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证明秦俑坑的这支部队,并没有进行一场真正“车战”的任何能力,甚至能用确凿的材料,证明秦始皇时期根本就不具备进行任何“车战”条件的话,那么秦俑馆考古学家提出的“秦俑坑大量步卒围绕‘战车’,车战是最基本的作战方式”的结论,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与此同时,如果能够证明“车战”兴盛的年代比较早,那么自然而然就能把秦俑坑本身的建造年代,大幅度地向前推移了。可以相信,这也是秦俑“定性、定名”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观点对立的双方,一定会在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一场全面的学术大争论。
著名历史学家蓝永尉先生认为:古代战车的乘法和使用情况,能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兵这里得到准确反映。尽管出土时木质车体已经朽毁,但从陶质的战马、甲士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战车仍然是前驾4马,甲士3人,战车的形制没有很大变化。秦汉之交,汉将樊哙曾以轻车和骑兵攻破雍南;汝阴侯夏侯婴善用战车,曾4次以战车突击立功;车骑将军灌婴以车骑追击项羽至东城。说明在汉初的战争中,战车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到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0年~前87年),汉朝的军队为了与匈奴进行持续的战争,才发展大量的骑兵部队,此后战车便在战场上逐渐消失了。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也说:“战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汉武帝时。在此以前。骑兵和步兵虽已成为独立的兵种,但未取代战车。如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周文,‘西至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就是证明。”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中说:“就秦末汉初有关车战的记载,也不乏其例。据《史记·陈涉世家》载,葛婴‘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史记·匈奴列传》亦曰,‘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字面上看,学者们提出的材料依据中,确实都有“车千乘”这句话,难道凡是有“车千乘”三个字的,就意味着它一定是战车,一定是当时存在“车战”的凭证吗?秦末的农民起义军,都是临时汇集起来的饥民,没有和秦军发生过正面的交战,哪里有什么真正用于实战的战车,哪里有什么和秦军进行过“车战”的记录。再看《史记·穰侯列传》中有“穰侯出关,车千乘”的记载,这“千乘”之车是一种什么车呢?《史记·范雎列传》中说:秦相穰侯的车,只是一些老牛车而已。所以,以“车千乘”为依据,去认定那一定是“战车”,实在是一种凭空的想象。
直至汉代,确实还有“车千乘”的记载,但它们都不是能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车”。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与俱之临卭,尽卖车骑,买酒舍。……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汉书·卫青传》记载:“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汉书·李广传》记载:“陵至浚稽山,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妻子随军徙边者,大匿车中。”《汉书·爰盎传》记载:“客送丧车千余乘。”由此可见:汉代的车骑,是可以进行买卖变成私车、变成丧车的。即便是军车,它们也是一些用来进行田猎的车,或者是辎重、宿营、军眷用车。
“车”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车”的功能和种类,是可以不断地转化和改进的。在春秋的初期,中国境内有800多个诸侯小国,由于它们的疆域都很小,在一些地形较为平坦的地区,有使用战车攻伐敌国的有利条件,也有拒敌前来侵扰的设防对策。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仅存十几个诸侯大国,战争的规模无限扩大了,动辄双方要投入几十万兵力,经常要离开本土,到千里之外的地域去进行外线作战,加上山河横断、关隘闭塞,车辙狭小,战车根本就无法在敌国境内自由地通行,车战这种早年有效的作战方式,也不得不在实际的战场上逐渐地“消失”了。
《文献通考》上明确记载:“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摇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车伍不整,而元帅每以车逐利,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车战之法废矣。”秦汉实行“车同轨”制度,全面改造、整治道路系统,“车”才可以通向全国各地,面对北方匈奴强大的骑兵,“车”仍然不是“骑”的对手。《文献通考》指出:秦汉的车,“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其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车战方式早就过时了!
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得更清楚了:“三代至春秋时,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故兵车之制,车战之法,今皆不传。汉有武刚车,晋有偏箱车,然不过行载辎重,止为营卫而已。其出击仍以骑兵,故能制胜。唐房管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卒以取败。春秋时,敌国皆车战,皆战于平原旷野,其兵将亦皆素练车战之人,故宜之。管以车,禄山以骑,时异势殊,故用有利钝,非车之罪也。今中国击胡,欲用车战,此最不通时宜者。”杜甫《兵车行》中“尘埃不见咸阳桥”上的兵车,最多也只能是一些临时运兵车、辎重车、后勤用车。
有些车能承担部分军事用途,可以称为军车、兵车,但不能称之为战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记载,“凡车利行平地;古者,秦晋燕齐之交,列国战争必用车,故千乘万乘之号起。自战国楚汉血争,而后日辟南方,则水战用舟,陆战用步马,北边交使铁骑,战车遂无所用之。”秦俑坑出土的车,即使在车战兴盛的年代,也不符合军事作战需要。战车的乘法是,每乘必须有甲士3名:左方甲士持弓,主射;右方甲士执矛,主击刺;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手。但是,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却明确地写着,秦俑坑的战车上“原立有铠甲武士俑两个”。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在当前的考古工作中,经常出现一种偏向:有人见到一个“车”字,就认为它一定是“战车”;有人只要挖出一辆“车”,就认为它一定就是“战车”,这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很固执、很机械、很不妥当的。比如说,秦俑坑里挖出那么多的“车”,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车,它们到底能不能用于实战,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车”,本来就值得人们去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在,还是让人们来看看秦俑坑出土的“车”为什么都不是作战用“车”的各种事实和证据吧!应该说,用它们去否定和推翻秦俑的那一种“定性”结论,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古代,用于进行拼杀的“战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要有满足三名甲士在车上完成各项战斗动作所需的内部空间,不然就无法进行战场格斗;其二,要有适应在外域疆界特殊车辙前进的通行能力,如果战车都开不到敌国,哪还有什么“车战”可言;其三,要有极其平坦开阔的、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场地,在作战区域之内,不能有河沟阻断,不能有崎岖地形,否则遇到的麻烦就大了;其四,要有足够的主战兵器以及弓矢器材的储备,装备不全的甲士,到战场无疑是去送死。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验证一下秦俑坑里面的“车”。
古代木制战车,是相当笨重的,一乘车的车体宽度,不应少于2米,驾驭战车的四匹战马,横向活动空间也在3米以上。春秋时期的战车,轮径大多都保持在2米左右。这种车的自重,再加上各种兵器,重量实在太大,战马拉着它要取得很高的速度,是很困难的。车体又不能太宽,轮距也不能过大,否则拐弯调头都很困难。秦俑坑所谓“战车”,车舆的宽度和进深尺寸是:1.00米×0.90米、1.10米×1.00米、1.20米×1.00米、1.30米×1.20米、1.37米×1.10米、1.40米×1.08米、1.43米×1.08米、1.45米×1.10米、1.50米×1.20米。难道这样一些尺寸的车,就能作为真正的战车,在战场上进行拼杀吗?
如果它们确实是秦代的战车,那么就应该按照秦王朝的法令去行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中,也有“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的规定。这是说,秦王朝制造的所有车辆,尽管用途各不相同,但车舆的主要尺寸、车轴长度、车轮轮距,必须按照标准化、系列化要求,以统一制定的基本尺寸,去安排和组织生产。任何有违法律和制度的车辆,是不允许出厂,不允许上路的。即使它们上了路,也是无法在秦代统一固定的“车辙”内自由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