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文汇报》年到一篇文章，《“现代私塾”应该缓行》，文曰：“‘孟母堂’的读经教育，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做法，将在孩子心中重新树起一个‘孔家店’。”私塾教育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据我所知，私塾教育最大的优势是，顺从了一个人的成长特点，也就是说人少小时记忆力好，越到後来记忆力逐渐消退，而理解力则占了上峰。因此，私塾教育采取的教育方法如《三字经》所说“凡训蒙，需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如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讲的是循序渐进与涵咏的功夫。先生在教学过程中采取“随文入观”的办法，童生边记诵，边随着先生的讲读发挥想象理解经文。基於此，认为诵读经书即是“扼杀创造意识和能力”，未免太过武断。顾炎武周游天下，每至空旷处，任马自行，坐在马背上背诵十三经，也没把书读死。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根据自身的学习体会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余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负此自放，喜从滑稽饮酒者游，把卷无几，故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於不勤。比年来，颇自惩艾，而聪明已耗，不如昔之十一二，每阅一事，必寻数次，掩卷茫然，虽勤而善忘。嗟夫，败慧业者，当此二物也。”
我认为，私塾教育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公平。旧时大族为保证族中贫寒子弟有书读，专门辟几亩学田，供私塾用度，《红楼梦》保存了这方面可贵的材料。因此，私塾教育如花在野，保证了即使是最僻的山乡，都有藏龙卧的可能，“兴学之道，扇化乡里”，泱泱大国的文化传承也在这不歇的读书声中得以渊远流长。寺院因为有僧田，也承载了不少培养士子的责任，史上多少寒士苦读深山寺，使这一文化现象成为美谈。南北朝之刘勰，《文心雕龙》的作者，一次夜深在佛殿里读书，书声朗朗。小和尚们吓坏了，以为里面闹鬼，立刻报告给老和尚。于是，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捉鬼，没想到“鬼”原来是一个叫刘勰穷孩子，正借佛灯读书。
而试看看现在教育现状，幼儿入小学其竞争的殘酷无异於上大学。一个县里好的小学就那么几所，他们自然得到财政、师资的倾斜，办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学校，於是大家都想去。既然花了全县纳税人的钱，却又不拿出来公开招考，而是按县城街道伐分来录取，不在地段内的自然进不了。而多余出来的名额却又为拉关系、卖人情大开方便之门，搞得乌烟瘴气，大寒家长之心。大而言之，“北京大学成了北京人的大学，”这个说法早已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