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还处在初始阶段，通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经济、政治和其他各方面的管理体制是艰巨而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各国先后走上改革之路，但改革在有的国家夭折，在有的国家深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和中国改革的成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历史启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之路，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的生长点。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笔下，社会主义被描绘成“最完美”、“最完善”的社会，改革与社会主义无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包含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某些重要思想。第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这明确表达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再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能诉诸于“政治革命”，而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机体。”这一思想不仅适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发展和变化，是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三，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是目前见到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与改革的仅有的一段论述，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思想。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这里是泛指改革的，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主义来讲的，而且这里说的“改革”与我们谈论的改革的内涵是有很大区别的。由于时代和实践条件的限制，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改革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不凸现，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之点。当然，挖掘、研究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对认识当代中国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列宁是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第一人，在纠正“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误，选择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认识，包括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第一，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就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立场，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第二，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突出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按商业化原则办事，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第三，列宁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是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第一篇光辉文献。列宁对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精辟论述，直接把改革与社会主义命运联系起来考察，并且明确提出“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的任务。第四，列宁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中论述了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坚决主张“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一系列的改变。”总之，在列宁关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中，改革占有显著地位。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列宁一系列改革宿望并未如愿以偿，他深感实际上自己“瞎忙了五年”。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加以总结和思考。
改革理论来源于改革实践。改革实践深化到什么程度，改革理论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中国，毛泽东是较早发现斯大林体制存在的弊端的人，1955年下半年他就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并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过初步论述，已经包含改革的重要思想。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首次使用“改革”一词，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这是从一般改革的意义来说的，是很有见地的深刻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源和依据。总的来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泽东，都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步思想，但不完整、不系统，特别是并未把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这是难以避免的。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之船重新启动。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深刻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新时期党和人民进行改革实践的新鲜经验，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正确回答了中国改革的地位、性质、目标、任务、标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成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贡献。
（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一个逐渐成熟、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对抗，往往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所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解放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有没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靠什么力量来推动社会维续前进，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长期处在茫然无知之中。斯大林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曾经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完全适合经济基础，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完全适合”和“一致”的无矛盾论的观点，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寻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反而导致了苏联模式的僵化。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的几次讲话中，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作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创造性阐述，为后来我国的改革做了理论准备。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较早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改革问题。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具有不同于旧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几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第一，他认为，社会制度的革命或改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消灭阶级的时代，也还是存在的。由此推论，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革命或改革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他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工具要革命，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人来进行。这就说明，革命或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革命或改革的对象，就是“搞得不对头”的生产关系以及保护了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基于革命或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革命或改革的对象又是“搞得不对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可以说，这里已经包含着革命或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但是它的性质已经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解决矛盾的途径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如同邓小平所说，从20多年的实践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提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研究。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他没有正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导致了后来的“穷过渡”思想和工作指导思想上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的文章批评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而是方法不对头。例如：他试图以扩大所有制规模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抓革命”的办法来“促生产”；以群众运动的办法实现“大跃进”等。这些办法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给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或改革的对象是“搞得不对头”的生产关系和保护它的上层建筑，但是没有加以具体化。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他把革命对象确定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认识到革命或改革的对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僵化的旧体制，从而不能赋予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或改革以科学的含义。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而体制上存在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改革，这就把改革对象确定为旧体制。他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要用新的经济体制替换旧的经济体制，解放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同时，在新的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这就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寻找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改革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首先，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矛盾不表现为对抗，而是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通过全面改革解决的。
其次，改革是新旧体制转换的必经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沿袭和强化了过去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就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再次，实践证明改革是我们取得成就的重要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改革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考验，显示了生命力。这是对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的生动说明。同时也证明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出路。
最后，改革是迎接当代世界新挑战的正确选择。当今社会主义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发达资本主义的挑战。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各项改革，逐步形成具有吸收和适应当代最新科技成果、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规范，变革原有的封闭的僵化的旧体制，才能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使我国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改革是指一切在不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方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性质、水平和要求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或多或少地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狭义的改革，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深刻改变我国社会贫穷落后状态的革命性变革，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理论中的“改革”主要是从狭义上使用的。
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多方面深刻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条。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严峻局势，迫使我们必须改革，不得不改革。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过去忽视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建成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以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犯了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忽视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以为只要开展群众运动，依靠群众的热情就可以解决问题，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变更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管理体制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公有制的规模，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又大又公又纯，再加上把那些曾经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只适合某些特殊历史条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管理方式和方法合理化、神圣化，结果形成了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为严重的是，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去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回首的历史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社会局势。
家长制现象严重。家长制现象是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必然结果，其表现就是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也与家长制有一定的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单位和地方，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官僚主义泛滥。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其表现是广泛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普遍贫穷。在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国民经济处于徘徊甚至停滞的状态。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78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在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水平方面，我国要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整整20年甚至更长。在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可以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疑问在增加。
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和严峻的社会局势，怎么办？邓小平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革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必须进行改革。“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我们把三大改造时期一些确有成效的经济、政治措施和方法不加改变地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我照抄照搬了国外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盲目排斥商品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结果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体制相关联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旧的那一套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改革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就必须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进行大胆而全面的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第三，改革是中国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战略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永立不败之地的正确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浪潮迅猛发展，从发达国家发端，扩展到其他国家，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资本主义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只有认清大势，把握机遇，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资本主义新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中国社会主义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的要求，才能创造具有极大吸收和适应当代最新科技成果，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规范，从根本上改变不适应时代要求和历史潮流的僵化的封闭的旧经济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把中国的发展真正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改革开放，正在把社会主义制度内部蕴藏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方面的明显差距，使我国早日跻身于世界强国的民族之林。
（四）衡量和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改革开放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向前发展的。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的禁锢，因而对改革举措难以理解甚至指责。因此，确立正确的衡量改革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促进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党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实践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旧的社会制度下，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是革命政党的根本任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此后的20多年间，我国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摆在中心位置上。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决策，发展生产力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就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必须解放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新贡献。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发展生产力，是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结合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解放生产力，则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部分进行调整，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通过改革来不断解放生产力，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因此，我们要把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改革措施得失成败的最高标准。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凡是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措施，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针对人们对改革开放措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评判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就把发展生产力同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直接联系起来，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措施得失的成败、对社会主义有利与否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根本宗旨，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全国思想认识的统一，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