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辩解说，确定“十九年”是秦始皇时期的十九年，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是有充分的证据，是经过严格科学论证后得出的结论。且慢，人们在这里想要看到的，不是由什么人经过渲染、加工、包装出来的秦始皇十九年，而是要在铜铍上，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属于秦始皇十九年的直接证据，更不要那些分析出来的所谓证据。其实，在这16件铜铍上面，确实是刻有准确的年份的，也确实没有找到能代表秦始皇时代的明确标记。所以，在正式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上，出现有“秦始皇明确纪年”铜铍的字样，与实际存在的情况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将没有“明确纪年”的铜铍偏要说成是有“明确纪年”的铜铍，出现这种违背事实的文字材料，决不会是一般的疏忽和失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不作任何评论。不过，明眼人早已看出，这是一种对于俑坑器物所采取的“搭车式”或者是“捆绑式”的年代认定方法。在过去的物资紧缺时期，有的地方，将优、劣的商品，强行“搭配”销售，那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自从“吕不韦戈”出土之后，借着“吕不韦戈”含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事实，有人也想“趁热打铁”，将“十九年”铜铍等16件兵器，也贴上一张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标签。
不仅是“趁热打铁”把“无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兵器”变成“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兵器”，更有甚者，有人还添油加醋，无限地扩大“有秦始皇明确纪年兵器”的阵容和数量。俑坑原来只有5件“吕不韦戈”，称得上是“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经过一番包装，不仅将16件铜铍，如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20余件”，而另一位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聂新民先生在《兵马俑坑属始皇》的这篇文章中，更将俑坑中刻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兵器数量，一下子就增加到有“几十件”之多了。
“捆绑”总归是“捆绑”，“搭车”总归是“搭车”，最后能不能“捆绑”得上，能不能真正“搭上”车，则是大成问题的。其实，有“明确始皇纪年”的“吕不韦戈”，经过人们一番仔细地辨认，都已经被排除出俑坑“原配兵器”的行列了；现在人们看到的16件铜铍，由于它没有“秦始皇的明确纪年”，而无法与秦始皇直接挂钩，因而也难以给秦俑1974年的“定性、定名”，增添任何新的筹码。如果一定要将无“明确纪年”的铜铍与有“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相提并论，无非是想构建一个完整的秦始皇时期兵器纪年序列，但这一种虚幻的设想，实在是很难兑现的。
要将这16件铜铍的纪年，排列到“吕不韦戈”等“有秦始皇纪年”兵器的系列中来，要使这种顺序排列能够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前提条件：由于在这16件铜铍上，并不直接显示秦始皇的时代“印痕”，但如果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能够经过考古论证，在可靠依据和确凿材料基础上，证实这16件铜铍确实属于秦始皇时期制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提出的论证材料，仍然不能合理解释存在着众多不合理、不协调现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断言：这16件铜铍与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还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由于铜铍的存在，恰恰证明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坑。
如何认定铜铍的年代
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秦俑坑的建造和青铜兵器的存在，本来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事情，俑坑是固定不动的，兵器是可以移动的，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建造和制作年代。在俑坑中出土的“纪年兵器”，只代表着兵器“携带者”可能进入俑坑的最早年代。如果秦俑坑建造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10年左右，那么铜戈也好，铜铍也好，它们来到俑坑当然是很正常的；如果秦俑坑确实建成于几十年以前的秦国，而且又在秦朝末年被农民起义大军彻底毁坏的话，那么5件“吕不韦戈”也好，16件铜铍也好，它们进入秦俑坑之中，也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俑坑里出土的“十九年”等铭刻的铜铍，它们到底是秦始皇时期的纪年，还是秦昭王时期的纪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学术上没有完全定案的问题，虽然袁仲一先生等人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但那仅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再也不可能提出另一种全新的观点了。为了弄清当年对于铜铍“定性、定名”的虚实真伪，很有必要对一号坑中出土的“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等16件铜铍的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作一番认真、全面的回顾，对铜铍当年被“推定”为秦始皇“纪年兵器”的说法，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点评。
关于铜铍有“秦始皇纪年”铭文的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也就是说将铜铍的铸造年代，确定为秦始皇时期，最早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原来，秦俑考古队的刘占成先生，在1982年第3期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秦俑坑出土铜铍》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铜铍的铸造年代，进行一番非常简单化、理想化的“论证”之后，就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从此之后，这种说法就被很多人全面地接受了，而且也被当做一种正式的“定性”材料，广泛地流传了下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刘占成先生对于铜铍年代的论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的。
首先，他认为在5件铜戈和16件铜铍上面，都出现了“寺工”两个字，又断言“寺工”只是秦始皇时期才有的主管兵器铸造的官署。因此，将“寺工”两字铭文的兵器，按年份“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吕不韦戈”排在前面，“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铜铍”排在后面，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的纪年序列，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另外，在一号坑中出土的“三年吕不韦戈”和“十七年铍”两种不同兵器的铭文中，竟然都有一个相同的叫做“窎”的工匠名字，证明这个工匠“窎”，曾担任过两类兵器的铸造业务，将他前后贯通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道理在哪里呢？刘占成先生分析说：在秦国的历史上，以战国时期的秦简公十二年，到秦子婴元年秦朝灭亡，共经历十四代，其中在位超过十七年的，只有秦献公、秦孝公、秦昭王和秦始皇四代。所以，“十七年铜铍”的所属年代，只能从这四个时期中去寻找。但是，以正常人的年龄来推测，工匠“窎”工作活动的时间，不可能从秦献公十七年或者秦孝公十七年，一直延续到秦始皇三年，即使以最晚的秦昭王十七年开始推算，到了秦始皇三年，工匠“窎”已经年迈力竭，不可能再去制造兵器了。如果将“十七年铜铍”定在秦始皇十七年，那工匠“窎”还很年轻。
最后一条理由是：这16件铜铍，都是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内出土的，既然这个兵马俑坑已经被“定性”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当然铜铍的年代，也应该归类于秦始皇时期。刘占成先生还声称，“铜铍上的刻文，与秦始皇时期诸多器物的纪年方法是类似的”。有了这么多“充足”的理由，就能确定：铜铍铭刻的十七年，只能是秦始皇在位的第十七年，而不是秦昭王时期的十七年，更不会是秦孝公时期的十七年了。刘先生的这一番推断，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在推断的许多环节上还存在着什么重大失误的话，那就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了！
刘占成先生对16件铜铍的“定性”推断，实际上是有很多漏洞和谬误的。首先，那种认为“寺工”两个字只是秦始皇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寺工”两字，不仅在汉代出土的器物中一直就存在着，而且在早于秦始皇的年代中，也已经有所发现。证据就是：1995年春天，在西安市未央区一个古代灰坑中，发现有“寺工丞玺、寺工之印”的封泥，由于它和秦昭王时期“加边栏”的印式相同，而被考古界一致认定是秦国早年的器物。在江苏仪征出土战国后期的铜铍之上，也刻有“寺工”两个字。在咸阳博物馆中，就收藏着秦孝公时期刻有“寺工”两字的青铜器。由此可见，“寺工”并不是秦始皇时期所特有的。
不知所谓工匠“年迈力竭”的这个观点，有什么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论证依据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年迈力竭”四个字，正是因为有了这四个字，才使“铜铍纪年”有纳入秦始皇时期兵器系列的可能，才能起到一种“一锤定音”的重大作用。然而，工匠“窎”这个人，从秦昭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开始，到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中间只相隔43年，到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中间也只相隔46年。难道在秦始皇时期，工作的年限达到46年，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时兵工厂的工人，一接近这个年龄，一个个都变成“年迈力竭”的人了？
《全汉文·为兄超求代疏》里有“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的记载；《史记集解》里有“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的记载；《汉旧仪》里有“男子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的记载。这些都说明：秦时15～60岁，都属于正常的服役期之内。工匠“窎”，以15岁入伍，适值秦昭王十七年，到了秦庄襄王三年，他才57岁，到秦始皇三年，这时他正好是60岁。所以，刘先生用“年迈力竭”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坚持提出工匠“窎”，不可能从秦昭王十七年，一直工作到秦始皇三年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