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物为题写小说，又不是寓言和儿童文学，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俄罗斯文学中以狗为题材的小说名篇至今仍为中国读者乐道。鲁迅小说里还有一篇题为《鸭的喜剧》的小说呢。当然，“丧家的乏走狗”是鲁迅关于狗的最著名的言论，“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也是鲁迅看狗时的著名说法。在《鸭的喜剧》里，鲁迅讲了一位俄国诗人来中国养鸭和蝌蚪的故事。研究者也常会对鲁迅这篇小说的题旨作出阐释，通常都会把动物的寓意落到“人”身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管写什么，文学始终就是人学，《狼图腾》也罢，《藏獒》也罢，说到底还不是关于“文化”的争论吗？鲁迅在那篇关于外国人来中国养鸭的小说里开篇就讲道：“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那是一个外国人居住北京时的感受。由更具《野草》味道的“寂寞”情境，引出了一段关于人与动物的故事，是这篇小说营造的氛围。写作总是要受限制的，动物能说话，那是童话和寓言，动物只以动物身份出现，就必得有人来出场，赋予动物以寓意。
刘兆林的《狗年故事》以“我”为叙述口吻，讲述自己和妻子养狗的故事。在狗年和猪年交替之际，夫妻俩从一个“修车师傅”那里买来一只狗。最后的结果是，这狗不治而死，“人”为狗流下了眼泪。其中传达出的情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我”和“修车师傅”之间，因为狗而建立了一种打通陌生、互相体谅的关系。小说并没有宣扬“人不如狗”的观念，这是这篇小说把握的分寸，小说重点写的是人的心境。在狗处于生与死的过程中，人一方面体味着狗的温顺与善良，一方面则对狗的生命给予真切的担忧。狗在这篇小说里也没有被符号化，没有被寄予更深的内涵。这同当下流行的“动物小说”有所不同。这不同一方面让人觉得这还是一篇本色的小说，它就是一则家庭故事，不过正好和动物有关，一方面又觉得作者的题旨似乎没有更用力地开掘，使其意义更深更广。于是，小说就有点散文化的特征，因为作者落笔时重在写情，而不是寓意。这也是这类小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鲁迅的《鸭的喜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篇散文而已。
无论如何，作者试图寻找和触摸人类感情中的“软肋”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不把动物过分的“拟人化”，也是一个分寸得当的选择。但这不过是人世间万千事件里并不重大的一个，作者抽出来表达一下它引起的内心波澜无可厚非。但终究，文学仍是人学，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期待那些正面写人的小说吧。
12《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廖韦佳，长篇小说《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是一个涉面很大的书名，其“当下性”一眼即可看出。作者廖韦佳是一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叙述在中国出生、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经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在“80后”的作者中，阳光、向上，在青春灿烂的阳光下闯荡人生的独立自强，仍然是新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基调。
对作为文学现象的“80后”，人们有一种固定印象，他们是叛逆的，冷峻的，对现实秩序充满怀疑，他们的成熟有时令年长者都感到惊异甚至难以接受。他们不想与传统发生联系，给人一种精神上处于无根状态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及其作品，也的确带给人们这样一种阅读上的冲击。不过，随着年轻一代文学人才的不断冒出，这样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这部《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小说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当代中国青年正以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展现着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崭新形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佳琦，是一个只身前往美国求学的青年女子，她和她的同龄朋友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艰辛，但这种艰辛伴随着独立、健全的人格发展；她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取社会、人生和世界，但她们并不偏执，而是充满着理解、同情，她们的成长不乏风雨，但都是在阳光下的灿烂开放，向上的势头，青春的活力，健康的气息可以让人随时感受到。她们的身上，体现着新一代中国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是健全人格、美好感情的培养和积累过程。东方式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染着读者，让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愉悦。近年来，我们已经读到许多这样并不“扮酷”的文学作品，代表着新一代中国青年的价值取向，预示着青春文学的新气象正在形成。
作为一部以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求学成长为题材的小说，《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让人联想到“海外”题材创作的时代变化。从五四以来，表现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奋斗、漂泊经历的创作屡见不鲜。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创作，让人读到的是一个受欺压的弱小民族在世界另一端遭遇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在这样的创伤和痛苦中，激发着要求自尊、自强的强烈意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正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尊重。新一代中国青年正以满怀信心的姿态走向世界。我们可以从这样一部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中感受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正以更加自信、开放、自豪的姿态面向世界。不言而喻，这样的百年巨变历经无数沧桑，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以崭新的形象与世界“对话”。青年一代作家书写的个人成长史，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新的关系。
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廖韦佳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期待她在今后的创作中展示出更加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创作活力，为塑造新一代中国人的“世界形象”作出不懈努力。
13《开除村籍》，姜翕芬，长篇小说
姜翕芬的长篇小说《开除村籍》，是一部以当代中国北方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阅读这部小说，觉得它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中。小说里透露出的生活气息、对话氛围、生活场景，以及人物的心理状态，都让人产生是在阅读一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错觉。仔细想来，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本人有过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及留在其中的记忆，决定了小说呈现的内容和基调。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脱离了某种固有的生活环境后，他对这种生活的描述就会带上强烈的记忆色彩；二是因为作家创作所受的影响在其作品中的巨大投影。换句话说，我认为姜翕芬的小说创作，就文学养分而言，十七年小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开除村籍》让我想起了柳青的《创业史》。我觉得作者的创作受《创业史》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印迹。首先，在一个固定的乡村里，村民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斗争是小说基本的故事主题，两类人群的划分是围绕对待乡村社会发展和基层权力分配展开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善良与丑恶都是泾渭分明的。在《创业史》里，我们读到的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等人之间的矛盾纠缠；而《开除村籍》里则是“先进分子”梁鑫和“落后分子”罗方钊等人之间的较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乡村生活的感情所致，小说里有大善却无大恶，“落后”但并不“反动”是其共同点，《开除村籍》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罗方钊这个形象的。这个流氓式的村民并没有被写到十恶不赦的地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分寸把握。其次，对乡村基层政治生活和生产状况的表现和描写是小说故事的中心点。《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表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展示乡村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化是作家的追求。《开除村籍》则试图反映梁鑫这样仍然扎根在土地，并努力尽个人力量改变家乡面貌的当代中国农民，如何在复杂、艰难的困境中奋斗。和梁生宝一样，梁鑫是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是讲原则、重情感的青年农民。
《开除村籍》在表现乡村生活时，努力增加当代性内容。如梁鑫的经历，他和罗方钊之间进行的竞选村长行动就是当代农村新的生活内容，不过作者在表现这些新生活时，对当代社会更加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似乎关注不是很够。比如今天的农村在成员结构上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农民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城市的关联，通过升学、打工、外嫁，以及电视、通讯等渠道，已经越来越密切，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小说里的梁家村似乎和这些生活还没有太大关联，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公社”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在乡村记忆和名著影响下创作小说的特点。小说里梁鑫和罗小惠之间的爱情婚姻过程与方式，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人物的善良、忠贞与幸福感，都让人联想到曾经有过的阅读印象。
14《天堂没有路标》，赖妙宽，长篇小说
福建作家赖妙宽的新作《天堂没有路标》，是一部纪实色彩浓厚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文体的定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选择林巧稚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尽述她一生的曲折和辉煌，从中折射出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流变。作为林巧稚的同乡，赖妙宽心怀敬意的态度跃然纸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她又尽其所能挖掘林巧稚身上的传奇色彩和故事性。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奇特的文本，即面对传主，作家究竟如何出入于人物内心世界，如何评价大历史与一个特定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这种分寸与尺度。这其实是一种充满难点的创作。
厦门、协和、中国的政治历史，赖妙宽紧紧抓住这三个要点不放，全书集中于林巧稚个人生命历程，把她成长的文化土壤、家庭背景，中国现代社会的战争、运动，医学专家的敬业精神、学术追求，以及林巧稚在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与精神追求之间的选择等等，一一带入其中，给人以具体可感的阅读感受。林巧稚是一位学术名人，又是一个终身未婚的名人，这样的身份既有传奇的一面，又会让作家在选材、评价上作难，阐释和过度阐释仅隔一层纸，处理不当的话，要么损伤人物精神与性格的复杂性，要么就会因过度想象和评说而失去其本真与本色。赖妙宽是个本分的作家，是个懂得尊重写作对象的小说家或传记文学作家，《天堂没有路标》祛除了很容易沾染的浮躁气，尽可能把一个本色的、真实的林巧稚叙述出来，她对林巧稚的尊敬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
作品中的林巧稚，始终是一位专心于医学事业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作家在处理题材时，找到了一个既反映历史真实又能够增加故事性的做法，即总是把林巧稚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抉择作为故事的支撑点。比如去英国、美国工作还是继续留在北京，比如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如何在历次运动中保持自己应有的姿态，如何把个人的事业与爱国的行为融为一体，如何在落后的条件下走近病人，让精湛的医术通过不断的治病救人体现出独特的价值，等等。作品较好地处理了这些素材，把握了其中的主题走向，实属不易。林巧稚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话，谈及中美医学差距时的表态，既得体又中肯，与作品中林巧稚克服困难深入到山区为众多妇女解除病痛的实践相吻合，给人画龙点睛的印象。
赖妙宽显然尽其所能去获取资料，因为这样的写作近乎于人物研究，所以史料的拥有特别重要，其难度也显而易见。我说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功夫，在于我特别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即曾在二十年代担任过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在作品的出现。鲁迅在厦大任教时，时任校长正是林文庆，鲁迅在厦大演讲时与林文庆在演讲主题上发生过不悦，从而使林文庆落了个“尊孔守旧”之名，从赖妙宽的作品里，我才得知，这位执掌厦大十多年的校长，原来也是一位把家财都奉献给了厦大而尽心办学的华侨。可见作家在搜寻与林巧稚相关的人物与历史线索时所花费的精力和务求全面的要求。
作为一位女作家，赖妙宽对传主的理解较为切近，她努力走进林巧稚这位传奇女性的内心世界，但又不以自己的好恶或判断进行臆测，给人以踏实之感。作品的小说性主要体现在，赖妙宽努力呈现能够体现林巧稚性格特点的场景和故事，并以大量的对话形式来完成故事叙述。作品并没有正面展开对宏大历史的描述，而是着眼于林巧稚个人本身，一点点地“放量”，始终保持传主在作品中的中心位置。使这部似传记又似小说的作品不失其整体的平稳和秩序。当然，以我这样的阅读者看，如果作者能够在叙述上更开放一些，让人物和背景在“推远”与“拉近”间找出一种错落而又有致的感觉，作品的基调就会更多转折与顿挫，作品的灵性也会更充足。无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选择，赖妙宽尽其才情做出了努力，这样的写作对纪实文学创作而言，也有着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15《拂尘》，郑彦英，长篇小说
我印象中的郑彦英是一位散文家，作为在中原地区生活多年的关中人，郑彦英曾经集中笔力对中原文化和生活情貌作过全方位的表述。《拂尘》不是郑彦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我是通过这部小说第一次确认了他的小说家身份。这样说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强烈的故事性以及在故事流转过程中显现出的戏剧性，让人感觉到作者成熟的叙述能力。通篇看下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讲述滚滚红尘的通俗故事，展现的是欲望在这个时代不可遏止的杀伤力和颠覆力，呈现之后如何收束，不能不让人担心，但小说的结尾挽留了故事的严肃性。一群被金钱这个魔鬼推着失去重力的人，到最后却在精神上能够抛弃这一不可承载的重负，尽管两位主要人物雨辕和长鹊声的身体在荒漠中滑落，但他们的灵魂却在这最后一刻升华了。这个“光明的尾巴”显然不是信之所致的结果，作者在心中打了很久的伏笔，直到最后一刻方才推出，这个短暂的结尾成了小说最闪烁的光点。
《拂尘》最突出的特点是好读。这是一个有可能从任何传闻渠道中得到的故事，仿佛一切就发生在身边。雨辕的父亲是一位亿万富翁，是典型的“暴发户”，他在小说的开头就死了，亿万资产成了故事中最大的悬念。但郑彦英没有沿着这条线索一路狂写，他引出了一个家庭的艰难历程，父母亲的关系属于暴躁与“被虐”的无休止轮回，为了达到自己的发迹的目的，父亲不惜把亲生女儿推到被人凌辱的险境。尽管我们知道生活的戏剧性大于小说，但这样的故事方式仍然让人觉得与一个通俗故事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