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往往多次战胜人口几十倍甚至百倍于自己的汉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其中重要一点是利用了汉奸。
成吉思汗善待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异族军队，建立起远超蒙古总人口的大军，横扫世界，成为一代雄主。当年，蒙古进攻南宋的军队就有很多北方汉人。远征日本的庞大海军，就有很多南方宋人。
侵华期间，日军和日本妇女在北京颐和园游玩。
日本征召了400万军队，也没有能力控制那么多占领的国家，就是因为害怕异族军队造反，不敢使用异族军队。但是征召中国汉奸即使能力不如蒙古和满洲，也很大程度减轻了自己的压力，实现以华治华的目的。
日军穿黄军装。老百姓因为当汉奸的伪军也穿黄衣服，就丑化其为“二黄”。中国人丑化没脊梁的小人无非是什么狗腿子、狗杂种、走狗。一句狗汉奸更是把狗和叛卖的中国人骂得一文不值。的确，他们对日本人摇头摆尾，对老百姓疵牙咧嘴，俨然是狗的嘴脸。
抗战时期，八路军进行秘密活动，一有风吹草动，狗就狂吠起来，无疑于给鬼子通风报信，因此八路军幽默地形容“狗也是汉奸”，“狗汉奸”也许由此而来。冀中平原于是开展打狗运动，可“狗汉奸”仍然不断涌现。
其实，狗有时难免跟坏人做事，咬伤了好人。但是它效忠于主人的程度比人都强，对于陌生人敢于怀疑，敌视，不象猫有时随意地栖居在任何人家。日本人对狗推崇备至，当作忠义之士，在形容狗的日语里没有贬义词。据悉，日军军犬也只听日语口令，无论怎样教导。日军还祭奠死去的军马、军犬，修墓树碑立传，待遇可谓不低。
瓜子里嗑出个臭虫啥“仁”都有。二战时期，许多国家都有“狗汉奸”，如挪威的吉斯林、法国的维希、捷克斯洛伐克的季索，南斯拉夫还有乌斯塔沙解放军。苏联弗拉索夫上将领导30万“俄罗斯解放军”。
中国更拥有一支世界最为庞大的汉奸队伍，在日本人屁股后面狐假虎威，净捅咕日本人整中国人。在传统影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形象，头戴礼帽，上身黑色绸衫，下身绑腿裤，腰挎盒子枪，说话气势汹汹，阴阳怪气。他们同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一个屁眼儿放屁，从来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丑陋嘴脸。“七八个鬼子一百多伪军”搭配协作，用市场经济下外国大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词汇套用，是“本土化”和“减少劳动成本”。
关于南北方汉奸的俏皮话层出不穷，体现了汉奸底蕴的深厚和影响之广。
东北有首歌谣唱道：“伪满的小警察呀，叫人真害怕呀；下屯他要鸡蛋哪，不给他就骂呀；进门他自己找哇，不许人说话呀；来了那日本鬼呀，洋刀碰大腿呀，走道他晃脑瓜呀，说话他抿嘴呀，见人他就打呀，说的是日本话呀。”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句俏皮话点出了北京人的油滑，天津人的会说，保定汉奸之多之出名之典型。不过，保定府的“狗腿子”是“勾腿子”的谐音，是指保定人摔跤擅使技法“勾腿子”。不过在许多影视剧中，保定的汉奸的确十分典型。
电影《小兵张嘎》就反映保定白洋淀的故事，头戴日本帽、敞着白衬衫、露着大牙的胖翻译就一脸无赖相放肆：“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也不付钱，吃你几个烂西瓜……”
电影《地道战》中，保定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敲钟，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好家伙！二比一的比例，衬托出伪军数量之多，汉奸气焰之重。《地道战》里刘江饰演的伪军官夸赞日本人：“高，实在是高！”更成为经典的电影台词。
“吃中国的鸡，睡中国的妻，杀的中国傻东西！”这句标语如此中国化，如此顺口，如此精练和传神，毫无疑问是在日本人胯下钻来钻去的汉奸所为。
舍得，作为一种佛家生存智慧在当代中国盛行。日本象棋从中国传入并改进，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为己所用，也即舍得，这也是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日本人团结一致，不容易被外部分化利用，而中国人则不然。因此有人形容“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
至今福建民间还形容坏人，“你这个人凶得象个倭似的！”中国人也总用明朝倭寇来证明日本人如何好侵略，其实倭寇中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十之七、八为中国奸民。他们鱼目混珠，充当向导、谋士、战士，令明军防不胜防。明朝《筹海图编》中说：“今之倭寇，动计数万，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谈迁《国榷》说：“动以倭寇为名，实真倭无几。”嘉靖年间，倭寇基本上是中国人，为打破明朝关闭市舶、“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干些走私、杀人越货的勾当。《明史》感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
日本为了弥补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便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威胁利诱，扶植汉奸伪政权。
日本在广西煽动“中日亲善”标语
伪满傀儡溥仪对于“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这样的问题，就认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
许多以天下为己任、受过高等教育的大知识分子也为日本暗送秋波，投怀送抱。明治维新后，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伪政权高级官员中，留日比例较高，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汪精卫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刺杀醇亲王载沣还从容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九一八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主和避战，汪精卫则主张抗战。后来他怀疑焦土抗战的正确性，认为中国“战必亡”，宣扬“和平抗战”、“曲线救国”，“除了共产党及其走狗以外，没有不希望和平的”。汪精卫等人引狼入室，助纣为虐，在南京组成伪政府，成为最大的汉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成为走狗汪精卫下面的小走狗。
请看“古往今来第一叛国文章”、汪精卫叛国“艳电”是如何慷慨陈词地狡辩。
1938年12月29日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
东条英机和汪精卫交谈
有人说，主和派比主战派高官需要更大的生命和道德勇气。因为许多主战派高官们号召誓死抗战，自己并不需要上战场牺牲，而是让别人牺牲，做主和派却要冒被暗杀和被骂做汉奸的危险。华侨们就提出“谈和平者概以卖国汉奸论处”的动议。汪精卫说自己“无国可卖”。妻子陈璧君为他辩护：“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使日军在伪政权下再没进行过屠杀，拯救了上百万生命。
可叹的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在政坛上最活跃、最风光，也是最遭人唾弃的是汪精卫伪政权中的大汉奸，如“代理主席”陈公博，“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内政部长”梅思平，这些乱臣贼子，不惜卖国求荣、卖身投敌，人人得而诛之。反倒是许多大字不识、卤莽好斗的土匪挺身而出坚贞不屈。
日本共扶植了五个比较大的伪政权：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临时政府、德王蒙疆政权和汪精卫政权，组织了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等等各种名目的伪军组织。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政要员129人、军队78万人投降日军。成建制投敌的华北、华中国民党军共56万余人。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辖十二个集团军。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辖三个师，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
日军“宣抚班”张贴告示鼓吹“皇军善举”。
许多国民党将领把军队视为保持地位的本钱。方先觉率衡阳守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许诺：“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但是三次解围没有收效。方先觉说：“哪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日军却源源不断前来助阵。少校参谋欧阳润一语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参战各军保存实力，以求巩固其地位，不愿与敌寇力战故也。”方先觉强烈不满，“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于是决定投降日军。
中国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汉奸泛滥成灾。出师爷的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回忆日本投降之际，“收编伪军，也是复员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都设有名目繁多的伪军，诸如建国、绥靖、皇协、和平建国、人民自卫、兴亚、剿共等皆是。此外还有察、绥方面的伪蒙古军、绥西联军等，总计五十一个单位，共约六十余万人。当然这六十多万人并不是伪军的全部。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警总人数约为300万。伪军、伪警察、伪保长等伪政府各级人员千万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人数10倍。抗战期间，歼灭日军150万，伪军118万；接受投降日军128万，接受投降伪军146万。由此可见，伪军数量之大，人数之多，这还不包括伪政权中数量更大的其他文职人员。
日军为配合其侵略作战，在占领区内进行所谓“宣抚”，宣传、安抚，针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制作“劝降书”，妄图使其丧失战意、劝告投降。
以八达岭长城为背景的日军常被作为侵华罪证广为宣传，实为“台北”籍日军，也就是台湾人。
当然中共队伍中叛变的也不乏其例，东北抗日联军至少七名副军级以上干部投敌，如第五军政委宋一夫、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原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军区工作部长、教六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刑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指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着十一个心腹将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旅长黄骅和参谋主任陆成道打死，邢仁甫公开投降了日军。先后在北京、天津等地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
邢仁甫，生于1910年，河北盐山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把部队宣传队女队员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建造个人安乐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
邢仁甫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恶毒地攻击共产党，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我军情况。
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除此以外，汉奸还把魔爪伸向中共高级将领。汉奸杨新莲用女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还腐蚀厨师王文福，偷窃文件，刺探秘密。1943年3月，八路军所在地左权县5000余人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是20多名小汉奸所为。中共党员李士群、丁默村先后背叛，替日本人张罗特务组织，足以与国民党军统局对抗。不过，中共对叛徒的惩治狠之又狠，任丘不惜动用县大队，多牺牲几个人也要除掉。但是和国民党高级大员和整建制投降日本不同，中共投降者显然数量少，级别小，没有大规模投降日军的部队，甚至没有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
从上到下，大小汉奸层出不穷，也和我国农村苛捐杂税严重，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城市工商业发展凋弊，人口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密不可分。我国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许多人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偷鸡摸狗、男盗女娼，借“皇军”之手谋一条生路。
对于小汉奸，日军用小恩小惠拉拢，用糖果、烟卷、电筒、胶靴等小礼物，还有“法币”收买。许多下层汉奸是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有奶便是娘，迫于生计为日军服务。
在河北满城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难免不被日本侵略者威胁利诱。
淞沪会战中，至少有50个小孩被日军培训利用。郭沫若称：“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
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总结：“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为了登陆金山卫侦察地形，向导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被抓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警卫三师“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嘉兴海盐人陈阿伯在沪杭铁路边为日本人担当翻译。日本人惟一不敢随便欺负的就是陈阿伯的乡邻们。乡邻们要出船，陈阿伯一点头，日本人就放行；乡邻们要到嘉兴去置货看病，经过日本人的铁路关卡，陈阿伯说放行，日本人就不搜；陈阿伯的乡邻中的女人，见到日本人来，也不需像别的女人那样换男装、擦烟灰。乡邻用当地的土产，鸡蛋孝敬陈阿伯。
日军和伪军互相递烟惺惺相惜
有些“好汉奸”没有祸害百姓，而且从日本人手里保护中国军人，还给中国军队送过情报。当战后要处死这些“好汉奸”时候，许多平民百姓甚至联名上书保全。
有关调查认为，对所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汉奸”应该网开一面吗？
A。应该。政治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换日本人执政又不一定比军阀官僚更腐败堕落，台湾历史不就是这样？保护民众不受侵害值得肯定。
B。不能。对汉奸网开一面，那春秋大义、大是大非何在？将来国家受到威胁时，将有谁来抵御外侮？
C。不好说。价值是很空洞的东西，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杀“汉奸”树立不了道德价值，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
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在心中。
不过试想一下，如果不杀“好汉奸”，每一个人都为了身家性命投降，发国难财，良知公道何在？还有那么多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抛妻弃子，毁家抒难，出生入死，拯救国家。那些投降当了汉奸，保住了身家，即使保护了少数百姓，如同锯倒国家大树，拆掉家园之巢，只救护了几只落难小鸟。汉奸们戕害了一心抗战的中国人的美好愿望，给侵略者更大胆的侵略计划和野心。
中国人自毁长城、破坏抗战的事例比比皆是。抗日者在同日军作战时，也要同叛徒、汉奸作斗争。许多战斗场合，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单打”对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许多老人回忆，“中国人坏，比日本人还坏。”
我创作了抨击汉奸的歌词，来自湖南的音乐人佐罗为此作曲演唱。
狗汉奸
（独白：一支比日本侵略军数量还要庞大的汉奸队伍出没在中华大地上，他们见利忘义，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苦难和创伤。）
万里长城有些破墙砖，中华民族出了狗汉奸，家狗尚且看家护院把贼咬，你们却狗都不如引狼入室，香臭不分怕死贪财脊梁弯。
瓜子里臭虫啥人都有，家贼难防就在你身边，红眼害人钱眼求生多可恨，勾心斗角黑心无情少心肝，流毒至今孝子贤孙在人间。
狗汉奸呐狗汉奸，狗汉奸呐狗汉奸，狗汉奸呐狗汉奸，呸！你们这群狗汉奸，狗汉奸！
正是因为汉奸的可恨，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汉奸，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张自忠担任第一任北平伪市长，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耿耿于怀。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身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与日军两个师团作战。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包围，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据悉，张自忠“求死”倾向是“以死明志”，就因为当年被扣上“汉奸”帽子有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当时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批判为革命不坚定的托派分子。“戴罪在身”的左权在日军围剿中为了证明自己对党和民族的忠诚，毅然掩护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撤退，不幸壮烈牺牲。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汉奸而献身许国，这是汉奸泛滥文化反向作用的贡献。为此，中华民族奉献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子！悲也？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