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发表于《文艺报》、《羊城晚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都是对当下小说新作的点评。
1《天火》，阿来，长篇小说
《天火》是作家的另一小说《随风飘散》的接续之作，两部小说共同构成《空山》。是对一个藏族村庄机村历史变革的叙述与描写。《随风飘散》里的鞭炮炸开了一个乡村世界的稳定秩序，《天火》里的大火则使这个世界在燃烧中变得风雨飘摇。多吉是一个毫不隐瞒的纵火者，他的反复纵火引来的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全体机村人究竟如何生存的抉择。多吉是罪犯还是救世者，是精神病人还是清醒的牺牲者，这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和较量。历史在这里被明白无误地引入了，权力和纵火之间的角力，让机村这个小小的村落变得面目全非。这可能正是阿来小说世界的特殊构成，历史的风云席卷着整个世界，即使是看上去偏远、安宁的地方一样要改变秩序和颜色。
2《报告政府》，韩少功，中篇小说
这是一篇故事情很强、极具动感的小说。这种阅读印象和作家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强烈反差。再一次展示了作家小说叙述故事的能力。而且，小说故事本身的吸引力和意义足够让人读下去，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在监舍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伸向一个外延不断扩大的世界。始终执著于人物故事，不再看到作家或叙述人的议论，虽不必看做是作家小说路径的转变标志，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创作动向。甩开思想的包袱和文体实验的刻意，本色地讲述一个人间故事，成熟作家仍然显示出高超的、不动声色的技巧。
3《搞错了》，戴来，短篇小说
戴来总是能够写出一种细微的心理感觉，让人能看到某种尖锐的心灵反应，在平淡的故事躯壳下，也许你不会看到热血沸腾的情景，却能感悟到随时可能崩断的神经震颤。她的小说留给人的突出印象，也许不是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而是一团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理感应。我读她从前的小说，发现她经常喜欢让人物通过接打电话互相表白来作故事的开头，以此让互不关联的地域与人物在同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里发生关联，以表达自己飘忽不定的意绪和感情。
短篇小说《搞错了》有着相对固定的场景，这是发生在同一个家庭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小说性”很难概述，这仍然体现了戴来小说的特点。家庭里两代人因为“小说”而发生抵牾是最突出的矛盾，不过，等到故事跑到医院里，等到几个男人在电梯里发生心理上的猜测和好奇，直至小说结尾那个“搞错了”的质疑发问，才会知道，戴来又想在平淡的生活表现下，在无奇的故事当中，找寻她自己固执地要表现的那种“心性”的东西。读她的看上去散漫不经的小说，其实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阅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决定了小说的效果。
4《水龙》，王雨，长篇小说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典范之作，无论其中的故事有着怎样的曲折，人物经历着怎样的遭遇，作家内心的那种对故土的热恋，通过浪漫的笔调流溢出来，成为一幅轻灵热烈的图画。读王雨的长篇小说《水龙》，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是一部以长江三峡为背景，以重庆开埠为中心的作品，作家描写和表现的是清末民初重庆古城的风云动荡、世事变幻和悲欢离合，这些描写本应用来表达一种历史悲剧的主题，但我们的阅读却始终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感受。
一个乡土气息甚浓的少女水妹和一个在峡江上穿梭的汉子水龙，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我相信，在作家内心的构想和本来的设置中，这对青年男女会以纯朴、情爱的方式，与他们生活的山水一起构成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因为小说一开始定下的英雄救美的基调是一个有力的暗示，为了确定水龙和水妹之间牢不可破的情爱关系，又加入了青梅竹马的因素。但有趣的是，《水龙》并没有演绎成一部浪漫的乡村爱情故事，作家不断地往其中添加材料，使小说朝着提示社会历史风貌的方向转移，为了把地域历史和社会风云更多地展现出来，作家加进了众多人物，如成敬宇、赵嫱、关明灿、紫薇等，在人物关系的组合和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让他们和水龙、水妹发生恩怨纠葛，努力让故事复杂化，让情感多样化。
应当说，作家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实现，众多的人物一方面让近现代重庆城里的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展现，船运、银行、工厂、书院、会馆，都是小说故事展开的场景；商人、市民、军人、职员，都有机会走到前台表演。与此同时，巴山蜀水的风土人情，从雾都火锅到三峡风光，作家的乡土情结在小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许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要求，使作家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定位与处理上，总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变化。比如纯朴的乡间女子水妹，到后来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出国留学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现代女性，这种性格的分离使她拥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与乡土有关的“水妹”，另一个是颇具有现代味道的“东方宝萍”。这两个名字在小说里不断地转换着出现形式，反映出作家创作时的复杂心态。同样的，水龙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粗犷汉子，关于三峡的古诗词他自幼就可以倒背如流。出于对乡土的爱恋，作家并不愿意把小说写成纯然的善恶冲突和美丑对立。围绕水妹的爱情归宿，水龙和成敬宇这对冤家并没有像一开始暗示的那样正面冲突，反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成了一对“把兄弟”，即使那个人面兽心的成豁发，晚年时也是怀着愧疚悄然离去。客观地说，作家对人物故事的处理时有矛盾之处，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在乡土浪漫的抒发和历史现实的揭示之间游走的一种心态显现。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创作理想，因为基调一旦确立，谁不想让自己的艺术呈“多声部”的合唱呢？
无论如何，那份乡土浪漫情怀仍然是小说的主调，而且由于作家对故土山水的亲近和熟稔，这种情怀得到了本色、完整地表现，使小说风格得以显现。
5《镇长九斤》，黎晶，中篇小说
黎晶是一位有从政经历的小说家，不断地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人物”的理解，是自然不过的。中篇小说《镇长九斤》直接面对一个最基层的权力者，通过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描写，表达作家对人性与身份的理解，有如一则鲜活的故事，有一点传奇，有一点荒诞，但作家想要表达的，可能是传奇和荒诞背后的温暖。
在我的印象中，小说家笔下的镇长、村长，通常都不承担什么积极的意义。许多小说里，村长、镇长都是些麻木的、粗野的，甚至是妨碍百姓正常生活的角色。黎晶笔下的王九斤，也有粗野处，但其中最大的矛盾，不是他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冲突，而是他的个人品性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反性，这种相反性不是一种性格分离，而是一种品性与行为的不规则，作家所要做的，正是对这种不规则的阐释。不能说这样的立意多么独特和有新意，因为小说家都在努力描写表象之下的人性真义。但作为对一种现实生活的阐释，黎晶的题材选择不无胆大与冒险。
王九斤显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他最大的能耐是喝酒，他最后的结局是死在酒杯前。可矛盾之处在于，酒是王九斤最大的事业，“金酒王”，是他造福卧牛河镇老百姓的最大法宝。小说的荒诞在于，为了酒，王九斤甚至不惜去冒丧失做男人的权利。当作家为人物确立了这样一种荒诞不经的性格逻辑后，王九斤所有的行为就带上了奇异的光泽。小说另一点用心在于，王九斤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县委书记白玉明的眼睛来呈现的。小说还引入了另一条线索，即王九斤宽厚地对待曾经想搞倒他的人，暗示出他性格中的善良。
黎晶显然是一个专心于现实的作家，王九斤身上并没有太过复杂的东西，王九斤身上的所有的特点，特别是他怪诞的“献身”方式，可以说作家事先设定了的，这可能是他对“政治生活”的一种体悟的形象表达，直接地、彻底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包括那些表象生活中，还包含着一些很容易被忽略，误解了也实在不为过的内涵。是的，王九斤这个人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表象的，他的喝酒谈不上豪情，他的情色与爱情无关，但作家竭力想告诉读者的，是这样的人物生不伟大，死不光荣，但仍有一些微弱光泽值得说出来，也值得让人记取。其实，对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物，即使到最后他死了，从不能算“因公死亡”到最后万人空巷送行，在读者看来，都不至于触目惊心，感天动地。整篇小说营造的氛围不是悲壮，而是荒诞。但作者的用意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对一种表象生活、对一类肤浅人物做并不刻意追求深度的理解，从中表达一种基本的善意，这样的写作，谈不上多么精彩，但也不无可取处。黎晶更擅长营造小说故事的戏剧性，意义这个词似乎并没有专门的修饰，主题有没有力量，作者的用心能否实现，全要看读者对故事本身的认知程度了。在我看来，如果作者能够对故事的荒诞性加以适度收敛，着力于探求人物故事的内在张力，在人物语言、行为、心理的叙述和描写上力求精致，那么，他的写作就会更大程度地超越故事性，而增添更多的小说意味。
6《大年》，郭文斌，中篇小说
作为男性作家，郭文斌的小说有着少有的细腻，这种细腻是直接进入心灵当中的。他把小说当成一件传达人间温暖的事情，那种温暖短暂中透着永久，细微中含着大爱，脆弱中藏着坚韧。他的小说味道很中国，很民间，那些人物的语言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深言大义，平淡话语营造出的却是一种很让人回味的氛围。他的小说不那么尖锐，不太见锋芒，他关注的是人世间最可珍视的那部分人间感情。
《大年》是一篇讲述穷人也要过年，穷人的过年一样幸福甚至更加值得幸福。穷人的孩子盼望过年，明明、亮亮兄弟俩就是这样的乡间儿童。小说透过孩童的眼睛，让过年的气氛弥漫四溢。对联、上坟、拜年的迎来送往，灶台上热气腾腾，让生活流溢着说不出的幸福。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灶台火光映照着父亲的脸庞，“那个美啊！”小说这样感叹道。孩子们已经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父母还在忙碌着，这场景果真十分感人。小说里的一些细节，如“父亲”为亲友写对联发生的情景，都透着一股善良的暖意。这也是郭文斌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郭文斌特别喜欢用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因为这更可以传达他心中的那种澄明、脆弱，有点像美丽泡沫闪闪跃动的善良和暖意。
7《彩虹》，毕飞宇，短篇小说
如果一种感情或感觉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而作家却用文字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小说的意义就确立起来了。《彩虹》不是什么“重大主题”的作品，甚至连“爱”、“孤独”这些词都没有出现，但故事本身却让我们感觉到了芸芸众生中，有多少难以寄托的感情和无所皈依的心灵。一个短篇可能没有爆发点，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感情的线索时时牵引读者的心，故事背后的味道尽显。这正是我们对短篇小说所期待的。
8《一一之吻》，万方，短篇小说
如作者所称，这是一篇“陈述”故事的小说。其实小说故事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二女一男之间的争风吃醋，两个女性的字还是“代号”式的“一一”。这种传统的小说写法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是因为作者对自己着力表现的主题并无遮掩。在寻找爱的途中，人人都不易，都是失意者。但大家都会归于平静，生活里还有很多内容和色彩。
9《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徐坤，中篇小说人生的希望、尊严是一种小说主题。对美的追求和展现的欲望同样是小说关注的内容。徐坤在展现这种美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其中的尴尬和无奈。而且这往往还是故事的结局。但重要的是过程。小说的收束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故事的转折。作者捕捉的这一点主题很有意味。
10《林老板的枪》，杨少衡，中篇小说
《林老板的枪》让我联想到了广东作家吕雷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我脑子里冒出两个奇怪的词：“南方政治”、“闽粤文化”。这两个极不可靠更不规范的词用来表达这样的含义：在多数北方作家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写得惊心动魄、黑白分明之时，来自沿海的南方作家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政治考验。在这些故事里，是非的界线、黑白的区分不是完全能够用眼睛判断清楚的，一种如履薄冰的脆弱，一种需要即刻做出正确反应的考验，使这些看上去不那么严肃的故事里有着深刻的政治命题，原则的坚持与把握和工作的灵活与主动有时候仅只是一墙之隔，政治家的智慧水准和道德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县长徐启维和全县“首富”林奉成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利益合作与利用，又是一种政治摩擦与较量。我们读到了一个老套的故事，“林老板”想用一切手段获得县长徐启维的特别关照，他最拿手的“枪”法是用少女宋惠云“套牢”徐启维。徐启维时时有进入林奉成“射程”、掉入钱色陷阱的危险。我们看到的却是徐启维一次次的自救，并十分智慧地化险为夷。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角逐中，县长徐启维是最终胜利者。他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对诱惑的抵御，他最高的智慧是把自己和林奉成明晰地划分为两类人，一方面依靠自律保持清白，另一方面又适度容忍林奉成的过失行为。尤其是他到公安局“捞”出林奉成，迫使林用善事回报的举动，表达了一种政治原则与行政智慧在一个县长身上的体现。小说的结尾，徐启维惊叹于“中弹”危险的心理活动，是这篇小说主题表达的某种隐喻。小说描写的大多是世俗生活的游戏场景，没有什么慷慨的“响词儿”，却表达了与张平等作家的“政治小说”相近的主题。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南方文化的一种有趣闪现。
11《狗年故事》，刘兆林，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