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说世界上有一个奇迹——堪以和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惊人杰作。然而这个奇迹已荡然无存。”
这个人叫雨果。他所赞美的这个奇迹即圆明园。
他是以描写巴黎圣母院而出名的。可是他又认定：“我们使用（欧洲）教堂的宝库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辉煌奇异的东方博物馆。”
他以童话般的笔法（如同《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关于奇迹消失的悲剧：“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我们欧洲人一向自认为是文明人，把中国人当成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可惜这并非天方夜谭式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即使让阿里巴巴念叨“芝麻开门”的秘诀，也无法开启那曾经金碧辉煌的宝库。黄金变成了泥土，美玉变成了瓦砾，霓裳变成了灰烬……圆明园那最后的美、最后的形象，居然是投射在强盗眼中的。
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站在人类的角度主持并伸张正义，而丝毫不偏袒自己的祖国。他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我希望法国有朝一日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或许，在归还的同时，法兰西的良知才可能真正地得到恢复——这是在打劫的行动中所失去的。
雨果是在给英国上尉巴特勒的复信中这么说的。而巴特勒写信的目的，是请他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胜利谈谈感受。雨果谈论的却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有的战利品将构成沉重的债务。圆明园的大火，也点燃了一个愤怒的雨果。他是对的。我觉得，凡是真正热爱巴黎圣母院的人，也会同样地热爱中国的圆明园。
我估计雨果并不曾访问过中国。假如雨果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青春以及衰竭，他的悲痛只会加重而不会减弱。不管怎么说，雨果是圆明园的一个著名的知音。我建议把雨果的言论镌刻成纪念碑，树立在圆明园遗址！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建议。至少，我会把它引用进自己的书里。
当然，雨果所发出的仅仅是文人的呼吁。当时的政客、军阀或许并不赞同。甚至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盗的数目又增强了，劫掠的气焰亦有变本加利之势。且不说紫禁城、颐和园等宫苑禁地的重大损失，连建于1442年的古观象台，仪器也被洗劫一空：法国抢走赤道经纬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及简仪，运至大使馆（两年后迫于舆论而归还）；德国把天球仪、纪限仪、地平轻仪、环卫扶使仪及浑仪全装上军舰，打包运走（第一次世界大战败后才归还）……最可笑的，是连景山吊死崇祯的那棵“罪槐”上的铁锁链也顺手“牵”走了（回去捆绑黑奴吗？）——其贪婪与嚣张可见一斑。简直像筛子一样。
中国有多少宝贝，就这样失落了。中国又有多少宝贝——经得起如此折腾？
圆明园文物的归还，至今仍遥遥无期——它们依旧陈列在英法两国的诸多博物馆里。不觉得烫手吗？
我只知道，北京的保利集团，几年前在一次国际拍卖会上，不惜重金购回了若干件圆明园遗物（好像有兽首铜雕之类）。这属于义举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了让这些离散的文物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根据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圆明园纪事书札》的记载：“水滨复有无数禽笼鸟室，畜水禽者则半入水中、半居岸上。在陆则有兽圈猎场，沿途时遇此小建筑也。”可见圆明园原本设有动物园的。当战火燃起，这些珍禽异兽都往哪里去了？还有那些奇花异草呢？莫非皆已化为灰烬？
强盗的逻辑，有时比野兽的逻辑还要残酷，还要愚昧。谁把他们从笼子里放出来了？这一颗颗挣脱了缰绳的野蛮之心！
圆明园原本还有图书馆，即大名鼎鼎的文源阁。乾隆皇帝修集《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庋，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文源阁是其中之一。“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庀一份。”英法联军同样毫不留情地向这一流的图书馆投下一只火把。文源阁里的古籍、经卷、书画、金石文具，荡然无存。令天下书生无限神往的文源阁，变成了一小块文化沙漠。
圆明园曾有四十景。乾隆皇帝依照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例，将这四十景各题四字为额——他给这风格迥异的风景命名时，恐怕也煞费苦心。我联想到了《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脂砚斋点评）。乾隆确有贾宝玉之才情与风流，将一道道景致题写得花样百出，使亭台楼阁、山丘河渠各有所属。因万字轩南堂原有雍正御题“万方安和”匾额，包括十字亭、文昌阁和藏舟坞在内的这一组水景建筑，仍沿袭了“万方安和”之称谓。万方安和——可惜这世代清帝的祈愿，在1860年还是落空了。仿佛在劫难逃，圆明园——这清帝国的大观园，中华民族的红楼梦，最终还是破产了。星罗棋布的四十景，名存实亡。或者说只剩下了一景：残垣断柱。
这已是它最后的风景。
除了废墟，还是废墟。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鼎盛时还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合称圆明“五春”——又据传是因咸丰宠幸的五位美女而起——在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武陵春四位汉族佳丽之外，还有一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使在雍正王朝扩建成御园时，范围也仅限于西部3千亩。是乾隆使之向东邻、东南邻大幅度扩展。张恩荫先生查阅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治计档》和《清史稿·职官志》等史料后得出结论：“直至嘉庆道光间春熙院、熙春园复赐皇亲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御园圆明园的范围实为五园，占地面积不小于七千亩。”而其拓建过程如下：“乾隆十年至十六年，在该园紧东侧的水磨村北（康熙间明珠故园）大兴土木，建成长春园；乾隆三十二年，将皇亲赐园熙春园（今清华大学校园西部，为康熙间所建）并入圆明园；乾隆三十五年，在紧东南邻拓并大学士傅恒赐园（原为怡亲王赐邸），定名绮春园；乾隆四十五年，将皇亲赐园淑春园易名为春熙院（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归入御园。”
我私下里甚至认为：曹雪芹是以圆明园为原型而臆造出大观园。贾府的繁荣期，如同乾隆盛世。（而家道衰落，荣国府被查抄，似乎无形中预兆了若干年后的火烧圆明园？）曹雪芹当年就住在香山脚下（卧佛寺一侧有其故居），抬头低头，皆可望见圆明园。
当然，圆明园可比大观园要阔绰多了。或者说，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跟圆明园相比，顿时显得小家子气。
惟一的相同之处在于结局：梦终究是要碎的。梦碎之后剩下的，只有荒凉与冷清。
圆明园布满了梦的碎片。
圆明园：一个没有风景的风景区。
我又联想到雨果了。他是法兰西的曹雪芹。《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红楼梦》——或者说是他的“大观园”。而曹雪芹呢，则是中国的雨果，大观园是他的“巴黎圣母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贾宝玉即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只不过一美一丑，但骨子里是一样的。贾宝玉爱林黛玉。卡西莫多爱艾丝梅娜达。他们各有自己爱情的庄园。
——这些，都是圆明园的题外话。
这些，都是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意识流。
我认识一位搞美术的法国留学生，他来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画夹去圆明园了。从日出转悠到日落，没找到什么可供写生的景物，感到有点失望。他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大水法、方外观之类颇感兴趣，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欧洲触目即是；况且，圆明园内造的这些西洋景，并不正宗，显然是非专业人士草率设计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出现在东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没错。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等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历时14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海晏堂，“为安装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壮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这喷泉居然带有报时之钟的性质，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属相取代裸体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西洋建筑。莫非中国皇帝怕有伤风化？又如黄花阵（另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惟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黄花阵1989年修复，我还去钻过呢（跟打地道战似的），颇动了些脑筋，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坑道里迷失。待我终于走到头了，下意识地抬头，只看见亭子里空荡荡的，皇帝早就消失了。这么说，我只能自己奖赏自己了？
圆明园好玩的西洋景还有很多，远瀛观、谐奇趣、蓄水楼、线法山呀什么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况且，列举了也没用。因为大多数都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局。连皇帝都不在了，谁还有耐心，陪你下这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正是在这凌乱的棋盘上，大清帝国输了。把自己的家底子全赔光了。隔着起伏的山峦、浩瀚的海洋，它输给了彼岸的对手。圆明园，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百年后的耻辱，他老人家，还有心思跟宫女们打打闹闹吗？当他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发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时，大清帝国就输定了。或者说，注定会输得很惨的。康熙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学及近代天文学原理，曾忧心忡忡，意识到东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可乾隆一点也没继承其祖父的忧患意识，对“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惟一引进的只是西洋的建筑艺术，在圆明园内盖了占地100多亩的西洋楼，只不过是为了开开洋荤、闹着玩而已。他花高价进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鸣钟，作为宫廷的摆设，却对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之类不屑一顾。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固执地认定大清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拱卫于周围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国。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居京的“老外”（传教士）全部召集到圆明园，劝他们改信儒学。双方展开了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毫无结果。乾隆认为这些外国“傻帽”是执迷不悟。“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了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艺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的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中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张宏杰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驶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此时恰逢乾隆82岁大寿，宴会上的满汉全席自然使英国人大开眼界，而他们远渡重洋携带来的各类“土特产”，无形中成了给老寿星的生日礼物：除了工业机械、天文仪器之外，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英国使团甚至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卫队，想表演一番现代炮兵的装备与队列，供中国皇帝检阅。乾隆却不稀罕听西洋的礼炮声，觉得不会比鞭炮爆竹之类更能烘托喜庆的气氛。挥挥手，让太监们将这些怪模怪样的枪炮原封不动地运进圆明园的仓库并且傲慢地评价：“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他只是浏览了一遍英国使团递交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及冗长的礼品单，告诉手下：“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英国使团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靠耍一些洋把戏，来嘘弄看客。而且乾隆并不以为这些异域的杂技与魔术有什么新鲜，有多么神奇。
大清帝国的轻敌思想，正是乾隆开始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连看都懒得看的洋枪洋炮，在67年之后，将撞开闭锁的国门，直逼北京城下。而圆明园将在轰隆一声中成为炮灰。他呀，真是太迷信八旗军的强弓硬弩了——因为其祖上，正是靠这冷兵器打下江山的。可在下一个时代，要靠长矛与弓箭守江山，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偏偏乾隆栽下的是一棵骄傲自满的歪脖子树。他的龙子龙孙，从道光，到咸丰，直至光绪，都将深受被烈日暴晒之苦。而他留下的最昂贵的遗产——圆明园，将毫无招架之力地遭受一次打劫。打劫者，恰恰是他蔑视的那些洋人的后裔。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讶异地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的礼物（枪炮），一直“藏在深宫人不识”，闲置在库房里，蒙满尘土。大半个世纪以来，仿佛被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遗忘了。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将其装船运回老家。或许还不无侥幸心理——幸亏中国人没把这些武器当回事，若是他们以此为模型仿制并装备军队，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要想打进北京城，就不太容易了。
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难忘里面的一个镜头：僧格林沁王爷的蒙古骑兵，在开阔地上作集团式冲锋，遭遇英法联军的排枪排炮，纷纷滚鞍落马，血流成河；最后只剩下一杆快要被炮火撕碎的战旗，斜插在尸骨堆上，孤独地飘呀飘……马受惊了，人也受惊了。一向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八旗军，总算领教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可已经太迟了！毕竟，人家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想挡也挡不住。
早干吗了呢？
乾隆时代获得的那批西洋火器样品，在圆明园的宫殿里睡大觉。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却要以血肉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虽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纵火的强盗固然可恶，但失职（或渎职）的守护者，同样可恨。一个麻木的民族，终于被坚船利炮逼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战之外，似乎还应反思，检讨失败的原因。张宏杰在《回首爱新觉罗们》一文中说得好：“人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头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的关系。”鸦片战争原始的种子，在乾隆的脚下开始埋下了。乾隆在圆明园里盖西洋楼，仅仅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媾和（况且还是不伦不类的），但这两大文明，却呈现为格格不入的局面，终将产生悲剧性的冲突。所谓的鸦片，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但这足以使圆明园像火药桶一样爆破了。我把那带有烟熏痕迹的残砖碎瓦，视为冷却的弹片。
许多人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00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纯属点缀性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然而在火灾中，以石料砌筑的西洋楼，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筑稍占点“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后，至少还能多剩下点“骨头”呀什么的，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是应该及时纠正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2年1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现”圆明园》的重头稿件：“10月18日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怆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成语盲人摸象，形容的正是这种谬误：摸到头或脚或尾巴，就以为是大象的形状。摸到西洋楼，就以为是圆明园的核心或全部。
或许不能完全怪不知情的游客。空空荡荡的圆明园，除了西洋楼遗墟，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摸了。
难道，我还能摸到更多的东西吗？
除非换一种方式。转而抚摸历史，抚摸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
我的手头，就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沈源、唐岱实地写生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当然是复印件，原作至今仍为巴黎国家图书馆占有。我在纸上摸来摸去，捕捉到圆明园真正的灵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桥，摸到了大宫门……甚至还差点摸到了乾隆的龙袍，和香妃的裙裾。
我摸到了“西湖”。还纳闷呢：西湖不是在杭州吗？原来福海“抄袭”了西湖。诸多水景，都与西湖的风景点同名：三潭印月、南屏晚钟、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人。
圆明园的西洋楼里，有海伦吗？拿那20幅西洋楼铜版画（同样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14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150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兹录如下：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洞天深处、长春仙馆、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山高水长、坦坦荡荡、天然图画、万方安和、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曲院风荷、澡身浴德、夹镜鸣琴、别有洞天、接秀山房、蓬岛瑶台、涵虚朗鉴、平湖秋月、方壶胜境、四宜书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莺飞、北远山村、坐石临流、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云居、日天琳宇、鸿慈永祜、汇芳书院、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风流皇帝乾隆的性情，全投映在他为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里了。何其骄傲，何其虚荣，何其潇洒。
除“御批”的四十景外，圆明三园可圈可点的中式古典建筑还有许多：长春园的玉玲珑馆、长春桥、澹怀堂、思永斋、法慧寺、花神庙、绮春园的含辉楼、绿满轩、招凉榭、迎晖殿、庄严法界、点景房、春泽斋、涵秋馆、凤麟洲、鉴碧亭、生冬室……
尤其值得提及的，有位于长春园西湖小岛（人造）的海岳开襟，不仅名字起得很有气势，而且高阁凌云，周围有配殿、方亭、圆廊及牌坊环绕；火烧圆明园时，此建筑因坐落于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0年后，还是被八国联军的铁蹄摧毁。在长春园中心岛上，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园内最大建筑——乾隆仿照紫禁城宁寿宫，为自己营造了太上皇宫殿，供“退休”后使用；他真是一位会享清福的“离休老干部”。另外，在与西洋楼景区螺狮牌楼唇齿相依处，有带水门的狮子林，系乾隆根据苏州名园狮子林而照葫芦画瓢的；在荷花池里泛龙舟，他一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来乾隆造景，不仅有西洋建筑之“赝品”，还爱模仿南方水乡的风韵。难怪有专家说圆明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类和谐地集于一身”呢。御用文人曾咏诗：“人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入君怀。”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精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正是从乾隆晚期，中国这只曾经遥遥领先的兔子，见没人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龟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破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人快成为亡国奴了，才如梦方醒。
从康熙到雍正，直至乾隆，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恰恰印证了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满洲人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乾隆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他不断奉行豪华的庆典、巡游，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正是这种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由于经济扩大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正是繁荣压垮了乾隆盛世。”张宏杰以此论述“乾隆皇帝的自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从乾隆对待圆明园的态度，我能看到秦始皇造阿房宫、隋炀帝挖大运河的影子。历史的琴弦被巨大的压力绷断之时，会发出撕云裂帛的绝响。
继乾隆之后，在中国，当皇帝，就不那么容易了。能苦苦撑持就算不错的了。尤其从咸丰开始，时时都面临破产的威胁。大清王朝的尴尬，被圆明园的大火映照得一览无余。皇帝的这张脸，该往哪里搁？所以，咸丰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大病一场，一命呜呼。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他的灵柩，是由其遗孀慈禧押运回北京的。慈禧的脸皮，比咸丰要厚一些。她并没有从圆明园的损失中吸取什么教训。后来经她之手所丢掉的东西，可太多了。
跟西洋楼景群相比，圆明园的中式建筑，无论规模还是气势，原本都是占上风的。偏偏它们是以木结构为主体，最怕火的，因而更彻底地化作了灰烬，甚至无法像西洋楼遗墟那样表现出某种残缺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浓缩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圆明园四十景，挥手之间，就被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无法填充。后人纵然有再强大的想象力，亦如缘木求鱼，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据。唉，真正是空中楼阁呀！我只听老人说起：建于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壶胜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顶、汉白玉基座的楼阁组成，供奉着2200多尊佛像，数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只找到一片没心没肺的荒林。至于“正大光明”殿（雍正的办公室）遗址，盖起了几间破破烂烂的农民房——幸好最近有关部门已将这些“违章建筑”全给拆了。据说当年英法联军的司令部，就设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后一个被点燃的建筑群”。九泉之下的雍正，若知道自己的“总统套房”后来被敌酋占领，肯定会愤怒的。
圆明园是多灾多难的。张萍、柴火两位，撰文加以细数：“经过1860年那次闪电式的掠夺珍宝与焚毁全园建筑的‘火劫’，之后又有1900年砍伐全园大小树木的‘木伐’，1911年盗运园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后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的‘土蚀’，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产大队的鸡、鸭、猪场，区政府的机械修造厂甚至部队的打靶场，都在这块‘无政府’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壮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1年，就有216处土山和106处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坏，24000余株树木被砍伐，一二百亩绿化地带被侵占。甚至还出现过一次私伐1300多株树、一次拆掉800多米长的围墙、一次运走582车石料等严重破坏事件。对照1964年的测绘地图，圆明三园当时尚保留有近3000米长的虎皮石围墙，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幸存者’不过400米而已。”抚摸圆明园，我的手掌触及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圆明园的残缺，是发生在人间的最严重、最漫长的“月蚀”。我只能靠依稀的记忆，重温那圆满而皎洁的月光。圆明园，东方的月亮，古典的月亮，离我无比地近，又无限地远……它真的能够重现吗？它有必要重现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悬念。或许破镜可以重圆，但圆明园的伤口，即使愈合了，也难以完好如初。
旧中国，曾经在圆明园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一跛一拐地走着。心有余悸。
我想，比恐惧、悲哀、愤怒更重要的，是应该弄懂自己——究竟被什么绊了一下？这样，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项远比恢复圆明园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的工作。
在圆明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中国人用了100多年时间，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与自信心。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圆明园的良辰美景、画栋雕梁或许会从空气中浮现，作惊鸿一瞥。哪怕仅仅是一瞥，足以迷倒想入非非的我。可惜，我只能在满目苍凉的废墟上刨根问底。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愈合的伤痕又将被重新撕开，流淌出殷红的鲜血。圆明园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承受住第二次打击？别说让昔日重来了，即使是痛定思痛的回忆，都显得过于残忍。一根无法剔除的肉刺，使一个民族时常会下意识地呻吟。
时光不会对我的幻想持合作态度。我无法领略美的再生，却可以延长对它的死亡的哀悼。我无数次地缅怀圆明园的受难日。缅怀那火中的葬礼。我相信那也正是民族的受难日。
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先派出小股部队在德胜门外架炮佯攻，以牵制守城者。大队人马则直扑西北郊的圆明园。虽然咸丰皇帝已于十几天前由此逃往热河，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圆明园成了牺牲品。
公元1860年10月6日傍晚7点钟，法军敲响御园的大宫门。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出面阻挡。敌兵暂退，找“领导”商量去了。文丰四处找不到帮手，自知势单力薄，只好投福海殉节。约过了1个小时，敌兵卷土重来，击杀两名门卫，强行冲进去了。在贤良门附近，与守园护军交火，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拼命抵抗，直至战死。（今“园史陈列馆”内展览着任亮的墓碑：“遇难不恐，念食厚禄，必要作忠。奋力直前，寡弗敌众，殉难身故，忠勇可风。”系从近春园西南正蓝旗护军营房旧址发掘出来的。）
“鬼子进村”，到处搜寻“花姑娘”（宫女）加以奸淫，又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太监。“鬼子”自己也承认：只是在另外40位掌管花园的男人中，有20人有武器（估计是护军）。
英法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入侵者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起来，蜂拥而上，全变成了衣冠禽兽。
由于抢劫是在没有其他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能通过抢劫者自己的描述，来想像那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悲剧。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一书中，收录了《纽约时报》1860年10月9日的报道，系英军随营记者撰写的：“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图案，另外还有统靴、头饰、扇子等等。事实上，房间里面几乎都是这些东西。储藏室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地摆放着。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厚厚地铺满了一层。”光是抢运这些丝绸就使用了庞大的马车队，不是用绳子，而是直接用丝绸来捆绑车辆。甚至对皇家器皿（银钵、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瓶、罐壶、象牙等），也一律用柔滑的丝绸包裹，塞入私囊。士兵们以昂贵的丝绸做被单、床铺、营帐乃至擦鼻涕的手帕。
圆明园的丝绸被席卷一空，海运欧洲。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血泪斑斑。它已非中国的荣誉，而是耻辱。丝绸啊丝绸，耻辱的旗帜。
除了一座装有大量金块与银锭的宝库，有联军的宪兵队守卫（将由英法两国瓜分），其余的一切，都是得不到任何保护的。
英军居然在喇嘛寺举行了一次“强盗的拍卖会”。下令把抢来的物品公开拍卖。“所有人都允许按他们自己估计的价钱占有他们已经拿走的物品，并且人们对这次拍卖的拍卖品拥有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权。很多精美古董的纪念品就这样以一种纯象征性的价格归个人所有了。全场拍卖额有22000美元，而这笔财富的（实际）价值不可计量。拍卖得到的钱作为奖金当场分发了。”为表示公正，总司令及其他将军们未参予奖金分配。但部队把一只金盂（无价之宝）作为送给总司令的礼物。总司令没有拒绝。
因此我可以说：在这支部队里，没有谁是清白的！
英军随营记者在拍卖会现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当初大清国的皇帝陛下能把圆明园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地移交过来的话，那么它将会卖出一个天价，可惜有3/4以上的东西被法国人毁坏或掠走了。”两个强盗，在互相推卸责任。然而，谁也未对受害者有丝毫同情。这位记者在另一篇报道中也拼命洗刷己方：“法国人已经在圆明园舒适地扎下了营帐，并且大量最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拿走，留给英国人的尽是一些笨重的不那么值钱的东西，或至少是那些他们无法搬走的东西。”难道强盗也有冤屈可言？他甚至还无意间透露了（说漏了嘴）：“所有抢掠来的物品数量之多让人们几乎不知道到底该把哪些东西带走。”
抢劫得手，形形色色的“拍卖会”应运而生。《纽约时报》1861年3月6日，又刊登了题为《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眩目》的报道：“这些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来自北京皇宫的赃物在这儿（香港）卖得可不便宜。我手头就有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共有140颗珍珠，并且每颗都大如樱桃。这是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卖给我的。这个法国军官还有类似的几串项链，甚至还有一些明显属于大清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赃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西式钟表。有一名法国士兵就搞到了85只，它们都有世界上最奇特的造型和最精细的做工，外壳多用珍珠和钻石镶嵌而成，很多是瑞士制造的，也有些是伦敦制造的，都非常值钱。”这些曾经在圆明园内为中国帝王报时的西洋钟表（舶来品），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衣锦还乡”了。对于其生产地而言，是否算得上“出口转内销”？
该报道在介绍直接从清国皇家仓库内掠夺的战利品时，尤其提及了白貂皮和黑貂皮大衣，以及用黄金镶边的长袍——数量之多，“即使把它们装饰在纽约全城妇女美丽的肩膀上，也用不完”。这些“战利品”大部分将流向欧洲和美国，香港作为其中途的驿站，仅仅截留了一个零头，就耗费了至少100万美元来购买。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第一天，就纵火焚烧。12天后，英军总司令下令再次纵火烧园，大火整整持续5昼夜，连毗邻的万寿、玉泉、香山三山皇室建筑也未能幸免。借助于火，对圆明园进行彻底的破坏，同时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罪证（带有“毁尸灭迹”的性质）。抢劫者希望曾拥有无数珍宝的圆明园，只留下一把模糊的骨灰。
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四十景，就这样灰飞烟灭。惟一能为后人的想象提供依据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现存巴黎图书馆内。同时被窃的还有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
我曾拿大水法昔日的画像与其遗墟加以对照，方知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处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的喷泉群，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椭圆形菊花式喷水池内，有“猎狗逐鹿”喷泉，四面各有一座十三级喷水塔，流金泻玉，辉映彩虹，简直称得上是天堂的景观。而今呢，只剩下了几根镌刻有西洋花纹的石柱，孤零零地守望着野草残阳。据我所知，这是当代游客摄影留念最多的地点。或许，大水法最传神地象征着圆明园的遗容。我也在这块空地上照过像，是面无表情的那种。我挺反感某些人在大水法合影时流露的笑容。只要是中国人，在这特殊的场景，都应该拒绝微笑的——哪怕摄影师在习惯地招呼你“笑一个”！
在圆明园，你能笑得出来吗？
除非你患有失忆症。
你健忘的微笑，是对悲哀的圆明园的污辱。
我从不允许那白痴般的笑容，出现在自己的脸上。走在圆明园内的每一寸土地，我都会保持沉默、保持严肃，我都希望对未来承诺点什么。有什么办法呢，看见圆明园，我就想起我们民族的受难日。于是，这座空旷的公园，在我眼中如同露天的殡仪馆。一座伤心的公园！
长春园内，和大水法一样，方外观也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几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摇摇欲坠，点缀着废荒的台基。如果无人提示的话，你简直猜测不出这些破石头是作什么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细刻的纹路，使你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残余的王气。
查阅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观的芳容：三间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左右各有环形石梯，而楼上的落地窗户和带栏杆的阳台，都显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楼不是出现在圆明园里，我可能怀疑这是某位欧洲贵族的豪宅。庭院构筑得很整齐，用成行的绿树划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间。西南桥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观建于1759年（与大水法同时）。看来中国皇帝从那时起，喜欢住洋房了。
方外观是乾隆金屋藏娇的地方。他见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香妃，一高兴，就将此楼赐予其作为礼拜堂。传说室内供奉着两块神圣的石碑，碑文可意译为：“奥斯曼爱真主，真主爱奥斯曼”，“阿里爱真主，真主爱阿里”。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香妃来自新疆，这位体有异香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异乡的庄园里，守望着自己的神。她的灵魂肯定与其容貌一样美丽，散发出鲜花的芬芳。我估计，当时整个方外观，都笼罩着浪漫的气氛，如同洒满香水的天堂。但实际上，香妃已像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自由。假如说方外观是天底下最豪华的牢房，那么，香妃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囚徒。一位冷艳且忧郁的女俘虏。
我还见过一幅记录方外观残迹的老照片，拍摄于1879年：小楼虽经烟熏火燎，主体建筑依然保留着，透过树丛，能清晰地观察到精致的屋顶、镂花的窗棂与阳台……此照足以证明，方外观是1860年那场大火的幸存者。它侥幸躲过了浩劫，最终却未能战胜时间，如今在其遗址，只有几根残柱为昔日的繁华作证。对于它来说，还有比烈火更为可怕的敌人。
圆明园福缘门前，有北洋军阀王怀庆修建的达园，当地人称之为“王怀庆花园”。此人利用职权，于民国8年圈占了这块风水宝地，营造私家园林。他把工程承包给海淀镇衙门协台鲍卫汉，由这位地方官出面，私下买通圆明园十三处守园太监，里应外合，偷拆圆明三园内残存的砖瓦木石，用车马运往达园工地。当时清室已垮台，树倒猢狲散，太监们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赚点零花钱。王怀庆就这样大大地占了圆明园的便宜，白捡回诸多名贵的建筑材料。甚至把圆明园九州清晏前湖东西两端的“金鳌”“玉”桥，都拆卸后搬运到达园，然后重新砌筑在自家的溪流上。
至于“包工头”鲍卫汉，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以王怀庆造园的名义，搜罗圆明园的旧材料，而又中途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藏匿于海淀镇大坑沿西坡。算是吃的“回扣”。待达园的工程一结束，立马又替自己盖了座西园——离畅春园大宫门遗址只有一箭之地。据焦雄先生讲解：“园中门口呈立面长方形，是用一块汉白玉石雕成，高约4米，框沿上左右三面起边线，线格中雕刻精致串珠花纹，上口两角雕卷云纹凸出，此物原为圆明园西洋楼之遗物移建于此……鲍协台从圆明园盗出石雕饰物多件，害怕官府发觉追究治罪，不敢全摆置园中，在建园时将部分石雕深埋地里。”这已非废物利用，而是在囤集文物——等着增值呢！
王怀庆建达园，花了4年时间，几乎每天都雇用民去圆明园“拾荒”，拆东墙补西墙。北京的权贵们见了，都很眼红，争相仿效：“假借王怀庆的名义，纷纷进园盗运材料，抢拆之风势如潮水，弄得守护太监们无法阻拦，结果在几年内，把园内残存建筑全部抢光，圆明三园又遭到第二次抢劫。”（焦雄语）这一帮盗贼，就知道发国难财。甚至不惜往圆明园的伤口上撒盐、捅刀子。
真让人不敢相信啊：1860年的大火之后，圆明园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反而在新世纪里愈演愈烈。被外寇的铁蹄蹂躏了一遍之后，又更为彻底地毁于我的同胞们之手！用俗话说，这叫做雪上加霜。
我欲替圆明园一哭。我欲替圆明园再哭。圆明园的泪水，简直流不尽的。是谁，在一次又一次地伤它的心呢？
我怀疑残存的方外观就是这样垮掉的。它的青砖碧瓦、玉柱石碑，被拿去盖了谁家的花园？
圆明园蒙受了双重耻辱。圆明园，成了不毛之地。
我为外敌的残暴感到愤怒。我又为国人的麻木感到脸红。我相信，那些给圆明园制造了额外的灾难的——绝对是一些“丑陋的中国人”，一些泯灭了良知的中国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过并不比外贼轻。我们的民族，出过太多的“败家子”。
1982年10月，北京举行纪念圆明园被毁123周年的活动。各行业人士自发地聚集到圆明园遗址，控诉那场罪恶的大火。在场的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言论：“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中国人自己负责了……”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或许能促使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
在控诉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检讨检讨自己呢？
难道我们跟圆明园一样的无辜？难道我们自己的手，就真的那么清白？
仇恨肯定是无法遗忘的。伤害过我们的敌人，肯定是不可原谅的。难道我们就有权利原谅自己吗？我们自己，也曾伤害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