说：“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周官调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以上所有史料，都说明当时的历代秦王所建之坟，只能称墓、称冢、称山、称丘，而不能称为“陵”。如果真要任命一位侯来专管灞上地区秦王丧事的话，那也应该叫做“东山侯”、“东丘侯”、“东冢侯”才对啊！如今，突然冒出一个“东陵侯”邵平，硬说他的职责是修帝陵、管帝陵。这难道不是与当时“山”的称谓相矛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