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在这以前， 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 但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起，混沌初开，云开雾霁。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不管愿不愿意，我长大成人，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 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 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奥斯卡·马策拉特的。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想象、蝴蝶、花仙子，这些单纯透明象玻璃一样的语言，是它们自愿的无可选择的放弃了我，我已经长大成人，想象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
我突然的想起了我的外公。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便一发不收， 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这就象一场热病，一次狂乱的恋爱， 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在那些忧伤而怀旧的清明季节里，他也显得如此遥远，不为人提起。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他们就象天上的星星，彼此没有关联，没有呼应，淡漠而又冷峻，不象我的爷爷奶奶家， 那些姑姑，大叔叔，二叔叔，小叔叔，虽然性格各异， 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
据母亲回忆说，外公死的时候，正是冬至。天气很冷，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双手常常是冻僵的， 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的运用。屋檐上挂满了冰凌，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 滴滴答答的落下来，那水滴是脏的，渗着泥土的气息。
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正在家里烧菜， 那时虽然菜价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工资也是微薄的，因为是冬至，母亲提早回了家，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吃鸡在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邻家的开门声， 自行车扛上楼时不小心碰到车铃而传来的瞬间的铃声。因为普遍一致的收入水平，七十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那时的节日，温馨而又简朴，那时的夜色，也没有怪诞喧哗的气息，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的讲话，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 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人们好象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当然，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隐私可言。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我们住在三楼，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 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几只眼睛在侧耳谛听、偷偷窥望，窗帘很厚，拉得密密层层，只有邮递员的声音到处回荡。
母亲一定没有悲痛欲绝的大声痛哭。不象外婆死的时候， 那时我已经读小学，性格内向而又孤僻。外婆死的时候母亲痛不欲生，整个脱了一层皮， 并且这样的心境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早上， 我们全家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外公老家的列车。 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以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异乡人，她的心态微妙而又复杂， 这种心态常常导致患得患失的结果，工作调动的不顺，人际关系的复杂，种种因素，令她忧心冲冲。对于外公的死，母亲的反应必定是震惊而又漠然，谈起外公，母亲至今带有某种隐隐的忧愤，就如同外婆晚年的照片， 没有一般老年妇女的那种慈和谐调，她脸上的表情是不协调的，眉头紧蹙，淡漠而严峻。 我想这一定与外公有关。女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男人无可分割的影响， 无论是主观上或是潜意识的，象外婆那样的旧式妇女与母亲这种善良的女人，更是难以脱俗。 她们固执的认为男人自私而又无情，自然， 外公对于她们这一观念的形成具有某种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以一个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一群古老守旧的女人之中， 他成为她们的希望，继而失望，最后为她们所咬牙切齿。
车站杂乱无章，我们登上了火车。车站的杂乱无章中，因为景物的单调与人们衣着的基本统一，又显出了一种奇特的秩序来。这种秩序令人产生前途渺茫的心态。父亲和母亲在路上都没有讲话，他们沉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大人们经常误认为我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或者是缺少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很多感想我烂熟于心，有时是羞于表现，还有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卷全身，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早熟的孩子。那次的奔丧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我才四岁，不可能对周围事物有选择的加以整理归纳，并把它们珍藏在头脑之中。奔丧的过程，与过程中的形象完全来自于母亲零星的话语，并且这话语稍瞬即逝，仿佛思考过多就会勾起更为惨痛的回忆似的。母亲不愿意过多的谈论外公， 那会让她产生一种身世沧桑之感，过去种种顿时涌上心头，母亲基本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人，只有在与父亲的婚姻上，她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决断，毅然奔赴他乡，我经常翻看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秀气纯净， 还带有一种属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的典雅气息。我总以为，在外公的那些子女中，母亲无疑是最美丽的一个，但家道的败落与时事的动荡，让母亲的一生总是处在劳累奔波之中，她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母亲对于外公的怨愤或许也有着这样的因素，有个朋友对我说过，你母亲如果能有一个全然无忧、尊贵超然的环境，她的美与高贵，要再上十倍。一个精致的灵魂与躯壳，被某种看不见的事物长年磨沥，无可避免的会显出些许粗糙与暴烈来，母亲或许觉察到了这点，但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家道败落，因为背井离乡，因为那个浪荡自私的外公。
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 后来每次重回上海，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 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 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种。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所以， 我一下车，稍走几步，就进入了公寓的大院。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 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奇怪的是，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仿佛，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我对它熟视无睹， 既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一切都具有某种程式。 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终于，有一天， 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我总是乘了车， 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我站在斑马线上，等车流走过，就穿越马路， 然后走上那些平台……
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对于某种故事的陈述， 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死了，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 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那个平台，现在我又清晰准确的看到了它。 我已经说过，它让我想起了岛屿。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 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 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走入这个城市，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 再小心翼翼的步入这城市的边缘。好了，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 来陈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那平台，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 成了城中之岛，而城市的本身，则演变为海。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 投奔了这个城市。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在于外公， 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致。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 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直到他死。我猜想， 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城市的核心中去，他一辈子只是一只侯鸟，或者说，他永远只存在一种岛屿的性格，漂泊无定。
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曾经询问过两个人。一个是母亲， 另一个就是大姨妈，外公的长女。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 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遥远而绵长，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叙事风格， 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外公？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 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外公？她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迷惑不解， 充满了疑虑。你要写外公？她再次提问。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只是她的回避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 比如说，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外公外婆曾经住过， 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 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大姨妈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 犹豫不决的，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座普通公房，有什么好看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膏，你涂一点，我对大姨妈说， 脸色会很好看的。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了来，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里，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 四周是铜色的围杆，还有树，出奇的绿。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 大家也没什么钱，生活象树一样的清洁。我与父母来到上海， 总是远远的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大表哥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
那天我们在去淮海路的途中，大姨妈忽然在车上叫了起来：快看快看， 老房子，那里，看到了吗？我朝窗外看去，一排房子飞速的向后退去， 灰色的外观，方的形状，没有围栏，也没有树。这些形象，我无法对它们加以选择， 它们各自占领了我记忆的一些空间。不存在失望，也没有任何确定可言。
我终于放弃了寻找情节的努力。这一方面来自于无可奈何的事实， 另一方面，我发现情节与回忆一样，其实也是不确定的。 它在陈述或者证明了事物某个方面的同时，往往甚至是必定回避了它的另一面， 对于情节的陈述最终将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某一天的瞬间里， 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当小说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谎言的悄然登场。没有人能够回避谎言。 即使我寻求到事情真正的缘委，面对那些活着的亲人，我将仍然只能徘徊在事实的周围， 而无法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所以我将用谎言来开始我的故事， 我将用撒谎的方式来说出某种真理。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在我拥有记忆之前， 他就从我的生活里悄然消失，毫无踪影。我只在母亲的旧相册里看到过一个模糊的背影，这是你外公。母亲说。那张照片里外婆面向镜头，旁边站着大姨妈、二姨妈、四舅和我母亲。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拍成现在这种样子，外公侧身向后，是他偶然而突变的动作？还是摄影师故意的安排？那是四十年代的上海，风云突变的前夕，那时外公早已离开老家，他离开老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回去，唯一的两次例外，一次是为了逃难，另一次则是迎娶他的第三房老婆。外公认识外婆的时候，她在上海开着一个典当行，生意兴旺而又稳定。１９３６年的上海，充满了优雅、绮丽和懒散，女人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坐在黄包车上， 线条优美的小腿裹在半透明的丝袜里面，鞋跟很细，曲线充满了暧昧。到处是昏黄的色调，灰白的鸽子落在外滩上。街上走着神秘的女子，慵懒的卷发垂落于肩，行人稀少，街与街、楼与楼之间隔着雕花的泛着铜色的栏杆。那是盛行着爵士乐的时代， 在古典与忧伤中充满了色情，但那色情也是美的，要供回味的， 是女人的旗袍被风撩到高处的那种色情，是迷醉死人的那种靡烂，是不负责任也没有责任可负的大艳情。那种时代专供男女制造故事， 专供一个懒惰的社会在醉眼惺松的眼风中抓住一夜的快乐。外公带着行李一脚跨上码头的那一刻， 就感受到了空气中的那种气息。他深吸了一口气。外公遇到外婆的时候，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房太太，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他４０岁，比外婆整整大了１５岁。 他们相遇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年代，但我不能肯定，他们的结合是否具有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艳情，只是据母亲说，外婆在她的晚年，经常在儿女面前唠唠叨叨的讲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那个败家精的父亲，我的钱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
外公到上海是来做生意的。外公的老家山青水秀，并且盛产一种竹器。 他是家族中最小的幼子。那是一个后来被划分为地主一类的家族， 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声名，外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富足而又优裕，他的一些高雅的、后来在穷困潦倒之时则成为穷酸的起居习惯，很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明他在年轻时受过沧桑，但我总是隐隐觉得，早在他踏入上海滩之前，就发生过一些事情。后来我长大以后去过外公的老家，我最小的一个姨妈仍旧住在那里，她的智力有点问题，傻兮兮的，她的丈夫经常要打骂她，他拿了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她就满屋子的逃，嘴里发出吓人的尖叫。从这个傻姨妈家里的窗户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大山，我是在夏天去那里的， 每天很早我就到山上去散步，因为太阳一出来，满山就象个蒸笼一样，树叶也在向外冒着热气。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外公要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外公是他们家乡中最早一个出门闯荡的年轻人，在他之后，好多人带着家乡制造竹器的绝技出来了，在外乡，更多的是在上海驻留并且发展着他们的产业，他们中间， 好多人凭借着这门竹器买卖立住了脚，发了财，成了大资本家， 而外公的生意则永远是这么大，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他在做生意上永远是个败家，不精明， 没有手段，喜爱为所欲为，这些生意场上的大忌在他身上样样具备。 我常常在想，其实外公来到上海，可能只是被那种气息所吸引，远远的在那些山青水秀之间，他就闻到了它们，他天生的与它们息息相通，纵然相隔了千山万水， 他也会赶来与之相聚。生意只是一个借口，它是与外公最格格不入的一个词。 一踏入上海滩的码头，外公就知道，他这一辈子将永不会再离开这个城市， 事实也确实如此，几十年后，社会制度变了，上海变了，一切都成为沧海桑田， 外公却仍然住在这城市的某个破旧角落里，又老又穷，直至死去。
外公遇见外婆的时候，他在生意上已经惨败过几次。 不管外公是否意识到他来上海的潜意识般的动机，他终究是在做生意，终究希望能够发一点财。 生意上的失败使他心灰意懒，其实外公在遇上外婆以前， 就开始频频的光顾一些比较高档的妓院，在女人方面，他要求甚高，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品味。 外婆在与外公生儿育女之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艳遇，外婆大为震惊， 后来儿女们的种种异样把这种震惊推向了极致。我已经说过， 我最小的一个姨妈是个弱智患者，二姨妈患有先天性的眼部肌肉瘫痪，我母亲从小体弱， 唯一的男孩四舅则脾性怪异，具有某种极端的性格，这性格最终把他推向了毁灭。这就是说， 从大姨妈之后，外婆所生的子女在遗传基因上都出了点问题， 根子来自于外公，他得了梅毒──他那些风流韵事、男欢女爱的后遗症。在晚年，外公与外婆长期分居，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很少产生那种美满的婚姻， 就是奇遇艳情也丝毫不解决问题，外公把这个城市中的一夜狂欢、 醉生梦死发展到了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瞪目结吞的地步，首先感受到绝望的是外婆， 然后这种丧失信心的毛病扩展到整个家族的成员，大姨妈、二姨妈、我母亲，还有傻姨妈一见到外公， 就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她们完全不象是外公的后代， 仿佛与他丝毫都不存在着联系，她们只是怕他，被他的浪荡吓怕了。只有四舅是个例外， 他当面顶撞那个不可一视的父亲，指责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这样的冲突经常会发生在饭桌上。外公在那时已经开始彻夜不归，有时候他突然推门进来， 把他那些孩子吓了一跳，傻姨妈有一次脸孔煞白，象只半死的猫一样钻入桌底， 任凭她的兄姐怎样叫她，都不肯出来。外公坐在了饭桌上，外婆正在厨房里，对于外公的归来，她无动于衷。饭菜终于端了上来， 孩子们战战兢兢的把小一半的屁股挪上凳子，眼睛只看着面前的饭碗。没有人想到四舅会突然讲话， 其实只有傻姨妈注意到了这一点，四舅的眼睛一直象鹰一样的盯着外公， 凶狠而又严厉。很可能四舅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精神分裂的症兆，据母亲回忆说， 四舅从小就极为孤僻，脸上布满愁云，喜欢在家门前的林荫路上象幽灵般独自游荡， 林阿姨经常为了寻找他花费上整整几个小时的时间，四舅躲在树上， 密密层层的树叶把他藏了起来，他在树叶之间向下窥望， 四舅对于林阿姨呼唤他的声音完全不加理睬。后来有一段时间，外婆把他反锁在家里的一间黑屋子里， 窗是用铁栅栏钉死的，四舅有时候在里面大喊大叫，有时又一连几天的默不作声， 以致于傻姨妈以为他已经死在了里面。但更多的时候， 四舅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其实外公在他所有的儿女中，最宠爱四舅， 除了他是这个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之外，四舅的身上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傲与冷漠， 外公从来都不承认他的小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他觉得唯有四舅继承了他身上的某些斌性， 只有四舅与他一脉相承，所以说当四舅在饭桌上与他顶撞冲突时， 外公虽然象一只愤怒的公牛一样大发脾气，粗暴得令人浑身发抖，但心里却是暗自窃喜， 为自己拥有一个对手般的儿子得意非凡。
母亲很小的时候，外婆为她请了一个奶娘，请奶娘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习惯，女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形，把喂奶这件天伦之事转借他人。 所以在我出生之后，虽然那时家境贫寒，生活拮据， 母亲也为我请了个干净清秀的女人作我的奶娘，我在照片上看到过她， 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四周充满了荷叶边的白帽子，就象是外国电影里某些古堡中的女管家，那顶帽子让我立刻喜欢上了她。母亲的奶娘是杭州人，她在外婆家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母亲断奶以后她仍然以保姆的身份继续留住，外公与这位奶娘的风流韵事我是从傻姨妈那里听来的，傻姨妈在喝了一点酒以后会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洞察能力， 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变得嗜酒如命，这也是她那丈夫经常要打骂她的原因之一。她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瓶瓶罐罐、碗橱甚至于床底下找酒喝，酒后的傻姨妈判若两人。那一年夏天我在她家住了一个礼拜， 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夫妻两个的打骂声吵醒，他们那个地方房子的窗很有意思，四个方向都有窗，到处都是窗，窗上挡风的好象不是玻璃，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窗远远的望过去就象是一个个的洞。从洞里可以看见外面的石板街，街上仿佛总是有着淡蓝色的晨烟。 那些烟不是从远处的山上飘过来的，而是长年不散，不论刮风落雨。这就是外公的老家，外公的儿女在他们的父亲远离故乡几十年后，又一一的被送回到这里， 其中傻姨妈永远地留下了，她变得对于外面的世界恐惧异常， 她总是缩在那一个个的洞口后面，心里充满了忧伤。那天傻姨妈一个人在家里，她已经偷喝了一瓶酒，我从山上散步回来，傻姨妈拉住了我，好象很想和我说话。街上有一种奇怪的声音，所有的窗因为没有玻璃，就象是完全洞开。 傻姨妈说话的口音已经全然不象一个在上海出生的人，在每个字的结尾那里都有着一个回旋，仿佛要激昂上去似的，结果却是怪腔怪调，令人忍俊不禁。傻姨妈让我在她面前坐下以后， 就笑兮兮的朝我看，然后她对我说，你长得可真象你外公。
母亲的奶娘姓林，大家都叫她林阿姨。林阿姨会做很好的针线活，我的几个姨妈即使在外婆无力为她的子女添置新衣的时候，衣着仍然别致可人，不用担心会让人窥探出家境的败落潦倒，这里面的功劳当之无愧的属于林阿姨。这个家族里有一种打落牙齿往肚子咽的习俗，面子是要的， 必要的排场是要的，即使外公与外婆刚刚有过一次恶吵，走到人前， 他们仍然可以做得滴水不漏。林阿姨是个沉默的女人，外公在用他的方式引诱了她之后， 林阿姨仍然保持了她的那种沉默，她终日陪伴在外婆的身边，后来当外婆无力偿付她的工钱， 婉转提出让她暂时离开的时候，林阿姨还是没有走。 她之所以对我们家有着如此深刻的眷恋，很多人都猜想那是因为外公的缘故， 但其实林阿姨对于外公完全没有感情，每次外公回家，她都躲避得很远，在厨房里悄无声息的吃饭，在姨妈她们的裙子上绣花。她完全不属于外公钟爱的那一类女人，她与我那个高傲的外婆一样可怜，虽然外婆经常对林阿姨高声训斥，在心境极差时，甚至暴跳如雷，但林阿姨似乎对此毫不在乎，她从桌子底下找出吓得缩成一团的傻姨妈，开了门，搀着傻姨妈的手，在林荫道上呼唤我四舅的名字。
我终于知道，我出生在一个陈腐的落日般的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无法逃避时代的变迁，但它的陈腐与旧色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得到了保存。那是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外婆一家已经迁至我前面提起过的老房子里居住。外婆在中年以后开始迅速的发胖，但渐渐发福的体形却给人一种定力十足， 非常平静的感觉，她是个隐藏力很深的女人，别人很难从脸上发现到她内心的起伏跌宕。 每到下午，她总是坐在两楼朝南的窗户那儿晒晒太阳，并且永远穿着深藏青色的衣服。外婆真实的内心几乎无人知晓，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外公， 外公其实是她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 但这个男人把她辛苦积攒的家产败了个精光，让她后来的晚年生活凄惨无比，这实质性的结果， 把曾经肯定存在过的浪漫时光冲刷得干干净净。外婆在那些个凭窗的下午一定回忆过那座小洋房，在外滩附近的一个僻静之处，四周都是白色的栏杆，门前有一小块草坪。 她和外公就是在栏杆与草坪之间相识的，她很精明，一眼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世家子弟， 她从来都不是个彻底浪漫的女人，但他身上的某种气息确实也吸引了她， 这个家族中的女人，只要一旦丰裕稳定，骨子里的优雅灵动、浪漫风骚便会脱颖而出。她朝他桀然一笑。外滩的钟声悄然响起， 外婆的旗袍就如同某种暗示性质的记号，外公在漂泊生涯的栖息地──上海，终于有了一个家。 外公住进了外婆的那幢小洋楼，孩子们开始接连不断的出生，外婆总是在怀孕， 挺了个大肚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她的典当行连同她所有的希望， 一股脑的全都交给了外公，等到她终于从产床上下来，得以稍事休息的时候，才忽然发现， 她和她的孩子几乎已经一无所有，典当行已经被外公在赌台上输给了别人， 就连这座小楼也早已作了抵押。她成了个穷光蛋，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情况才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有一天，我在大姨妈家，我忽然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外公喜欢你们吗？话问出了口，我就觉得相当尴尬，这问题看似简单， 其实里面包含了相当微妙的成份。我记得大姨妈稍稍愣了一下，然后说，自己生的孩子， 怎么会不喜欢。我暗暗舒了口气，尴尬的场面终于得以回避，但我心中思忖，大姨妈她其实正是在闪烁其词，她用一个普遍的真理躲闪了我正面的提问， 她心里应该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母亲和我的那些姨妈们，在少年时代， 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外公送回了他的老家。外公让他们下乡务农。多学点东西回来！他对他的那些儿女们说。 那是外公一手制造的一起上山下乡运动， 我的那些单纯胆怯的姨妈们莫名其妙的就远离了她们的出生地，来到那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这是不是就如同外公当年的背井离乡一样，又是他的一次兴之所致呢？不得而之。 这行为有点象李白醉酒后的诗篇，月夜里的醉态，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推断。 母亲与姨妈在那里呆的时间有长有短，二姨妈住的地方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的大老婆家， 二姨妈一次也没有见过那个知名人士，她和那位整日伤心落泪、 独守空房的女人终日相伴，屋子潮湿阴冷，院里长满青苔，时间在那里已经停滞不前， 二姨妈后来回忆说，那女人简朴到了几乎是吝惜的地步，而且怕黑，怕日光的影子，怕细碎的声音，她经常在晚上叫二姨妈陪她一起睡觉，还经常在梦中惊醒，说着梦呓，讲着糊话。弃家远行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作为那个可怜女人的亲眷，外公同样也抛弃了家乡的结发妻子，远走他乡，奇怪的是， 他把他的儿女们一股脑的扔了回来，象几只小狗小猫，她们被那个伟大的父亲弄得完全不知所措，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不敢问，她们拿了行李乘上轮渡，就离开了家， 只有林阿姨在岸边不住的挥着手绢，用手背擦着眼泪。
在这期间，外公回过一次老家。因为那时我母亲得了一场重病，病得人事不知，乡里的医生都连连摇头，觉得这个秀气瘦弱的女孩凶多吉少。 外婆那时也生着重病，卧床不起，对远方儿女的思念和对外公的绝望， 折磨着这个可怜而又倔强的女人。不知是谁告知了外公这个消息，他竟然连夜搭乘夜航的班船，赶赴家乡。班船是在第二天早上到岸的，上岸以后， 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车路崎岖，又刚下过雨，冬天的雨日湿兮兮的，冷风直往衣服的每条夹缝里钻。碰巧车子又脱班了，等车的人都在说这一脱班，起码要再等上二、 三个小时，甚至更长。外公在车站的雨篷下面不断的徘徊，他心急如焚， 就在忽然之间，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步行回去。说走就走，细雨已经变成了雨夹雪， 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泥地不断的使他脚下打滑，好几次都差点摔了下去。 当姨妈们看见外公象个泥人似的出现在她们面前时，惊讶得一个个张大了嘴， 仿佛再也合不拢似的，她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几乎觉得这个父亲可能是个冒牌的货色。 外公去乡下探望重病的女儿，在家族中被公认为一次意外，或者是一次例外， 似乎外公的到来给母亲带来了好运，她奇迹般的日益康复，面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过了不久，外婆也来了乡下，同来的还有林阿姨。在这件事情上， 外婆好象在外公身上又看到了一点希望，她的眼睛里又闪出光来， 姨妈们有几次亲眼看到他俩在河边紧紧依偎，说着悄悄话。那是一段如同闪电般的甜蜜时光， 和谐与温情又光顾了这个家庭，姨妈们在河边捉鱼，她们还钓来了很多小虾， 林阿姨从上海带来了干净好看的花布，为她们缝制新的衣裳。一切都如同田园诗， 恬静，安逸，外婆幸福得都快要昏过去了， 她觉得可能是这里的风水改变了外公的劣性，很多次她与林阿姨偷偷商量，一再推迟着回去的日程。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在盼望着奇迹发生，有时候好象真的看到它了， 心中惊喜着自己的真诚与愿望终于感动了上苍，而当终于发现这一切， 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梦幻、一场单相思之后，这时的失望，将比从来不存在希望时更能彻底的打垮一个人。
外公在乡下的那段时间里，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的那位结发妻子。 他仿佛再也不能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但那时他确实表现出了好父亲的一切禀性。他带了姨妈们到田野里去，她们象一群安静的羚羊， 跟随在令人畏惧的父亲身后，她们怕他，他再坏，再没有出息，再胡闹，她们也仍然怕他， 这种畏惧来自于骨髓，象所有的血缘关系一样无法更改。但田野里的那些时光， 如同梦境一般，他是那样的慈祥，浑身充满了活力，他教她们许多游戏， 让她们坐在小树林里，等待着日落时分暮色划过树梢时的神奇景象。 有些营养不良的姨妈们跟在高大的外公后面，山坡上满是枯草，草叶的梢尖是白的。 她们不敢走得太近，她们仍然怕他，她们玩得高兴时会象麻雀一样尖声叫喊起来， 但只要他一走近，她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低眉顺目。
外公与外婆在我母亲病愈之后终于回到了上海。第一个晚上， 外公就劣性难改，彻夜不归，全然不知去向。屋子里只有外婆、林阿姨和我四舅。外婆脸色铁青，心里的愤怒不知向谁渲泄。过来，外婆对四舅说，过来， 坐在我的身边。林阿姨对四舅使了个脸色，四舅就乖乖的走了过去。 你长大了也象你父亲那样吗？四舅使劲的摇头。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货。外婆忽然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她的脸因为深深压抑着的愤怒，显得有些变了形状。是的， 外婆的脸到了晚年是变形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我对那个形象的感觉， 那是一张比例失调的脸，线条被拉长了延伸了，但其中有某个例外， 一般老年人的嘴形，都有那么一种惊愕的神情，向前突出， 配上眼睛里不满和惊讶的眼光，仿佛对面前这个日益令人费解的世界既提防又好奇。但外婆不是， 她的嘴在形状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优美的线条， 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的紧闭着，并且略微向下垂落，就象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 凭了顽强的毅力，终于忍住了悲伤，外婆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
就是我的这位外婆，后来，在外公死了四年之后，也是个冬天， 她在一个独自一人的下午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 外婆安静的躺在床上，肉眼看不见的气体象幽灵般悄然潜入，没有声息，却又无孔不入。 因为是冬天，很少有鸟的啁啾，天气很好，花园里许多老人安详的散着步， 晒着太阳，他们的嘴形是向前突出的。外婆那时与大姨妈住在一起， 中午的时候，倔强的外婆与性急的大姨妈刚吵了一架，大姨妈摔门而出的声音略响了些， 那哐当的响声传出很远。房子很挤，这是上海根子里的一个问题， 已经一无所有的外婆当时是在几个女儿家轮流居住的，为了房子，大姨妈和二姨妈终于反目，而移居他乡的我母亲，也因为房子太小，外婆在住了将近一年之后， 还是提早离去了。善良的母亲至今仍为此事长久的悲哀， 因为她认为如果我们家的房子可以大一点的话，外婆可以住得好的话，她就不会这么快就回上海， 她不会想不通，也就不会去死。
外公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早已安眠于九泉之下， 我相信外公是能够安眠的，虽然人们都说他做了那么多缺德的事，他不会死得那样安稳。 外公的三个老婆中，有两个是自杀，除了我外婆，另一个就是他老家的结发之妻。 这是家族中避而不谈的事情，是大忌。外公死的时候已经八十高龄， 据说他死得没有多少痛苦，躺在床上，吃着东西，说说话，就死了。 他经常把家里唯一的一点钱拿去换了蜂蜜、奶粉和其它营养品，自然灾害那几年中还瞒了外婆，把她仅有的首饰偷偷带了出去，晚饭的时候，外公笑嘻嘻的拎了几只鸡蛋回来， 说今天有鸡蛋吃了，这日子他妈的过得还真不赖！外婆气得浑身发抖， 家里米也没有了，饭也没有吃，还吃什么蛋！这几句话是我说的，外婆已经只顾哆嗦，说不出话来了。但外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他生来是要享福的，除了享福，还要自由，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是天塌下来，地陷进去，他也可以视而不见。
现在让我们来讲讲四舅，这个唯一的男孩，这个性格偏激怪戾的男孩。四舅是外公唯一的对手，这首先因为他们彼此相象，对于外公的种种劣行，外婆和姨妈们是从最初的惊愕不已、认为无可理喻， 渐渐的看得多了才变得麻木不仁的。但四舅不是，从一开始， 四舅就以他那种年龄绝对罕见的轻蔑态度直视他的父亲，母亲后来回想说，四舅的眼睛里是有那样一种疯子般的冷峻， 他直愣愣盯着你的时候，眼球向外突出，仿佛要越出眼眶似的。只有林阿姨对此具有不同的见解，林阿姨说，那是因为四舅经常游荡在树荫之中，他躲在里面，看着街上来去的人群，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如此，时间长了， 他就有了这样一双鹰一样的洞察一切的眼睛。 这个有着鹰一样眼睛的四舅对外婆却是特别的温柔，外婆在心境不好的时候，不论怎样打他，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他总是默默承受，毫无声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外婆突然的停止了她疯狂的举动，奔回房里独自抽泣，她把四舅猛的一推，就向房里冲去，房门被很重的关上，或者干脆就是洞开着。大家站在外面的客厅里，听不见房里的声音。外婆总是脸朝着窗外，从客厅望过去，只有一个穿着藏青衣服的背影，没有那种情理之中的，压抑到极点时的痛哭声。她从不在人前哭。从不。四舅这时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尘土。这个男孩子对他的母亲，具有一种无可理喻的深厚的情感，对于这种情感的表达，四舅具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很少与她说话，看上去他似乎浑身都充满了冷漠与骄傲，他有时候甚至故意惹她生气， 他把她气得浑身发抖，连连骂道，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然后她就打他， 四舅从来不逃，好象挨打能给他带来快感似的。但母亲说，有一次， 她看到外婆打了四舅后，四舅开了门走到街上去了，那天气温很低，又刮着西北风，林阿姨怕四舅着凉，怯生生的叫了他一声，四舅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母亲拿了一件四舅的棉衣追了出去，追了好远，才看到他。他回过头，象不认识似的望着母亲。母亲回忆说，那次，四舅的眼里满是泪水，脸是掣动的， 他由着眼泪滔滔的流下来，止也止不住。
外婆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她有个儿子，对她怀着一种病态的爱。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外公。从遇到外公的那一刻起，她的一辈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规范化的成人世界，是很难理解到属于孩子的东西的， 那种执着和疯狂，那种铭心刻骨与不顾一切。 儿童们经常会使用某种方式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调皮，闹事，装病，与人与事的格格不入，甚至于自残。 外婆太沉浸于自己的绝望之中了，她常常忘了她的那个儿子，那个敏感、孤独、 具有某种毁灭性格的四舅，她忘了，这个儿子，不管他长得多大，他都将永远只是个孩子。
有几次，我到上海，住在大姨妈家。好象纯粹的，就是为了来到这城市的某个角落，然后栖身其中。这房子的四周，这窗户的外面，都充满了市声。 电车声，街市的喧哗，海上的风吹过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写着两个字，上海。我睡在窗前的大沙发上，刚闭上眼睛，有电车驶过的车灯光， 颤动着在眼前一闪而过。大姨妈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在讲小时候的逃难，逃避战乱、饥荒，一路上是饥饿的人群与漫天的尘土。 我闭着眼睛，有睡意袭来，眼前不时摇动着的电车的光影， 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奇特的安逸与感动。那些饥饿的瘦骨嶙峋的身影，象鬼影一般浮现出来，还有外公，一个模糊又神秘的影子，背景是霓虹闪烁的上海外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荒凉与繁华，灰烬与靡烂，在我眼前交替出现，就如同街井闹市之中， 忽然闻到了带着海腥的季候风，和某种森林的味道。
我睡在沙发上，听大姨妈讲那些逃难的故事。寒流刚刚开始袭击这个城市，耳边不时传来风声。我盖了一条厚被，我觉得在温暖之中袭来阵阵疲惫， 这疲惫是我的外公带来的，在叙述他的故事时， 我经常遇到几乎无法逾越的阻碍，因为如果照本宣科，按照事情本来的面目与顺序一一写来，他无疑是个浪荡子，一个败家精，弄不好还会成了个无赖。但我又是那样深刻的、在半睡半醒之中，忽然感知了他，那是一种奇异的状态。因此我只好尽可能尝试着某种方式，比如说，在那些糖炒栗子、木炭灰、烧焦的煎鸡蛋味道中，清醒的仔细的辨别着，我已经说过，我知道，我有时候突然的有些悲凉的感知着，这一切的气味里面，其实都有着海与森林的气息。
我的四舅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的。楼梯并不高， 但是他象一只皮球一样翻滚着摔了下来，后脑勺着了地。大家在慌乱之中把他送到医院时， 四舅已经口吐白沫，医生看了看，摇摇头，说节哀吧。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林阿姨到菜场买了条新鲜的扁鱼， 正在厨房里刮鱼鳞，鱼是活的，身体还在翻动，鱼尾巴象拨浪鼓似的扑腾着。阳光灿烂。 那是好几天春日淫雨后的一个晴天，全家人都起得很早。 阳光总是容易给人带来好心情。外婆到阳台上去翻晒冬天的衣物，她从衣柜里拿出了几件夹的外套， 在身上比试了一下，外婆忽然咯咯的笑了起来，说再这样胖下去，明年恐怕就只能穿麻袋了。外婆的笑声象阳光一样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她是难得笑的， 母亲的照相册里有几张外婆的照片，每一张她都不笑。她太忧伤了，她一笑， 反而就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好象那种笑是假的，是装出来的。 但是那天外婆其实真的很开心，就象一条绝望的被抛到岸上来的鱼忽然又闻见了河水的气息。 那天家里有四个人，外婆，林阿姨，大姨妈，还有四舅。外公出门去了， 他在政府实行工私合营后，得到了一个月薪很高的职位，这是他第一天上班。 外婆一直把外公送到楼下，窗是开着的，外婆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传得很远。 四舅趴在窗台上，望着楼下，可能林阿姨在这时叫了他一声， 让他去拿只放鱼的盆子，四舅最后又向楼下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外婆再次上楼时，嘴里哼着一只曲子，是宝玉哭灵时紫绢的一段唱，想当初。这里的女人们都会来几句越剧唱腔， 温婉，又带着点幽怨，充满了后花园的情调。但外公在的时候， 她们是不唱的，他不爱听这个，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一座后花园， 但他觉得那种唱腔拖泥带水，有一种小家子气十足的暧昧。
上午平静的很快过去了。碗碟已经放好在餐桌上。鱼是清蒸的，搁了葱姜，嘴巴和肚皮里还被塞进了盐巴。大姨妈把它端上了桌，鱼香随着热气跟进屋来，白花花的鱼和盆子，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林阿姨又炒了个菠菜， 沾着水滴的菜叶刚哗的一声倒进油锅，屋里弥漫开一股油烟味时，门开了，外公走了进来。
我不干了。外公往桌前一坐，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去， 给我倒杯酒来。然后他回过头，冲着林阿姨说。
外公的上班史，只延续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便宣告正式结束。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管他，他不能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 外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逃离了那个地方，并且在饭桌上向全家人宣布，他再也不去那里了。 当外公把这一切交待明白时，那条清蒸扁鱼已经接近于一副骨骸了， 大姨妈和林阿姨默不作声的吃着饭，四舅已经吃好了，正用一根鱼刺剔着牙齿。 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外婆的脸色，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外公经常有着惊人的，无可理喻的举动， 大家觉得这一次无非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那天外婆却终于愤怒了， 谁也不曾听到她用那么高的音量说话，她语调尖利，嚷着怎么那时候会瞎了眼睛，千挑万挑，偏偏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把家产败光了还不算，到了这种地步， 还要摆臭架子当老爷，真不知道自己前世里作了什么孽。 外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外公看了她一眼，没有作声。外婆一边哭， 一边说也不看看自己有什么本事，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光知道去赌，去玩女人， 你去赌啊，去玩女人啊，还回什么家，有本事再也不要回来。
往往女人的软弱就在于，把一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语言外壳， 象扔炸弹一样的抛出去，暂时抵挡一下冷漠如冰、她们无力承受的残酷现实，炸弹是爆炸了，烟和火，光与微弱的热都过去后，冰还是冰，现实还是现实， 她们却连盔甲也没有了，赤身裸体，千疮百孔。所以，当外公终于被她激怒，甩掉酒杯， 愤然离去时，外婆就象一只绝望的母兽，大喊大叫着， 疯一样的朝已经走到楼梯口的外公扑去，用她的拳头使劲的捶他，拉住他的衣服， 把她的头往他身上顶，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说着一些最难听最不堪的话， 诅咒着这个男人。外公被她拖来拖去，动弹不得，胳膊上猛一用力，外婆惨叫一声， 往后连退几步，跌倒在地上。
林阿姨吓得面色雪白，连忙上去要把外婆搀起来， 这时四舅却象一头愤怒的小公牛，向他的父亲直扑过去，他的眼睛是血红的，非常怕人。外公愣了愣，就在四舅扑向他的那个瞬间，他本能的向旁边躲闪了一下。 四舅就如同一只腾空跃起的海豚，一点声息也没有的，掉下楼去了。
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空间里， 往往凭借死亡的方式来猜测某些更为微妙的东西。至少，它常常成为一种标准。自杀是不名誉的， 就如同一切脱离于常轨的举动，比如说小偷与强盗，自杀好象就更接近于小偷，接近于离婚， 婚外恋和私生子，它们都具有某种隐秘性，是大众喜好窥望的黑暗角落， 它们引人联想，它们本身就告知人们背后隐藏着珍闻秘事，可供茶余饭后咀嚼再三， 回味无穷。人们不会去谈论一棵树，因为它只能承受，发芽，开花，落叶， 或者凋败。它无法选择，无论是生，还是死。对于一棵树，人们是多么的宽容啊。
非常遗憾，如果按照社会公认的标准，我们家有两个人死得很不名誉， 其中的过程将被一些生活空虚，或者行为极为规范， 绝无半点出轨的良好的社会人拿去再三的品味与渲染。他们将乐于此道，他们将完成对于死者的猜测， 和对于生者的总结。他们将临驾于死难者的悲哀之上，因为他们自信， 他们拥有千古不败的衡量的标准。
我经常会在上海的街头观察这个城市。有时候是在出租车里， 在公车中，在姨妈家充满着市声与海腥味的晒台上，还有那些林荫浓密的公园深处， 摩天楼的下面，天桥，超市，斑斓的霓虹夜色，漠然的而又各自欢喜着的人群之中，我悄然驻立。我的外公，外婆，我的许多亲人都生长在这里。我对它有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这个东方的都市，这个在纸醉金迷、 穷奢极欲之中孕育出奇特结晶的东方都市，这种结晶所体现的顶峰：三、 四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永远逝去，多年以后，人们在几经坎坷迂回之后重又发现了它，人们又看到了暮色中的灰鸽子，穿旗袍的女人，并且把它们叫作怀旧。
无与伦比的奇迹。当一个临海的都市，它的物质追求达到高峰的时候，当自然、人文和醉生梦死奇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瞬间之中， 物质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但这个契机只有一次，因为它是病态的，要么恢复健康，要么走向死亡。今天的上海是健康的，更体现出一个工业化都市的勃勃生机，只有细微之处，那些细节和皱折，那些流光溢彩的街市，那些浓墨重彩的繁华背景，仍然恍如昨日。
在对于事情的叙述渐渐深入之后，我终于发现自己慢慢的走近外公了。开始时那种无可理喻的冲动，被理性的感知悄然替代。这个常人所唾弃，所不能容忍的人，其实他是病态的，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病态社会的结晶，他置身于那个时代，就如同三、 四十年代的上海置身于更为广大的空间一样。他采用的生存的方式，就如同有些人采用自杀作为死亡的方式一样。作为有生存限制的人类，外公死去了，作为具有更长生存期限的地球一角，上海仍然存在着，但那个真正拥有那种唯美气息的病态的上海，其实也象外公一样，早已死去了。
外婆是在一个风雨之夜来到我们家的。父亲和母亲都到车站去接她了。 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栋老式公房，楼下有个大院， 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大院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顶楼到底楼的每一家，男女主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晚饭吃了几个荤菜，是大荤还是小荤，咸鸭蛋一分为几，全都无所不知。甚至有一次，两楼的一对夫妻吵架， 胖女人把那个窝囊丈夫的内衣裤全都扔出了门外，然后叉着腰， 站在楼道的交接处破口大骂。一楼二楼各委派了一个调解人员去做工作，谁知人员刚选定， 小夫妻两个已经勾肩搭背下楼去了。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但冬天的晚上， 院子里仍然还是寂寞的。特别是雨雪天。因为天冷，七八点钟大家就上床睡觉了。 那种房子是没有阳台的，南面的窗台上放满了大盆小盆的花木， 雨点经过屋檐滴落在叶片上……
现在我好象又看到了那个窗台，我站在玻璃窗的后面。 窗帘在上午总是被拉开，阳光长驱直入。我们家有一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藤椅， 椅背那儿被我抽掉了几根藤条，可以同时伸进去几只手指。藤椅上放了只垫子， 外婆就坐在那里听收音机，除了听收音机和买菜烧饭，她无事可做。寒假的时候， 只有我和外婆在家里，满屋子都是圆形和棱形的太阳光。我们只有两间屋子， 小间是吃饭的，里间就睡觉，休息，我做功课，父亲母亲看报写字，养花和金鱼。 全家人的活动空间都在那里，放了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容身之处就更为窘迫。还有，房间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在里间的一个角落里，隔着只小箱子， 放了一只红漆马桶。
我在读小学一年级以前，都是与父母睡一张床。后来外婆来了， 为了让她舒服一点，那张大床就让给了她。外婆晚年的时候变得很胖，她一睡上去， 那张床就占去了很多，而且她旁边要是再躺了一个人，她就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们全家就撤退到阁楼上去了，因为是顶楼，就有一个小隔层，人在上面，不能完全站直身子，但空间还不算太小。 上阁楼的木梯子一直就搁在外屋的墙上，我们每天就象建筑工人一样的在上面爬上爬下，除了有种悬空的恐惧， 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房子。
我长大以后，开始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 我总是喜欢把房里的窗帘拉上。并不是我不爱阳光，不是这个道理。 我非常向往那种阳光下的白色大理石熠熠生光的景象。但在我的家里，我的屋子里，我要把窗帘拉上， 并且是那种落地的窗帘，质地厚密，有悬垂感，深色。这样好象就没有了窗， 没有了窗外面的阳台，没有了楼底下的树，人群，车马，还有无尽的喧哗。 因为厚密的窗帘，这一切完全退至到背景之中，它们无法再侵犯我，使我拥有了一种安全感。
外婆经常郁郁不乐。渐渐的开始莫名的发脾气。 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陪她到园林里去，园林里人很少，父亲给外婆拍黑白照片。 但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经常性的，更多的时间，外婆把窗帘全都拉开，坐在藤椅上发呆， 她可以就这样坐上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有，我在她眼皮底下走来走去， 她也象是丝毫不见。谁都能看出她过得不快活，虽然父亲母亲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 但毕竟收入微薄，有时窘迫得要给外婆添只热水袋都无法做到。 我们都用那种玻璃做的盐水瓶，外面包了厚的布罩子，用来温脚，温身子。但是它要么热得烫脚， 要么有时半夜里醒来，脚边象是捅到了一块冰。
后来的故事，自从外公死后，后来的故事就基本围绕着房子展开。 房子在这里是物质的代名词。大家庭里再没有那个令人生畏的外公了， 我们活着的芸芸众生，都先要为着生存奔忙劳碌。那个不符合实际的败家精似的外公， 象旧日上海永远逝去，留下的人，先要为着一只热水袋，一床缎被，一台电扇， 黑白电视机──无可尽数。对于童年的回忆， 我总是看见那间窗帘大开的房间，屋内被阳光分割成一块块切面，墙面，家俱，大床，还有那张藤椅， 无论躲到哪个角落，阳光都会紧紧跟随，使你无处藏身。
外婆终于还是走了。母亲大为伤感。我们从阁楼又回到了那张大床上， 外婆用过的被子和床单，似乎还留有她身上的气息。那天晚饭的时候， 我们默默无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现实的残酷。她终于还是不快活， 还是走了。我们心想。外婆刚来时是多么充满了希望啊。那么，终究又是谁令她闷闷不乐，怏然归去的呢，是那只烫脚的盐水瓶吗， 棕棚床的中间已经因为年久而下陷了吗，还是因为没有人陪她说话，孤寂难耐？但是这房子里确实一无所有， 没有外婆喜欢的那种小院子，没有雕花的栏杆，甚至连那种暖融融， 沁心舒畅的空气也没有。这房子就象一个牢笼。只有象我那样小的孩子， 才能无忧无虑的从阁楼爬到大床上，翻一个滚，看着坐在藤椅上发呆的外婆。 阳光直射，我目晕头眩，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外婆象个影子，走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几天之内都没能适应外婆不在的生活，母亲变得更为沉默了。 不知道是外婆的不快乐影响了她，还是她的忧伤影响了外婆，或者她们本来都忧心冲冲， 又说不上事情到底在哪里出了点差错，既尴尬无奈，又苦涩难懂。外婆走的前一天， 我们一起到饭店去吃了一顿，是个老牌店，在市中心。 那时的饭店里地上全是油渍，滑腻腻的，服务员穿着白色大褂，在大厅里快速而又僵硬的穿棱， 他们尖利的声音穿过闹哄哄的厨房，象几百只小羊羔中的棕色牧羊人， 音调中充满了肯定与酒饱饭足后的满足。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只小圆桌前， 饭菜很快的一样样拿了上来，看得出，份量很足，而且是真货色。父亲和母亲不断的为外婆夹菜，外婆面前的盆子里堆满了鱼肉之类的东西，后来又变成了骨头和残骸。 没有雅室，所有的人都在面前走来走去，没有遮蔽处，没有隐私，没有别人看不见的，只想自己承担的快乐与悲哀。
吃完饭，我们陪外婆到处走了走。与饭店离得不远，有个寺院， 但院里那时是没有香火的，大殿改作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但香炉还在那里， 黑乎乎的，看上去又沉又重。我们四个人慢慢的走呵走呵， 外婆说这个城市还是挺不错的。父亲母亲就嗯嗯的答应着。 外婆又说家里的那个煤球炉大概封口那里不太紧了，加过煤球，一个晚上下来还是要熄，要快点找人来修一修。 父亲母亲又嗯嗯的答应着。他们又对外婆说，已经打过电话通知上海家里了， 明天到站就有人来接。外婆点了点头，也嗯了几声。接下来大家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临到分别，彼此都有点客气了起来，这客气却愈发的显出一种凄凉， 就如同热水袋没能买到，却连暖脚用的烫人的盐水瓶也没有了，反过来想想， 那种烫倒也是亲切的，是肉贴着肉的彼此冒犯与融合。
有那么一些时候，晚上做梦，我就梦见自己跟着父母一起到上海去了。 童年时确有几次，我们全家同去上海。除了外公外婆亡故那两次，余下的那些， 我既记不清准确的时间，更好象是没有目的与缘故。它们清洁如画， 简单得就如同晚饭后到楼下院子里稍作散步似的。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 看着马路上的野景，我不知道大人们的目的与忧虑， 所以我就以为他们和我一样没有目的与忧虑。我不加入他们的生活，我不加入他们对于外公的仇恨和对于外婆的怜悯，因为我还无法加入。当我走在上海街头的时候，我搀着父母的手，街道是那样的空旷，又长又宽，好象没有尽头。树叶很大，当车子很少的时候，满街都是树叶的声音。我总是经常能听见， 童年时我们一家人走在上海街头发出的脚步声，啪──啪──啪啪啪──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移动的脚步， 和父亲母亲移动的脚步，我走了几步，跳一跳，然后再走几步，再跳一跳。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但我也是迫切的想到上海来， 因为这儿的奶油糖有着更浓郁的奶香味，姨妈经常在我的口袋里放上几块巧克力， 而母亲则会在回家时采购一些物品，我们总是满载而归，除了我们那儿确实无法买到这些商品之外， 很可能也是为了解一解母亲的乡愁，因为这样的习惯，她整整保持了二十多年。 她每次去上海，总是大包小包的回来，眉目之间充满喜色， 把大街小巷已经到处可见的东西从上海拎回家来，打扮出一副活脱脱的近似于回家探亲的样子。
忽然的，就在忽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怎么在我对于童年的记忆之中，在那些干净、明朗的空气、树叶之间， 在我蹦蹦跳跳却又略带忧郁的步履里，会一点也没有留下四舅的点滴的气息。甚至，真的，没有人提起过他， 说起过他的名字，房子里也没有任何物品被人告知是曾经属于过他的。 “四舅”“你的四舅”，仿佛我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称呼。那么， 我究竟有过这样一位四舅吗，我的母亲究竟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性情怪僻的兄弟，仿佛，没有，是的，从来都不曾有过，这个家庭里清一色的都是女儿，乖巧听话， 对她们的那位父亲既恐惧又憎恨。没有人顶撞过他，从来都不存在过这样一个人， 也从来都没有过那个象海豚般飞跃而下的形象。但是，又是为什么， 在我的头脑里如此清晰深刻的保留了这样一个影子，一个带着病态的叛逆者， 一个敢于直面他的父亲而又与他的姐妹们格格不入的精神病患者，面色永远是苍白的， 眼光迷茫而又疯狂。这个形象就如同是刻在我心里似的， 我在这个家族中找不出任何类似的相同者，他的出现就象是长空中的一道闪电， 我仿佛一下子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义，和那种强光过后残存在气流中的神秘气息。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我的潜意识中， 总是暗暗盼望着某种打破常规的事物。为什么一定要去写外公呢。我的善良的母亲好几次这样问我， 我的这个奇怪的行为在让她感到奇怪之后，还多多少少的有些刺痛了她。 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善就是善，为什么要远离那些看得见的、 并且被所有的人都公认为善的旅途呢。我突然那样强烈的想描述我的外公，这让我的母亲有点失望。 我很理解她，就如同在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爱她一样。善总是让人感动。 但我又应该如何来解释我的感受呢，那些弥漫着的海潮的气息？那些浅滩下面的暗流？ 那些荒凉与颓废， 那些埋藏在腐烂的森林之木深处的地母的体味……那些拥有简单的善的人们有福了， 但我又应该怎样让我的母亲得以看到：在她所认为的虚幻的背后，在她所认为已有定论的某些事物之中， 将有着怎样令人惊叹不已的真相──不是指它的过程或者本身，不是指它表露在外、赤身裸体、 无可奈何只能被公众用标准来衡量、公众也津津乐道于这种衡量的部分， 这真相来源于更广阔的时空，它们无视于一切准则，它们没有形状，也不接受约束， 它们临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俯视我们，宽爱我们。它们隐藏在万事万物的背后， 隐藏在善的后面，也隐藏在非善的后面，隐藏在是的后面，也隐藏在非是的后面，它们使一切在最终得以融合，汇聚，奔流以及消失， 就象那包容所有的海洋，是狂喜，也是绝望，是挚爱，也是死一样的永远的漠然与孤独。
我知道，在我讲述故事的时候，这故事已经离故事的本身相去很远， 它甚至不再成为一个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仅有的一些枝脉支离破碎， 真假难辨，不会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和某种猎奇的需要。 这所谓的故事越来越奇形怪状，毫无章法，可能还不成体统。但这种支离与奇怪， 却在越来越接近于我的那个外公，我坚信他就是躲在许许多多碎片后面的那个人， 我也坚信，对于他的猜测与完善将使我找到某种生命的渊源，使我真正的落地生根， 变得坚定和强壮。
我忽然又想到了外婆头颈里那道绳子的勒印。是的， 在前面我又说了谎，我的外婆不是开了煤气然后静静的躺在床上的，她关掉所有的门和窗， 打开了煤气开关。然后用一根绳子，挂在梁上，再打了一个结。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外婆会下这么大的决心离开人世，她毫无眷恋，铁了心肠。 她甚至一点也不去考虑可能给儿女们带来的那无法辩驳的残酷现实，那永久的难以磨灭的悲哀。 一切，打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再不能弥补，再无法复原。
仿佛也是个黄昏，我正坐在旧沙发上听有线广播里的评弹开篇。 那是每天定时的节目。母亲在厨房里烧菜，我听广播的时候有点提心吊胆， 虽然作业已经做好，但母亲规定的书法还没有练， 我不知道这时候听广播会不会惹母亲生气。我跑到厨房里假装和母亲说几句话，觉得母亲今天心情挺好， 也就放下了一颗心，又跑回房间里去。天色已经暗了，我没有开灯， 只有我一个人的房间奇怪的显得比平日里大了些。广播里的人在说书，母亲在烧菜，而我则独自坐在黑漆漆的窗台下面。我忽然觉得这几件事情几乎毫不相干， 我处在一个彼此毫不相干的空间里，无论这些事情中哪一件发生了变化， 都有点不可思议的意味。比如说母亲进屋拿什么东西，带着一股油烟味从外面走进来， 她身上的气息马上就会与里屋的不相称起来，她象个局外人，冒冒失失的就闯了进来，一切不再协调与微妙。而我也不敢动，不敢开灯，不敢轻易挪动，我就这样蜷缩着身子，躲在阴影深处。我仿佛听见了细微的人声，是父亲的声音，在外屋，母亲的声音则听不大清，但气息里有种交头接耳的神秘。我仍然没有动，仍然觉得有点恍惚。但很快，他们进来了，他们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窃窃低语。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微微颤动。广播仍在继续，我坐在贴近广播的地方，眼光则注视着父母有些反常的神色。广播里说的是一回忠肝义胆的大书，邻家仍在炒菜，哗的一声，青菜下锅了，锅铲上下翻动的声音。母亲的脸板得很紧，父亲站在她的身边，欲言又止。那晚上就去吧。母亲说。父亲看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与母亲轻声的说着话。那种神秘越来越弥漫了开来，它让我渐渐有种窒息的感觉。听书的快乐再也不存在了，但我还无法走进那神秘的核心里去，手足无措，又象一只听见动静的小兽，竖起耳朵，风声鹤唳。快去把那只包给我拿过来。父亲说。哦，我拿了包交给他。我们马上要到上海去。父亲又说。到上海去？那明天不去上课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嗯，不去上课。父亲顿了一下，然后又说，你外婆死了。
我现在已经不再记得那些纷杂的场面。我们匆忙上路， 母亲一定还背负着良善之人常常会涌上心头的那种自责与内疚。她一定还责怪了父亲， 因为她觉得我们一家对于外婆的走上绝路，多多少少都负有某种责任， 母亲执着于这样的自责，一路上她显得憔悴苍老，悲痛欲绝。哀伤彻底的击倒了她。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母亲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简单、纯粹的良善，她永远无法自解， 她对罪恶深恶痛绝，但结果却往往是，她无能为力于恶，自己却身心俱疲， 痛苦不堪。她不懂得那种迂回的方式，心的迂回，那种淡散的、 骨子里却执着无比的处世方式。她自觉的用一切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社会的准则，良心的准则，人群里的眼光，千百年的道德标准，甚至于睡梦中的呓语。 她常常睡不着觉，有些思前顾后，有些患得患失，活得很累很疲惫。母亲带领我们全家重回上海，这次她将经历炼狱般的痛苦，和那种可怕的彻底失败的感受。 外婆竟然以那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如同一场恶梦，让活着的人难以承受。 我们步履沉重，重新走过那些枯叶满枝的街头， 但我好象一直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悲伤，我对外婆的死仿佛并没有怎样震惊的感觉，我很淡漠， 就在我和小表哥低头看着外婆颈子里的勒印时，我也是淡漠的， 惊讶仅仅是为了某种迎合，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日已长，浓情渐逝的缘故， 还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某种默认。我并不害怕死亡。 那个躺着的人与睡在大床上的那一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更安静更平和罢了。而被外婆残酷的死的方式震惊了的人们，则开始迁怒于大姨妈，他们远远的望着她，把她隔离于人群之外。 我们也不再与大表哥玩耍。
我们等待着去殡仪馆与外婆的遗体告别。小表哥是二姨妈的儿子， 他大我几个月，长得比我矮了好多。他长着很漂亮的象女孩子一样的眼睛，睫毛很长。他用上海话和我讲话，我的上海话讲得有点夹生，所以我就不是太愿意讲， 而是抿着嘴听他说。小表哥挺会吹牛的，他讲着讲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小表哥问我等一会见了外婆能哭得出吗。我想了想，摇摇头。 小表哥眨眨眼睛说我有一个办法，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夏天涂蚊子块用的万金油。喏！ 他把那盒东西举在手里，用这个好了，他说。我们在两只手的手背上涂满了万金油， 刺鼻的气味熏得我眼泪直往外冒，我很满意这东西的效用。这下可好了。 我用夹生的上海话对小表哥说。
那次在外婆的葬礼上见了大姨妈一面后， 我们与大姨妈家整整十年没有来往，彼此杳无音信，形同陌路。高考过后的那个暑假，我，小表哥，还有母亲一起去了外公的老家。我们没有到外公的坟上去， 仿佛谁也不曾想到这回事。外公的家乡留给我的印象中，只有带雾的炎热的阳光， 因为中午的酷热而似乎水份已被抽干、显得枯死一般的叶片。山道上热烘烘的，无处藏身，果树香与粪土那接近于发酵的气味夹杂在一起，让人觉得呼吸都有点困难。回上海以前，我们还绕道去了一个海湾。那是我头一次看见真正意义上的海。 我发现它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深蓝色，倒是接近于灰白，海水泛着泡沫冲到沙滩上， 挟带着一些贝壳，小螺，砂粒，纸屑，还有许许多多的脏东西。海滩上到处都是人，一近黄昏，风就凉了起来，没有人在沙滩上逗留得很晚。海风带着荒凉的意味，人们裹着浴巾，拎着拖鞋，纷纷离去。只有那些热恋中的情人，在月亮升起，或者涛声浓重的深夜，穿过树林，来到已是空无一人的海滩。 与我们同一个旅行团中的一对男女，他们经常彻夜不归，看上去那男的要比女的大十几岁， 人们都说听见过他们晚上穿越树林时，那种树枝响动的哗哗声。 那女的穿着白色连衣裙，丰满健康，她笑起来象秋日的阳光那样灿烂。 小表哥仍然长得比我矮一点，我们晚上呆在旅社里不出去，旅行团里基本上都是活泼的上海人， 他们忙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打牌，聊天， 第二天一早就闹哄哄的张罗着要去海边看日出。上海人里很少有十分安静的那种，特别是在年轻人里面， 他们总是思维活跃，想法奇特。所以我对那两个夜半不归的同行者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他们仿佛浑身都散发着一种优雅，一种淡散。他们经常在我们集体活动的时候， 消失在礁石后面，灌木丛中，他们在集合时间已到时，往往仍旧不见踪影， 然后手拉着手从某个地方飞奔而下。他们对大家既客气友好，又仿佛有些视而不见。那女的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的向大家致歉，然后，他们又手拉手走在一起， 低着头，叽叽咕咕，完全把同行者抛在一边了。 大家都在暗暗的猜测着他们的身份，都说不象是夫妻，倒更象是情人。 大家对他们超乎寻常的亲昵既感到好奇，又有点妒嫉，一种感慨与黯然在突然之间席卷了人群。在他们的照耀下， 原本欢乐的人群黯然失色，人们低着头，默默无语。只有孩子们， 跑到一边的小摊上，从面色黝黑的小贩手里买下一串串用贝壳串起的项链， 那项链在正午强烈的阳光下熠熠生光，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奇的欢呼。
我不再想念外公。我从来都没有想念过他。我突然想起要叙述他的故事， 也只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我只是突然的感到有话要说。我和这个记忆里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人所有的联系， 就是因为他生养了我的母亲，从此他就与我血肉相连，无法分离。但就在这些日子里， 他身上的某些气息吸引了我，就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或者将来。 他让我想起了许多神秘时光，贯穿我年轻生命的点点滴滴，我站在外公走过的那些土地上，我站在人们对他褒贬荣辱的光圈之外，俯视着那些属于我的岁月。 我发现它们为一些遥远的气息所围绕，那是一些永远无法触及的气息，就象那非洲的原野， 热带的森林，野牛，淡蓝色的马群，还有充满了美感与力度的非洲狮。它们确实存在， 却又遥不可及。有时候我仿佛突然触摸到了它，在我哭泣的时候， 在我和我的情人哭泣的时候，我们哭着哭着，然后说出真心话。 那泪滴与话语让我与这粗糙的世界暂时分离。人们在哭泣的时候总是能说出真心话， 我们在正常的时候只说应该说的话，在很少的那些时间里我们才会忘记生活的法则，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生活，就是要忘记法则。
外公，就象是一头死在原野上的角马，我总是觉得他天生的远离人群。他不为人知，并且将是永远的不为人知，进入他的故事，就如同进入潮热闷湿、珍禽猛兽出没的雨林地带。到处是危险，到处是陷井，腐烂的动物的尸体，与稀有的惊人美丽的毒花同时开放，让人畏惧而又惊奇。 有一天我在纸上写下了外公的名字，我知道自己只是找到了一个替代者，一个聚焦的光点。 这个人也可以被写作是我的叔公，舅舅，伯父，或者某个素昧平生的人， 故事里的人物与情节也可以相应的作出变动。叙述故事并不是太难的事， 虽然人们对于故事本身的要求各各不同，希望它悲伤的，委婉的，催人泪下，给人警示，或者赞美善，鞭斥恶，其实这些都不困难。这些都只是事情的表面， 还远远未曾进入它真正的本身。穿越时空的阻隔，我看到了我的外公，我发现他笼罩在一种恍惚之中，他站在乡野，站在海边，站在摩天楼的下面，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在他的故事里面，不存在边缘和禁戒， 他向着无限远的地方伸展开去，无边无际。我没有歌颂我的外公，他也确实不值得歌颂。我只是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理解，这种理解里面已经排除了一些十分具体的方面。我知道自己经常本末倒置，把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弃之不顾， 我讲述的只是一个很玄虚的外公的故事，就象是讲述一株龟斑竹、一只长颈鹿的经历那样。
在我考上大学以后，一个寒假，我与母亲一起去寻访了大姨妈。 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前就开始想念大姨妈一家， 有几个熟悉他们的朋友告知了一些情况。母亲总是这样，脾气急躁，有时候看待问题爱走极端。 这可能也是善良人们的通病。但时间这个东西总是很了不起的， 它不仅渐渐的使母亲心平气和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时光的冲涮之下，事情多余的、表面的、 可能被激动的情绪大大夸张了的部分，终于得以清除与还原。 我们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走进大姨妈家的，门洞显得幽深昏暗，一只狗汪汪的大叫了起来。 那房子有一种旧上海的气息，这让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终于被告知， 大姨妈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住在一个疗养院里，已经几个月了，并且还将要住一段时间。
第二天，阳光明媚。没有风。我们在疗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大姨妈，因为大表哥已经事先通知她我们今天要去的事，所以看到我们，大姨妈并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没有小说里那种戏剧性的场面，一切都很平淡，几乎有种奇怪的习已为常的感觉。我叫了一声阿姨，母亲叫了姐姐，大姨妈就从桌上拿了苹果削给我们吃。病房里的人都没有太注意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是阔别十年后的重逢。母亲显得兴高采烈，我们三人到花园里散步时， 她经常用眼光提示我挽住大姨妈的手臂。下午的阳光照在怒放的腊梅上，大姨妈穿着颜色鲜艳的长大衣，手里挎了一只小包。我一看见她，就有点喜欢她了， 她属于那种我喜欢的上了年纪仍然精心打扮的女士，她那种手挎小包的样子，既浪漫，又可爱。 她和我很快就熟了，母亲晚上接她去红房子吃西餐，临出门前， 她用手捅了捅我问道：有口红吗？
好几个朋友都在红房子等我们，大姨妈越来越高兴了，一道道菜上来， 音乐声轻柔悠扬。我现在忽然回想起了一个细节，那天大姨妈坐在我的对面， 她一边吃菜，一边与我们快乐的交谈。她忽然注意到我用刀叉的那两只手， 她盯着我看，然后她笑了，因为她发现我能够十分熟练的运用它们，她笑了， 非常满足的笑了。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的人，都有着某种虚荣心， 骨子里对于繁华的喜好，对于美食，对于鲜衣，对于漂亮的房子，对于人世间种种的快乐， 那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衷爱与浸溺，只要时机成熟，它们就会破土而出， 这种喜好在外公的身上发展到了极致，虽然大姨妈不愿意对我提起他， 虽然她对于我想要写外公这件事感到惊讶与不解，实际上她并没有意识到，在她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有太多的渊源，它们恰恰正是来自于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他将紧紧跟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老去，死亡，仍然不会停歇。
前几天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大姨妈，告诉她我买了一架钢琴，钢琴的上面挂着一张西洋油画。大姨妈马上开心的叫了起来，真的吗？她象个小孩似的在电话里说。
现在我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根据我的喜好，窗帘是落地的， 质地厚密，有悬垂感，深色。地毯上织着波斯花纹。房间很静， 走进去就象是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我买了一架钢琴，我还不会弹它，它被放在我的房子里， 也显得很安静。有时我就坐在地毯上，我仿佛总是听见房间里有细微的声音，这让我有些感动。我会在忽然之间想起外婆，我们的老房子，那个需要顺着梯子爬上爬下的阁楼，它们显得那样遥远，象是童话故事里的事情。我想象着外婆忽然走进来了，坐在我现在那张放了软垫的椅子上，她的上海话里带着稍嫌浓重的鼻音，高兴的时候讲话又有点尖声尖气。她就坐在我的那张椅子上，过一会儿又站起来把窗帘拉开一点，看看外面的天气。后来她有点困了，坐在椅子上打磕睡。我相信，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她会过得舒心而安详，但这好象又不完全是物质上的问题，还有着其它的什么东西，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
有一天，外面忽然起风了。是寒流的缘故。寒流席卷了这个城市，就象那天我在大姨妈家时一样。平时我是很少看电视的， 但那天也许是恐怖的风声带来了某种末日般的感觉，我打开了电视，寻求一点人间的声音。马友友的大提琴，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我被那个曲名与乐声同时吸引了， 我记得在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那位朋友忽然说，你就象那种封建的洛可可。 那时我还不知道洛可可是什么意思，但我对这个名称感到了好奇。 提琴声有一种低吟的回旋，屋外风声大作，这乐声传遍空旷的挂着落地窗帘的房间， 象是神带来的旨意。我完全的目瞪口呆。 这音乐似乎诠释了我常常感知到的那种遥远的气息，气息成为了一种形象，一种具有声音和触觉的形象。 它竟然与我心里的空落，忧伤和一些美丽的痛苦完全吻合。那天我翻遍了手头所有的资料， 没有对于洛可可音乐的陈述，但我发现了一段对于洛可可雕塑，绘画的精彩描绘。
洛可可这个词，词典定义它源自法文“罗盖耶”。 它是一种贝壳或卵石的装饰，常用于１７世纪意大利及后来的法国的洞室与花园中。可是这个词没有明确的意义，也许是由于这个词的音节复杂，象翻滚成拨水的声音，以及这种样式的展开的叶饰的样子；可是两者都不确切，不论是字音或装饰的复杂都只是随便猜想的。
巴洛克建筑的堡垒的形式，使人产生苦恼的情绪， 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庞然大物，是洛可可装饰漂亮的贝壳的来源；但是这些形式却以快乐的感官，如一个姑娘躲避她的爱情那样，来排除巴洛克的痛苦的扭动。快乐是原则：就象洛可可样式名称的来源贝壳的花纹一样，洛可可艺术的唯一目的是使一个悠闲的，实际上是懒惰的社会快乐。这个社会的唯一罪孽是厌烦。洛可可建筑表现追求享乐的原则，无论是对拯救灵魂的令人愉快的消息的反映，或者是对物质世界的感官的反应狂喜上，都坚持这一原则。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舒畅。我好象还梦见了我的外公。 他穿着很漂亮的长衣服，风度翩翩。大家都说外公长得很好， 连一向不愿提起他的母亲和姨妈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一表人才”。那天在梦里我坦然的面对了我的外公，那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以我平凡的，在某个角度看来甚至经常出现空白的经历，将如何来诠释这个复杂的人物。但我终于明白， 我最终将通过对自己的回忆与诠释来完成这个难题。我将以一个冷眼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我将成为外公走过的那条路上的一棵树，不动声色，悄无声息。我在这个故事里排除了幸福与尘世这两个观念，我坚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因为它必定有利于接近事情的本质。我想起了一句话，通过神的眼睛鸟看世界。神看到了什么呢， 当然是人，还有树，还有鸟，森林与海洋，沼泽与雪峰。神是不是能看到人的悲哀呢，我觉得如果是鸟看，那很可能是看不到悲哀的。 神只看到了那些人在忙忙碌碌，象候鸟一样不断迁徙着，然后老的死去，少的又不断出生。在这样的高度，怎么可能存在悲哀呢。神站立在世界之巅，他看到的正是他所希望的世界，神自有他的大法则。
叙述完外公的故事，我又要到上海去了。
天气已经很冷，大姨妈从疗养院出来后，身体仍然不是太好。那次我和她去淮海路逛商店，楼上楼下跑了几次后，她就连声的说走不动了，一步也走不动了。大姨妈的菜烧得很好吃，我喜欢吃她烧的小黄鱼，我每次去她就上街买小黄鱼，还有街口一家烤鸭店里的烤鸭。我总是大饱口福，吃得几乎无法动弹，然后就睡在她家的长沙发上，盖了很厚的被子。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异乡的休息才是真正的休息。在那张长沙发上，我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安逸感。 电车的声音象风声一般，呼啸而过，窗缝里漏进来一点凉风。大姨妈开始声音时高时低的给我讲话，我嘴里嗯嗯嗯的，似睡非睡。
冰箱里放着我喜欢吃的酸奶，明天的早餐大姨妈已经告诉我是牛奶，小笼包子和黄油面包。睡觉以前，她穿上那件新买的鲜红色毛衣给我看。气色看上去真好。我对她说。我们讲好明天还要去城遑庙吃点心，然后给大表哥的儿子买一只书包。
邻家的狗已经睡了。有窗外的车影不时晃动着，一两句人声。 我什么也没有再去想，慢慢的睡了。我的故事也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