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朝在封建时，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把姜太公和周公封到了齐和鲁这两个地方。周王朝的这种封建，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也确是能够辖管其阔远疆土最有效而且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于稳定和巩固周统治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齐与鲁两国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先齐和先鲁文化的差别，特别是建国方略的差异，形成了既彼此关联却又走向各异的文化风格。鲁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仁者型文化系统。而齐文化则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形成的智者型文化体系。孔子在《论语·雍也》里对齐鲁两支文化作了这样的概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明确了两支文化的特质。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馀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除对两支文化特质作了更形象的阐述，其间的贬褒好恶也很分明。
两支文化这种分化走向是源于其两国不同的担纲人，也就是鲁国的周公旦与齐国的姜太公。鲁国君是制礼作乐、建章立典，被尊为儒学奠基人的周公旦，即所谓的周公，是一位自幼在制礼作乐环境中成长，由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周公在周初的封建中虽然被封于鲁国，他并没有走马上任，他留下来辅佐年幼的成王，由其长子伯禽赴鲁国就任。伯禽既然为礼仪世家周公的传人，其子承父业，子循父道就是必然的。他在执政期间极力推行周礼，后代子孙也沿例奉行以礼治国之道，使得周的礼乐典章制度在鲁国得以完好地保存并传承下来。及至春秋，礼崩乐坏，周礼渐趋冰消瓦解，而独鲁之礼治坚挺不倒，令万邦瞩目，以至各国纷纷来朝。晋国宰相韩宣子就曾多次访鲁，他在“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鲁春秋》时，不由感慨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大分封之初，太公曾问伯姬“何以治鲁”。答：“尊尊而亲亲。”这种尊亲思想也即后来周公治国之道。鲁国分封之初即享有尤厚于其他诸侯国的待遇，可以享用天子礼乐，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明白地标示其所有的“亲亲”宗法意味。
伯禽入鲁后，因“变其俗，革其礼”，摒弃殷民土著文化，革除其旧有的礼法，而代之以周礼，使仁爱为本的尊民、崇礼、明德、喜乐、爱诗、重文、尚仁的礼治思想在鲁国得以传承。《汉书·地理志》谈到鲁国的风俗时有“其民有圣人之教化”之说。宋欧阳修的“孝慈、友悌、忠信、仁义”之说也正是对鲁“尊尊亲亲”礼治方略的具体阐释。
“尊尊”，是尊敬应尊敬的人，讲究尊卑贵贱有序；“亲亲”，即亲爱应亲爱的人，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之类的伦理道德。关于这一话题，有两则故事很有代表性。其一是很小时候听父亲讲的发生在鲁国的仁孝教化故事，后来的一首诗作为这个故事的佐证：
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父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这首诗是写闵损的，即被后人誉为“二十四孝”之一、位七十二贤之列、以孝行闻名于世的闵损。闵损，字子骞，鲁国人，孔子弟子。闵损在很小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后来续弦，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在其父亲面前对三个孩子表现得一视同仁，而背后里常常虐待闵损。尽管这样，闵损却从来没有在其父亲面前提过其继母的恶行。在寒冷的冬季里，继母因为给闵损做的棉衣看起来比她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还要厚深得丈夫嘉许，而闵损穿着这样的衣服却冻得瑟瑟发抖。其父亲以为其身体不好，就要其继母为其棉衣加厚，再三加厚后，闵损仍然是不堪其冷。有一次与其父一起赶车外出，闵损冻得连缰绳都抓不住，掉在了地上。父亲恨他没出息，一气之下拿起马鞭朝闵损抽去，棉衣被抽破，露出漫天飞舞的芦花。得知了真相的父亲一定要休了继母。闵损就跪下来替继母求情：“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其继母听说后，终于悔悟。闵损的孝行不仅感动了父母，也深得远近之人的赞赏，其仁义孝行广为天下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另一则故事是从书中得来的，是关于孔府的“世代恩亲”张姥姥的仁义故事。
唐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孔府由于远离朝廷而被断了恩赏。孔子第四十二代孙文宣公孔光嗣靠在当地做个泗水令，勉强支撑门户。当时孔府有个洒扫户，原姓刘，叫刘末，后来进孔府当差，改名孔末。孔末是个无耻小人，他一直觊觎孔家袭封爵位，就在一天夜里纠结一帮人杀死了孔光嗣。正巧那天孔光嗣的独子孔仁玉去了乳母张妈妈家，因怕留祸患，孔末就追到张家，逼迫乳母交出孔仁玉。张妈妈有个儿子与孔仁玉年龄相仿，而且两人都是秃头，张妈妈就将儿子和孔仁玉互换了衣服，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孔末，以牺牲自己的亲骨肉为代价将孔家这唯一的根苗保护下来。孔仁玉后来改名换姓，生活在张家，并与张氏母子相称。孔仁玉十七岁的时候进京赶考，被授以太学士。十九岁的时候上书皇上奏明孔末乱孔的真相。明宗派人查办，诛杀孔末，让孔仁玉回曲阜袭爵，断了宗的孔子世家才得以中兴。孔仁玉为报张妈妈舍子救命和养育之恩，奏准皇上，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妈妈官称“张姥姥”。从此，孔府上下都尊称张妈妈为“姥姥”，孔仁玉授给张姥姥一根楷木做成的龙头拐杖，可以用它来管教孔府衍圣公的一品夫人。张姥姥死后，“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就由她的长房儿媳继承，世代相传。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描述她小时候见过的“张姥姥”：
那是一位农家妇女，五十来岁，粗布裤褂，紧扎着肥大的裤腿脚，一双小脚，挎着个竹篮子。酒席筵上在达官贵客中毫不在乎，呼三吆四，大吃大喝，临走时，竹篮里还要装满吃食。
就这样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说是粗陋的农村妇女，在传统礼仪潜移默化的熏染下，在大义面前，她会毫不犹豫地弃利就义，牺牲自己亲生骨肉以成全圣人后裔。这正是我们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讲求忠恕之道的鲁文化，也是人们惯以乐道的山东人讲情义，本性仁厚而富有牺牲精神的情缘本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