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字由“止”和“戈”组成，可见古代中国人就明白以战制战的道理。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是人类更为了尊严而战，可以不顾身命。毫无疑问，日本侵华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进行了精神总动员，长城铁青着脸怒视着敌人，觉醒者热血沸腾，惜别倚门望归的娇妻幼子，听从民族的召唤，踏上征程。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狼牙山五壮士誓死抗敌，毅然投崖。
而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确保未满15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但是在抗战时期国家危亡在即，就不能用现代法则约束，13岁的张嘎原型就参加抗日斗争。河北涞源，放牛郎王二小把鬼子引入伏击圈，光荣牺牲。
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兵
广德战役中，国民党上百名儿童团员投入到战场缺口之中，几乎全部覆灭。
淞沪会战时，18岁少女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突破重围，把国旗送到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手中，并高挂起来，给中国守军和人民巨大振奋和鼓舞。“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人心。
沂蒙山区渊子崖村男女老幼用土炮、石头、铁叉同日军搏斗，歼灭日军100多人，147人英勇就义。
军民鱼水情确实使老百姓和人民帮助了共产党部队，但是代价之一是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日本人辩称，连中国人都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文艺作品中的大姑娘、老太太、小孩都抄起家伙杀我们，因此，日军杀的都是参战人员，是自卫。这种理论是杀人还不让出血，以此抹杀侵略罪行。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人才奋起反抗。不自由，毋宁死。反抗越激烈，破坏越大，苦难越重，也许只有墓地是和平的。“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有理由为他们自豪，为他们感伤，向他们致敬。但是理智告诉我们，这些不是抗战的全部。真正在白色恐怖下敢于反抗、主动攻击的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极少数。没誓死反抗却被日军杀的人是可悲还是冤枉？
姜文拍摄电影《鬼子来了》，里面的村民很淳朴。马大山无意间救了一个日本军人和汉奸，不料全村却惨遭日军屠杀，马大山也被投降的日军砍下了头。村民懦弱、无知、天真，任日军宰杀，没有抵抗。姜文说：“难道我们祖辈猪狗不如地被杀，却因为他们是平民百姓，便没有资格受到纪念？为什么要虚假，把被杀的平民拔高为地下战士？为什么非要‘抗日游击队’被杀才能纪念？”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从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到清末李鸿章都频繁使用，但越来越走向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而自古以来，儒家中庸思想沉疴深重，受儒家“仁者爱人”、“中庸之道”及墨子“兼爱非攻”等思想影响，加之数千年中国优势明显，自己即“天朝”，有家无国，只要“蛮夷”朝贡、臣服或过分强大，“天朝”就“协和万邦”，不动刀兵。大一统局面有家无国，改朝换代轮流坐庄，使臣民往往在催生几个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之际，也对外敌入侵和内部异己产生习惯性地适应，一切都无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明哲保身，不以投敌为耻。
近代以来，中国没有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离心力加剧，地方各自为政，派系林立，军阀横行。民众的国家观念淡薄，缺乏认同感，而家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很强。孙中山忧愤不已，称为“一盘散沙”。
中国人在敦厚朴实、爱和平的同时，也往往麻木、冷漠，尚武精神和民族意识薄弱，“爱和平”成为懦弱怕死的矫饰和黑色幽默。常常相信叫三声大爷不如两个嘴巴子好使，就“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汉不吃眼前亏”，屈服于强权和高压，于是懦夫成为大众，英雄成为特例，这样可能会得到所谓的“和平”，求得生存，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秩序和法治，但是也取得了锁链和屈服。
不是所有的和平都值得爱，也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值得恨。选择和平还是战争，的确撕裂了中华民族形象，滴血不止，有光辉，亦有黑暗。
1555年，明朝嘉靖34年，一股50多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深入内地，杀人越货，竟然直达陪都南京，12万明军不敢出击，被杀4000多人。倭寇横行80余日，才被击溃。350年后，清朝面对更加气势汹汹的日本，打也打不过，以为额头硬、大腿软、割地赔款，就能适者生存，苟延残喘。
清末的北洋海军官兵不在船上坚守岗位，常常跑到岸上去游玩。在香港、上海狂嫖滥赌。管带邓世昌等誓死保国，但贪生怕死者也比比皆是，许多福建籍官兵出于陈腐的地方观念，对他心怀嫉恨，在致远号受伤后，竟坐视不救。平壤守军挂出白旗，6天狂奔500里，逃回国内。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卫军港不敢出击，而南洋舰队宣布“中立”，袖手旁观。冯玉祥将军回忆部队奉命参战，“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惧，奇哭怪嚎，声震云霄。”
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门前插满太阳旗。
甲午战争后，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日本报纸报道：“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和中国人认为日本人畏惧强者一样，日本人往往认为中国人畏惧强者：“紧跟强者是日日夜夜陷入权力斗争和战乱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背叛性格，对于我们把信义二字看得比天还重的国民来说，简直无法理解。”
日本学者原恝兵卫认为：“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自然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受谁统治的。中国人有服大性，截至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
不仅是日本人这样认为。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美联社报道：“今日北平给它的征服者一个热烈的欢迎，只有这个经常被征服的城市才能做到——长列的市民在这个热闹的欢迎游行中，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如当年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当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当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以及数百年前欢迎蒙古人和鞑靼人一样。北平在欢迎它的征服者方面是久负盛名的。”
中国古人也云：“一亡于元胡，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尖刻地指出国人在侵略者面前的奴性和懦弱。
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敌强我弱，使一些人过度崇外恐外，丧失抵抗信心。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20世纪20年代，日本叫嚣征服中国只要1个师、3艘巡洋舰。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自愧不如。孙中山认为，日本只需十天便可灭亡中国。蒋介石在1932年1月11日甚至估计中国三天内就可能被日本击败。
抗日战争神圣而伟大，也不乏孱弱和屈辱。胡适认为，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鲁迅认为中国历史，“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日军没等进入北平，城内街道上就挂起了太阳旗。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北京老太太说：“他日本人有枪有炮，架不住咱中国人能忍。”日军打到天津，当地百姓以为又是张作霖的部队搞军阀混战。就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华北还有妇女以为日军没从东北撤走。据说，沦陷区许多县只有一个日本人统治。
钱钟书在他的记述中说，北京火车站混乱不堪，日本人棍棒一挥，顿时秩序井然，也增强了日本对敢于逾越者的惩处和杀戮。
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统治，能有口饭吃，能活命就不错了。淞沪抗战，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描述：“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老百姓说：“日本人厉害就让他来吧，哪个皇上坐朝，我们都要纳粮。”“政府都打不了，何况散兵游勇，小老百姓。”往往一见鬼子来了，就盲目乱跑，互相拥挤，不敢抵抗。大难临头，仍心存一念，以为只要规规矩矩，逆来顺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在妻子、姐妹被污辱时也不敢插手，在旁边看热闹。其实，当真要被屠杀时，往往半死不活都不可能。
1932年9月16日，日本守备部队以“通匪”为名在抚顺平顶山屠杀了3000多平民。那是一个骨肉离散、血肉横飞的中秋节。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段国耻和国难交织的历史。
日军在写有抗日口号下的大树下留影
日军机关枪象锋利的镰刀一样，使人如秋天的高粱在“哒哒哒哒”恐怖的歌唱中被齐刷刷地割倒，但老百姓不去抢夺。如夺过来不会使，起码可以摔坏，砸碎。没有武器，还有手，还有脚，还有牙，还有热血。横竖也是死，当奴隶死不如当英雄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攥一个，给日本人还以颜色，中国的红色！只要每次屠杀时，中国人都这样做，也许没有下一次了。然而，几乎全都杀光，无一反抗。幸存者杨占友回忆：“任凭刽子手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1937年，日本记者火野苇平见杭州人笑迎日军大为惊讶，“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我们可以同中国的个人友好，而且甚至可以爱上他们。但是看到他们在自己国家命运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谄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像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鄙视他们呢？”
1937年8月17日，阎海文座机被击中，他跳伞后落在上海天庵路，敲门想进民宅躲藏。然而他保卫中国人，中国人却不保卫他。他们也许有爱国心，会为中国空军胜利而欢呼，但当认识到收留阎海文可能给自己带来财产、生命威胁时，都闭门不开，怕连累自己。他们也许认为：“谁用你保卫？还觉得天下不宁！”而上海一万多日侨志愿加入预备队战斗，坚守阵地。日本报纸称：“所有人员都形成一团火，烧向支那军，充分展现了永垂青史的日本魂。”
22岁的东北青年，我的老乡——阎海文，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只能满心悲凉，头也不回地擦干眼泪，拔出手枪，与同样是老百姓组成的日侨预备队战斗，击毙5人，和一名劝降的汉奸，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把子弹送进了太阳穴。日本人脱帽致敬，厚加葬殓，建碑立墓：“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其遗物在东京展出，观者如睹。
国防部长迟浩田回忆，1941年五一大扫荡。在他的家乡山东招远，9个鬼子打着太阳旗，扛着一挺机关枪、1具掷弹筒、4支步枪，到处耀武扬威，搅得全县几万人不得安宁，东躲西藏。
迟浩田一想起就非常心痛。梁山好汉的后代为什么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也许因为日军荷枪实弹，谁也不敢上去抢夺。然而在湖南汨罗江边某村，一个日本伤兵竟将男女老少吓得跑个精光。两个徒手日军到距离新四军驻地很近的村庄强奸妇女，村民也被吓跑。
1937年12月5日，江阴卢家村，四个日本兵把102名男人用长绳绑成一串，押到河边。日本兵端起刺刀向排头的陆阿紫当心刺去，陆只叫了一声，就直挺挺地倒下去了，尸体踢进河中。两个村民吓昏后，日军用枪托捅到河里，抬手就是两枪。将近两个时辰，102人逐个被杀死。
日军在局部或一定时期严格军纪，收买人心，减轻占领区的抵触和反抗行为，以更有力地取得支持，也麻痹了许多中国人。
日军假意善待中国儿童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人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人强奸或强奸致死。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对日军强奸罪行严查惩处，“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陆军省于1940年9月颁布《改进军纪计划》，要求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不管有意无意，认真还是虚假，日军的这种做法尽管效果不大，但是也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日军秋毫无犯，为日军做事理所应当。
有人还说，日军在他家乡秋毫无犯，日军索要粮食、小鸡，祖父本打算认了，日军却按价给钱。日军在他家住宿，帮助他奶奶挑水、劈柴，俨然“军民鱼水情”。
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衡阳守将方先觉向日军提出投降条件有：“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日军也遵守诺言，于是方先觉投降。
2006年5月，原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对南京大学生讲述战争期间对中国俘虏进行调查后有的杀死，有的也会释放时，台下发生强烈的、持久不息的嘘声，因为学生们根据以往的教育和知识绝对不相信日军会释放俘虏，他们乐于相信或想象日军会见到所有中国人一律斩尽杀绝才属正常。中国翻译朱弘插话：“我作证，我是中国人我作证，这样的事有很多，尽管不是绝对的。”台下出现失望的议论声。朱弘顿时感受到无数仇恨的、蔑视的目光，顷刻间聚集到身上。“假如我进一步告诉大家，日军部队中还有过露宿街头、决不骚扰中国百姓的例子，大家该怎么看待我这个不大不小的汉奸说客？”
日本记者高桥太郎记载两个八路军女战士被释放的故事：
“我们是八路军的。我们的司令员是徐向前。我们属某某连某某班。我们的任务是演戏和奏乐。我们不带武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娱乐和鼓舞战士们，是感召老乡们。我们带着的是乐器。”说着，把她们身边的中国笛子和胡琴给我们看。
“长官，我看顶好还是把她们放了。看不出放了她们对整个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我说。长官答道，“说得对。”两个女兵双手合掌，说，“谢谢。”
当时我肯定打听过这两个女兵的名字，但已经忘记。不知道她们能否安全返回。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宽大显然少之又少。因此有人甚至寄希望于日本的残忍，好激发中国人来自生存本能、价值尊严的反抗。作家林语堂富有哲理也是很无奈地说：“如果日本占领军纪律严明，那将是中国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灾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和悲剧。
即便日军军纪不严，嗜杀成性，但是许多被打杀者还是一味胆怯、畏缩、忍让、屈从。困兽犹斗，何况人乎？之所以接连让日本得手，就是往往在仇恨这样一个眼睛小、耳朵尖、牙齿利的恶狼时，没有认识到，既然无法改变狼的本性，就要使自己从精神到物质变成一头钢筋铁骨的狮子。否则，怕他作甚？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思想家们都认为，不进行中国国民心理重建，就不能自强、自立。梁启超：“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
抗日诗人田间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据统计，中国人钙质摄入量仅达标准的50%。物质的钙可以补，精神的钙也需要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