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秦俑形象,个个都是膀大腰粗,如果让3个大汉,挤在只有1.00米×0.90米的小车子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以中国人体标准体宽0.60米计算,3名甲士所需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在1.80米以上,否则这些甲士,根本就不可能施展任何的战斗动作。由于秦俑坑这些车的车舆尺寸非常小、非常杂乱,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舆六尺”的制度,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肯定这些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王朝时期制造的车,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用于作战的车。应该说秦俑坑里面的车,是一些早年制造的、只用于非军事作战目的的“等外车、杂牌车”。
出于研究的目的,有必要浏览以下资料:殷商遗址的轮距为2.40米、2.20米、2.00米;陕西老牛坡遗址的车辙宽度为2.25米;陕西周原齐家村的轮距为2.00米;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的车轨宽度为1.80米;秦国霸城遗址测得的车轮轮距为1.50米;西安北郊一处遗址中的车辙宽度为1.50米。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中的车辙间距为1.10米;河北井陉天门关车辙宽度为1.40米;长沙浏城桥出土的车轮距为1.39米;云南曲靖古道上的车辙宽度为1.40米;辽宁朝阳一处城门,留有宽度为1.40米的车辙印痕。这么多尺寸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好几个宽度为“1.40米”的车辙了。
车舆、车轨、车辙、轮距、轴距、轨距,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说文解字》说:“辙者,通也;车辙者,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辙,是谓之车轨。上距舆,下距地,两旁距轮,此之谓轨。”车轨既指车舆两轮之间车轴的长度,也指两个车轮着地形成的车辙距离。从《铜车马发掘报告》的材料可知:一号铜车轮距为0.95米;二号铜车轮距为1.02米;放大一倍后的原型尺寸,一号铜车轮距为1.90米,二号铜车轮距为2.04米。俑坑出土几辆车的情况:多数车轮直径在1.34米~1.35米之间,只有一辆车的车轮直径为1.80米;只有一辆车的轮距为1.80米。
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始终都与“车、轨”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和“人生轨迹不可磨灭”,都有一种缜密的哲理性。秦始皇的时代精神或者秦代对“车”的立法背景,还体现在“车同轨”的法定制度中。“车同轨”制度确定之后,秦代所有车辆的车轴长度,必须是统一的,也就是车辆的轮距,必须是相同的。任何一辆车是否属于秦代,最权威、有效的鉴别方法,就是看看车的轮距尺寸,是否符合“车同轨”的制度。秦代许多历史悬案,如果不从当时“车轮”和“车轨”的角度去认真地进行梳理和解剖,恐怕是很难进行破解的。
李白《北上行》一诗中,就有“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的句子。说的是各种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对路面都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即使在石质道路上行进,时间一长也会磨出两道深深的车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车辙。杜牧在《池州诗》里,也有“九衢林马过,千门织车辙”的句子,说的是在四通八达的城外,处处都有如织的车痕。在古代,车轮总是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行进的,车辙本身起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如果车轮正好与车辙相一致,那么车辆就能够十分顺畅平稳地前进。而任何难以与车辙吻合的车辆,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轨道上行驶。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车根本没有它的用武之地,所以认为秦军是以战车进入敌国而取胜的说法,只是一种想象而已。比如,只要在关隘任何的地点,开挖一些横向的大沟、大坑,战车就休想再往前方推进。在近代的工业社会,许多国与国之间的铁路轨距,往往是不相同的,如果谁要想进入对方的路网,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换轨交接措施。在古代,外交使团频繁进出对方领地,也要在指定地点换乘专车,才能够保证成行。而对于来自敌国的各种军事侵袭,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任何以“车”的方式,不同车辙的道路是将强敌拒于国门之外的最佳手段。
张文立、王云度先生在《秦帝国史》一书中说过:“战国时,各国车轴的长度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不同轨,就意味着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车辙有别、互不通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郡国各除道、治道运行。”表明对全国主要道路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整治,成了秦王朝最为紧迫的工作。秦始皇计划在原来六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以咸阳为中心的“国道网”。平原地区土质路面和车辙,比较容易修整;但全国绝大多数的山区道路和车辙,当碰到坚硬基岩时,改造起来特别困难。一直到秦朝灭亡,有一些重要的路段,改造工程并未完成。
最早提出“车同轨”并且加以实行的,并不是秦始皇本人。在《管子·君臣》里,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在《礼记·中庸》中,也有“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证明各诸侯国,自身都作了改辙的尝试。秦始皇是中国全面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第一人。《隋书·礼仪志》上说:“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诸侯疆域之间的“异轨”不通车,于是才有秦代全国性的“改辙”工程。应该说,“要致富、先修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倡导者,就是这位秦始皇。因为,只有整治道路,才能通车,才能真正加速秦朝经济大发展。
秦代“车同轨”制度,是指全国范围之内,需要在“国道”上行驶的车,不论车型有多大差异,但车上主要部件尺寸必须完全统一,这个部件就是车轴。由于车轴统一,车辆的轮距随之统一,这是车辆制造“标准化、系列化”的先决条件。有了这项措施,秦朝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大规模、高质量地制造出急需的军用和民用车辆。统一车辆主要构件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就要解决一个更重要、更困难的问题,这就是要彻底整治六国留下的封闭、割据性质的道路设施,就是要拆毁和清除一切有碍“行车”的道路障碍,要让秦朝的车辆直接通向全国、通向边远地区。
路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加上“车同轨”制度的实施,统一轮距之后制造出来的车辆,在行车过程中发生车辆损坏之后,所有标准化的零部件,都能够得到及时地更换,这对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秦朝统一后的轨距,具体的尺寸到底是多少?“秦式”古道的遗迹又在哪里?2000年8月17日《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称,“井陉古道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相同”。2001年8月17日《新华网》一篇文章也指出:“井陉古道车辙与秦陵铜车马坑中铜车的轮距一致。”考古界一致认为,井陉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俑坑出土的“战车”,轨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轮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轮距是2.04米。有意思的是,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的轮距相合,也不与铜车的轮距相同,可是它却与公元前55年,古罗马战车1.435米的轮距,几乎“同出一辙”。1.435米的轮距,在英国沿用了2000多年,现已变成了国际公认的铁路标准轨距。相对而言,秦王朝留下的1.40米的车辙,说明中国轮距的统一工作,比古罗马时期早了165年。应该肯定,秦王朝采用标准轨制度,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贡献。
铜车马坑出土的两辆铜车,它本身就不能做到“车同轨”,哪里谈得上去与井陉古道“车同轨”。如果井陉古道车辙尺寸是秦代“车同轨”的凭证,那么可以断定,铜车马坑中,无论是一号车、或者是二号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代之物。同样,秦俑坑中那么多的车,大小尺寸各不相同,尤其是1.8米轮距大车的出现,也突显出它违背秦代“车同轨”制度的重大情节。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与秦王朝的“王令国禁”、“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的车。这一些目无王法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周秦时期,凡是不符合制度的车,均称为“奇车”,《释文》里说:“奇车,奇邪不正之车。”《礼记·曲礼上》中,有“国君不乘奇车”的记载。许慎《说文解字·叙》里说,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袁仲一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在2006年2月28日《西安日报》上说:“俑坑中的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有辇车、战车、独轮车等之别,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再说,‘车同轨’制实行的如何,还是未知数。”
袁先生认为,秦代实行“车同轨”,根本是“多此一举”的事情,理由是:不同类型的车,就有不同的车轨,不管什么车,都是能够在任何道路上自由地通行的。难道袁先生真的认为俑坑那1.9米轮距、四马驾驭的“战车”,是能够通过狭窄难行的崤函古道而进入韩魏等国的吗?崤函古道有一段石质的车辙,至今仍然完好地存在着,车辙的宽度只有1.06米,这些道路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想用这些杂七杂八的所谓战车进军六国,想用这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去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单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