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许多词汇来自日本，甚至国人几乎天天提及念及的“社会”“主义”“爱国”等等。“义勇军”和“进行曲”也是日本创造的词汇，日本的“进行曲”曾经盛极一时，因此有人据此认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抄袭日本。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爱国军民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他们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使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
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留学日本的田汉参照日本的进行曲，为片中主人公创作长诗《万里长城》拟写最后一节诗稿，后来被作为影片的主题歌词，这便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看到歌词后，青年音乐家、共产党员聂耳于1935年3月中旬开始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最后在日本东京完成作曲，4月下旬《义勇军进行曲》诞生。
由此可见，《义勇军进行曲》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尽管参照日本进行曲，借用日本词汇，最后在日本完成这部作品，但是显然不是抄袭，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同缴获敌军三八大盖打击敌人，终于成为不朽的抗日号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胜利就有牺牲。九一八不抵抗，或少抵抗，东北人的面子东北人丢掉，还需东北人自己挽回来。从不抵抗到抵抗，东北人实现了精神和血性的回归。
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之际，沙俄侵略军也洗劫了我的家乡德惠。梳着辫子的德惠老百姓有力地打击侵略者，但是450人就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德惠，县中学师生不胜悲愤，训育主任李郁华老师进行题为《破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演讲，大家失声痛哭，会议不能终场。11月，德惠县成立抗日救国会。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30万人。他们大都是胡子土匪发展而来，哪怕光着膀子也要冲锋陷阵，没有那些政客冠冕堂皇的理由。
1932年9月5日，王辅臣率德惠义勇军攻打县城，保安总队防守顽固，日军飞机前来助战，攻城失利。
这一时期，罗明星率领“三江好”义勇军攻打德惠火车站，有人因此说最早的铁道游击队在吉林。
1932年10月，“占江南”领导德惠义勇军伏击200多日军，经过四个小时激战，歼敌40多人，缴获30多支枪。
1934年日本陆军恤兵部编辑发行的日军战死名册《从军满州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上有金箔照片，装饰精美，可谓价值不菲。我在书中找到与家乡有关的记录：“步兵第七十六联队陆军步兵营长清水口松二昭和8年6月3日，吉林省德惠乡骑涉场战死。”
以前，我从没有发现一个死亡在德惠的日军的名字。清水口松二，典型的日本名字，还有些古典的诗意美。清水口松二，他以死赎了在我的家乡的罪孽。骑涉场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没有听说过。清水口松二在这干了什么，什么样的战斗，打死一个步兵营长，而没有士兵，我更无从考证。
昭和8年6月3日应该是1933年，美丽的夏季开始了。义勇军风起云涌，恐怕清水口松二就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了。为了击毙一个清水口松二，谁将成为烈士我无从知晓。让我们重新走进历史，寻找那失落已久的热血。
田汉和聂耳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歌颂了东北义勇军。德惠义勇军当之无愧，至少能拥有国歌一个音符或一个笔划。
日军祭拜被东北军民击毙的战友。
由于思想复杂，意志不坚，加上叛徒、汉奸出卖，东北抗日义勇军几乎全军覆灭。但是许多德惠优秀儿女依然前仆后继，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太行山麓，热血化作朝霞。他们牺牲时还年轻：李英华、李郁华兄弟分别是22岁、28岁，抗联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30岁，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胡乃超32岁，八女投江的女战士所在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37岁。
无独有偶。2002年，我在沈阳结识了一群义勇军将领的后代。他们大都来自农村，穿着朴素，言谈不多，说着一口辽宁土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和尊敬。透过他们的眼神，仿佛看到先辈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英姿。他们目的不过分，就是要求给前辈一个烈士称号，并享受烈属待遇，然而我至今也没有见到他们谁达到了目的。
高鹏振，土匪出身，报号“老梯子”，寓意步步登高。1931年九一八时，因伤在沈阳养病，亲眼目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9月27日，成立“镇北军”，竖起兴中抗日大旗，这就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后来发展成千匹铁骑，驰骋辽西，与日寇激战，但是也有3000多人被16个日本兵吓得跑出60多里的败绩。
1937年5月，高鹏振负伤，被叛徒杀害，年仅40岁。房子被烧，5名亲人被害。儿子被迫隐姓埋名，改名叫张汝，胆小怕事。解放后当教师，被批斗，晚年家境困顿，儿子因车祸没钱治而落下残疾。82岁的张汝在病床上写到：“岁月流逝，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今思亲人，不禁潸然泪下，千言万语，欲诉无从，心绪已乱，写不下去了。”
共产党员王立川受党组织派遣，改编高鹏振的义勇军，创作《血战归来》讴歌义勇军抗日事迹，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田汉看到后，振奋不已，写出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立川后来在苏联间谍左尔格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不幸在齐齐哈尔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听到一个笑话，一抗日英雄被日军逮捕，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没招。日军使美人计，他将计就计，拥美人入怀，还是没招。日本人无计可施时，他建议还使美人计，日本人勃然大怒，狠狠打了他一顿。
高鹏振部下陆子然骁勇善战，被日军刺刀穿透身躯，奇迹般生还，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1962年死于政治迫害。陆子然之子陆德新为父亲写传记，从他嘴里我了解一个故事类似于那个笑话。主人公姓范，高大英俊，报号“野狼”和“二里半”，意为枪准，杀鬼子狠，二里半内弹无虚发。
当时鬼子诱降，让义勇军攻打东北军驻守的锦州。王立川、陆子然、野狼三人诈降，鬼子好吃好喝供他们，并送上三个美丽妖艳的日本女人。惟独野狼享用，玩了三天三夜，把日本女人搞得吱吱乱叫。他说：“日本鬼子祸害多少中国妇女，我他妈的也报复一下，尝尝日本娘们的滋味！”
这种行为似乎不象传统的共产党员式的抗战英雄，但他的确是英雄，大大的英雄。大家要理解野狼，他既然诈降，就得做出土匪状来，否则会使日军生疑。何况他本来就是土匪，即使平民百姓不也有七情六欲吗？他们成功地诱骗了鬼子许多枪支、金钱，又打鬼子。1998年，野狼故去。2002年，最早的义勇军中健在的还有王玉楼。
王玉楼，辽宁黑山县人，1913年出生。属虎，9月初生日，村里属他年龄最大。
1930年，王玉楼受地主迫害，被逼卖了地，换了14支枪，参加了高鹏振的土匪，报号“大快车”、“草上飞”，意思是跑得快。按辈份，高鹏振还叫他老舅。17岁任警卫小队长，管100多人。
九一八后，他在锦州见过张学良，一起吃住。张学良鼓励说：“弟兄们，有我张学良就有你们，中国人不能亲日！”王玉楼每月军饷是张学良发的27块大洋。
他和战友每人骑两匹马作战，一匹负伤或战死后再换乘另一匹。第一仗打死24个鬼子，缴获24支步枪，3挺歪把子机枪。他共打仗几百次，能在马身上打枪，2、3里地外能用枪打在马身上。在辽宁康平、法库一带，杀得日伪军警狼狈不堪。
一次，抓住30多岁的日本铁路技术员中桥，用绳子捆住。中桥喉咙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王玉楼可怜他，准备为他松绑。中桥却兽性发作，一脚踢在他裆上。
王玉楼一看火了：“杂种操的！我让你踢！”就抄起棒子，打塌了中桥脑袋，血往外喷。王玉楼说：“活埋！你们日本活埋多少中国人！”随后一枪把中桥打在坑里。
彰武战斗中，王玉楼和一个战友肠子被打出来，喝水都直往外流。高鹏振认为伤员是累赘，就把战友给活埋了，还让王玉楼交枪，他怕被活埋，就说：“我死也枪不离手！”心想，“谁敢碰我，我他妈地就用枪把你们全都突突了！”
他自己把肠子塞回去，伤口用鸡皮包上，庆幸的是，40天好了。伤痕如金灿灿的勋章一样珍贵。
王玉楼后来加入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他说见过杨靖宇，我有些不信，怕他记错了。他说：“杨靖宇挺和蔼，大个子，高鼻梁。”我说能有多高，他郑重地说：“比你高多了！”杨靖宇一米九。
2001年秋天的王玉楼
1933年抗联攻打哈尔滨日军仓库，王玉楼在撤退中被俘，被以“反满抗日”之名关进监狱。
中国警察用刑，上铁床和滚钉板，灌凉水。日本次长坐在太师椅上乐得直拍巴掌。王玉楼对警察说：“咱都是中国人，你不该这么狠！”他始终没交待根据地位置，手指被打断至今还歪着。
他至今还恨汉奸。我说：“你现在见着汉奸怎么办？”他眼睛一瞪：“我整死他！”“你能打过吗？”我问。“我暗里拿把刀，也得捅了他！”老人坚定地说。
王玉楼在监狱里被迫做军用皮鞋、马靴。后来还修丰满水电站，日本投降才出狱，回到阔别10多年的家乡，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文革时说他欠日本人民血债，他十分气愤。
谈起自己的生活，老人感叹：“抗日一生，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块钱也没给。我不图钱，最主要不平衡。张学良到我眼前，也得给碗饭吃！”他说要去国务院说道说道，地址都打听好了，国务院在北京长安街道南有招待室。有人曾许诺为他办英雄补贴，拿走1000元“活动经费”，这几乎是他全部积蓄，一去了之！老人有些失落，就喝起了闷酒。不过老人也自豪：“死后我也甘心，我没当亡国奴。是中国人，做中国事。”说了能有20多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始终拥护共产党，死后做鬼也是共产党的鬼。”
老人经常动情地想念战友，梦里还与他们欢笑，最后醒来时才发现都已远去，只剩下他自己了。他就经常哭。
我离开他家时，他执意送到门口，小三轮车拐过墙角，我还见他向我张望。我有些神伤，也许不会再见到老人了。
落日余辉，渐渐褪尽，暮色袭人。我离开这块当年义勇军出生入死战斗过的热土，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聆听的旋律，雄心勃勃地走向远方。
国歌作者田汉还写诗，精练地刻画了义勇军光辉英勇的形象。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