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用卖身契一样的条约强迫赔款。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走白银2.3亿两白银，加上掠夺的财物，共获得3.4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军费支出的3.4倍，年财政收入的6.4倍，清朝年财政收入的4.6倍。清朝为支付赔款，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借款3亿两白银，还款本息高达8.5亿两白银，直到1940年才还清。加上《辛丑条约》，日本获得赔款折合7.65亿两银元。许多中国人都憋着一股劲，总有一天要日本赔款。比如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赔偿德国50亿法郎。一战法国胜利，就索赔1300亿马克。
1931-1945年，日本从中国掠夺煤炭5.86亿吨、生铁3350万吨、黄金22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其它财产不计其数。
战后初期，中国估计直接损失620亿美元，准备索赔。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统计，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1947年10月25日，同盟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日本全权特使河田烈宣称：“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以美金计，当值数百亿美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
日军在中国烧毁房屋
美国放弃索赔，还提供援助，仿佛美国在向日本赔偿。国民政府也提倡“以德报怨”，将100多万日军战俘与侨民运送回日本。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战争赔偿。而最终日本赔偿外国16亿美元，仅相当于对国内战死者遗族赔偿的1/58.并利用对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赔偿，进行经济渗透，成功开辟海外市场。
从1948年到1949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日本横须贺接受日本的赔偿物资，先后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000余箱，全部价值2250万美元。这个数字只有中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的万分之三，每个死伤者平均不到1美元。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1952年，国民党为争取日本反共，放弃赔偿请求权，以示以德报怨。日本迟迟没与新中国建交，部分原因出于对国民党感激之情。日方认为新中国急于被国际社会承认，估计可能放弃赔款。但是考虑如果数额适当，可以赔偿。中国百姓传闻，日本准备赔偿每家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甚至每家全套家电。
中国政府考虑，中国曾经大量支付赔款，受害深重。一战后，战争赔偿使德国产生了纳粹党。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准备，周恩来作出指示：
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当时中国人以为日本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特殊强调：“我国不要求赔偿，因为日本人民也和我国人民一样，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
而中国传统重义轻利，宽谅对手。百姓长期远离法治秩序，习惯于听从领袖的所说所为，对于个人权利漠视成自然，普遍没有起码的伸张受害权利的意识和机会。据说，受害严重的东北等地个别群众不理解放弃赔偿，周恩来还亲自到东北传达“毛主席的意见”。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曾派出一个外务省代表团准备应付赔偿，谈判着力点不在有无，而在多少。
1972年7月27日到29日，以日本国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特使名义秘密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谈话。《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记录如下：
周：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
竹入：万分感谢。
周：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来好。
据说，“喜讯”传到东京，一直在等待谈判结果的日本外务省大喜过望，整栋楼欢呼起来，灯光一夜不灭，喧闹激动，通宵达旦！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放弃四亿美元，按当时官方汇率，约相当于10亿人民币，的确不是什么大数额。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为10.4亿美元；同年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2520亿人民币；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2200亿美元左右。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第七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布放弃日本赔偿的《中日联合声明》
许多人认为，因为中国放弃赔偿，才有日本经济成功。日本友人宇都宫德马也说：“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50年才能支付清。”不过这些都是假设。主导日本赔偿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中日双方从没有就赔偿数额进行磋商，日本更不可能因为中国索赔就痛快地支付。至于日本应该给几百亿美元赔偿，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而已。而战争赔款不以实际损失来计算，尽管受害方可以出价，但是战败国坐地还钱，能少赔就少赔。菲律宾要价100亿，最终得到8亿美元。而在中日建交谈判时，中国主动提出放弃四亿美元。
中国人还经常以放弃战争赔款来谴责日本的“忘恩负义”。日本更多地认为，赔款是利益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建交前，日方掌握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急于被国际社会承认而需要日本支持的外交弱点，对于中方放弃赔款有所预见。后来日本提供3万亿日元以上低息贷款，以示回报。有中国人说，“索赔再找日本，就是找事了，水是有缘的，树是有根的，小日本打死不赔也是有原因的。”
有学者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和中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只是领导人拍板，牺牲了重大的国家利益，人民不会同意，当时应该在全国人大进行表决。这种说法不现实。在文革时期，人大只是橡皮图章，代表都是傀儡，不会独立思考，表决也是全票通过，还得说什么“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收回成命，继续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国际上反悔的外交决策很多。这也许不算有违国际准则和外交道义，并非不讲信用，但是民间受害损失并没能拿到期待的赔偿。当然，放弃索赔给受害者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更不能给予哪怕起码的心灵安慰。
在索赔问题上，犹太人在战后初就成立机构，从事调查、起诉工作，德国赔偿给犹太人710亿马克，给以色列34亿马克。
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亚洲索赔最成功的反而是日本人，这不能不受益于日本人的心计，以及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成熟。12万日本侨民二战中被美国、加拿大错误关押，财产被抄，无人死亡，受害远较中国人为轻。战后，日本人开始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迫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做出道歉，并给每个受害者两万美元的赔偿。在美国日裔峰田等人据理力争下，布什总统表示歉意、赔偿。
日本还要求苏联交出死亡8万日军战俘名单，做出赔偿。而今，日本人因为驻日美军飞机产生噪音要求赔偿，并停止夜间飞行。日本人在中国遭遇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也要求赔偿。1988年3月14日，上海火车相撞，有日本学生死亡，日本提出中国应给每个遇难者20万美元赔偿，最后赔偿每个人四万美金。日本人遭遇空难索赔数额世界最高。台湾飞行事故中，每个日本受害者获得赔偿100万美元，儿童则更高。台湾人最多是40万台币。中国人生时不能随便生，活时又要受人欺负，死时命还不如人家值钱。此情此景，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中国人由此重获平等的公民权利，重获做人的尊严，重返社会的公共生活，这是中国社会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好写照。
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也使中国人获得了思想解放，在人权保障、法律意识等方面取得巨大飞跃，进而促使对日本侵略罪行导致的受害赔偿意识得到启蒙和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开始逐步认识到遭受的日本侵略苦难必须得到清算，中国受害者有权利必须得到赔偿，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有义务进行道歉和赔偿。
而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而无论从事实还是从法理上看，《中日联合声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没有包括“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
1988年9月，山东省200多村民向日本政府呈交了中国大陆公民的第一封索赔书。民间人士童增看到东欧各国要求德国给予民间受害赔偿，于是上书中国人大提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认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1200亿美元，但是中国人有权利讨还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
1944年，国民党老兵耿谆被俘，掠往日本，和985名中国人在花冈鹿岛公司当劳工，半年死亡418人。因为不堪折磨，他毅然率领花冈劳工发动暴动，被判处死刑，日本投降后回国。
1989年12月，耿谆要求鹿岛公司郑重谢罪，建立纪念馆，对每人赔偿500万日元，以此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2000年，达成庭外和解。鹿岛公司给予5亿日元“救济”而不是赔偿，没有道歉谢罪和建立纪念馆。耿谆反对屈辱和解，拒绝领取“救济”。为此，2005年，日本华侨林伯耀等中外人士捐款给幸存者，表达安慰之意。不过有人说：“林伯耀可以拿着捐款单据回到日本减免税款”。
2010年，183名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获得了西松建设公司赔偿的1.28亿日元，但是也有部分受害者认为这次和解不公正，而拒绝领取赔偿。香港惠明基金会慷慨解囊，给与拒绝和解的中国受害劳工家属以人道支持。
日本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五年，中国受害者因为那场战争遭受的苦痛并没有结束。许多劳工处生活困苦，甚至跪在学者面前哀求说：“求求你们，帮我把钱要回来吧！”当年中国受害者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说受害者“一死就是一大批！就这一两年，几百个都死了！一死一大片啊，都快死没了！”
对日索赔最重要的目的不是金钱而是尊严，只要日本没有做出充分地反省和道歉，就无法平息中国人追求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呼声。而面对中国受害者风烛残年、不断故去的现实，可以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迫切需要日本拿出实际行动，道歉赔偿谢罪，以此给受害者心灵慰藉，也是促使中日友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