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伴随疯狂的军事入侵，日本还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媒介是报纸、杂志、明信片、宣传画，不一而足，而中国限于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展开反击战，最后奇迹般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空袭日本本土。
1938年2月，中国空军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台北机场。还决定飞越东海，远程袭击日本本土，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和鼓舞我国军民的士气。3月，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1938年5月下旬，以日本本土佐世保军港、八幡市为目标实施空袭。
这时，中国空军共剩两架“马丁”B-10型远程轰炸机，没有自卫武器和战斗机护航，续航能力不足1000公里，而从中国机场到日本本土远隔1000余公里，轰炸机到不了日本上空燃油已经耗尽，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就不得不返航，于是加大油箱容量。但是，仅靠两架飞机所载炸弹也难以取得震慑效果，最后决定以“纸片炸弹”——传单偷袭日本，既可显示中国空军拥有攻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又能显示中国泱泱大国的胸怀。
1938年3月，郭沫若在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推荐日本友人鹿地亘成为对侵华日军反战宣传顾问，授予少将军衔，夫妇二人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周恩来的接见。鹿地亘负责日语培训班，培养抗日前线的对敌宣传工作干部，开展对敌宣传工作，使日军官兵厌战、反战，从而瓦解日军。
抗战期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深入阵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阐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散发日文传单，对瓦解敌人的军心起了重要作用。期间，有3名盟员不幸中弹牺牲，桂林军民数千人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反战同盟从此声名远播。1940年7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成立，鹿地亘出任会长。
鹿地亘并应蒋介石的要求，和郭沫若一起撰写了向日本国内各界宣传中国抗战正义事业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六色传单。
抗战时期的传单《告日本国民书》
《告日本国民书》，共16页，比身份证稍大，能放在手掌里。传单虽小，却饱含着抗战历史，浓缩了中华民族宽大待敌的胸襟和气魄。同时向日本国民揭露军国主义的本质和日寇在中国的暴行，以期唤醒日本民众认清军国主义真面目，不做侵略中国的工具。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
……
亲爱的日本人民诸君，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贵国民众膏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已经到了反抗暴举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戾的日本法西斯！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大同盟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
昭和十三年四月
传单最后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矣，尔其戒之”。
由于当时来中国参战的外籍飞行员以“危险性太高”为由索要高额报酬，最后，选出徐焕升1403号机组和佟彦博1404号机组共8人，由徐焕升任队长，担任对日轰炸任务。
5月19日，从汉口机场启航，在宁波机场暂停，并补足油料，当夜出发直飞日本。
20日凌晨2时20分，东征战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2时55分，解散编队。3时，炸弹仓立即开启，传单顿时“呼”地下去，雪片般缓缓飘向大地。
中国空军两架轰炸机携带着上百万份传单飞临日本九州的各大城市上空散发，“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一时间震惊中外。这是日本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袭击，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神话，在精神上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分”，也大大鼓舞了我国抗日军民的斗志，轰动了全世界。
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都优待日军战俘，同日军屠杀战俘和平民形成鲜明对比。
聂荣臻将军和日本小姑娘
战争黑暗里，人性的光辉难能可贵。在疯狂的报复杀戮里，平凡的拯救更需要勇气，宽容和博爱由此成为中国人对待日本难民的主流情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纪律严明著称，聂荣臻将军与孤女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闪动着感人的泪花，诉说那段爱恨情仇。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八路军歼灭井陉煤矿敌人，日本遗孤被救了出来。
“很多人喊着宰了她们，甚至有人举着刀子冲上去就要动手。”村民们责怪攀山护送小孩的民兵李化堂，说应该在半路上将她们摔到山崖下。
聂荣臻将军说：“乡亲们请正确理解，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只要他们手持武器我们就会和他们拼命，可是放下武器，我们就再不能伤害他们，何况是孩子？孩子是无辜的。”聂荣臻牵着美穗子的手，给她削雪花梨吃，以慈悲之心善待侵略者的孩子。改革开放后，美穗子怀着感恩的心情拜会聂荣臻元帅。
1945年8月15日，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由自己亲自执笔起草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根据张志坤、关亚新合著的《日本遗孤调查研究》记载，日本投降后，许多日
本遗孤被中国人被骗走，甚至被用枪抢走。有人警告：“收养小日本的孩子，就象吃毛豆喝凉水一样，早晚是个病！”有的孤儿被辱骂、歧视、欺负、虐待，学习、工作、婚姻都受限制。有的是在中国孩子的辱骂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沉重的阴影伴随始终，学习、工作、婚姻都受限制，文革时被打击迫害，甚至被中国爱人恶毒辱骂和殴打。后来，许多遗孤毅然告别中国，重新回到陌生而又艰难的日本。
日本友人为中国人抚养日本遗孤题词
这些记载显然与公开报道的中国人善待日本遗孤的公益大爱举动有显著不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行为仅是很小的部分，《日本遗孤调查研究》也记载了很多中国人善待日本遗孤的事例，善良和慈爱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人身上，化成一座永恒的丰碑。中国政府以德报怨，宽大日本战俘，善待日本平民，成为主流。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不仅没有把仇恨转向日本人民，反而以博大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收留并养育了大量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孩子，许多走投无路的日本女人嫁给了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以博爱之心收养了5000多名日本孤儿，中国父母以博大的胸襟收养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苦难辛酸而又次幸福再来的故事。
长春有的妇女当年被日本警察脚踹后流产不育，仍然大度收养日本遗孤。有的妇女看到日本孩子饿了，不顾众人在场解开衣襟喂奶。养父母以东北人特有的方式亲热日本遗孤，贴脸亲嘴拥抱，像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像老母鸡呵护小鸡。许多日本遗孤在日本有墓碑，父母以为死了，想不到是中国人让他们活下来。
吉林省德惠县居民龙宝珠夫妇没有孩子，就到难民营看有无合适的日本孩子可以收养。“一到那里，看着每个母亲哀求的目光，看着每个孩子无望的神情，凡是有良知的人心都会颤抖的。”满身疥疮的橘高弘子才6岁，“她妈妈不断地叩头恳求我们收留她孩子”。
龙宝珠夫妇担心她被人欺负，或长大后别人告诉实情，于是家从德惠搬到哈尔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橘高弘子找到亲属，回日本定居。经常给养父母寄钱，回国看望。养母重病期间，不分昼夜端屎端尿伺候，直至养老送终，邻居也夸奖。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有许多人奇怪，认为当前中国人仇日歇斯底里，怎么可能会善待日本遗孤？因为当时老百姓确实有善良一面，也有许多人是没有感受到日本侵略的残忍才做出慈善举动的。
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及人道主义出发，为遗孤们寻找亲人提供了大力帮助，迄今绝大多数遗孤已返回日本定居。但是日本政府不仅在残留孤儿的搜索、调查、血亲求证等方面怠慢，而且在遗华日侨的归国问题上，加以种种限制，侵犯了遗华日侨的归国权利。比如厚生省创设了将亲族以外的第三者列为担保人范围的担保人制度。两厢对比，中国人的恩情更加显得鲜明和深刻，比山高，比海深。遗孤们身居日本，但深深思念在中国的亲人和生活过的故乡。当年见证过日本遗孤被中国人民抚养的吉林德惠民间艺术家张凤兰还精心制作了剪纸来纪念抚养日本遗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日本老人笠贯尚章被中国养父母的故事和情怀深深感动，募捐了8000万日元于1990年9月在长春建成“中日友好楼”，供29户住房困难的中国养父母居住。
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遗孤在自身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为灾区捐建了一所“日中友好希望小学”，这些回报养育之恩的做法超出了固有的单纯慈善范畴，为中日友好增加了新的内涵。
雨果说，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爱恨交织的中日关系，用血用泪写成。只有宽容和慈爱，才会筑造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2009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时说“你们回家了”。当遗孤们深情唱起感谢歌声之际，此情此景为中日关系注入暖流，也难免不让人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当时，日本孤儿得到照顾，日本女人得到归宿，还有许多成年日本人加入国民党阵营，更有很多日本人参加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冈村宁次回忆，1946年被国民党留用的日军46000多人。据悉，1946、1947年时，国民党的团长或营长在长春过得非常舒适，“都是由日本女人帮着做清洁”。当时允许团级家属随军，很多人住在日本人曾住过的小楼。
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但解放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也用鲜血酿成友谊。从东北抗联、八路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十多万日本人加入，在后勤和支前战线上出生入死。东北话捡“洋落”。
一批日本技术人员在兵工厂和特种兵及航空队和装甲旅里工作，还有一批日本军事专家对解放军进行战术指导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也得到300名日本空军的帮助与指导。
日本俘虏归顺八路军后英勇作战
分布在四野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1945年萧华《对日人处理政策》“东北技研部门全握日人之手，我们建设新东北是离不开这些技术人员与工人。”
这些日本人曾想自己是外国人，也许会受到歧视。但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作为“同志”，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教育宣传，认为在中国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只不过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层所迷惑、欺骗、强迫，而投入到侵略战争。所以，日本统治阶层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这个阶级划分法就淡化了民族概念，他们衷心地被共产党的平等主义所感动，为共产党部队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所感动，于是更大程度地发挥潜能、报效中国，屡立奇功。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41军中88名日本人立过大功、小功的达38名，几乎占半数。
笔者王锦思最早见到的日本人是一个老太太，当时我很是个无知少年。她在德惠乡下开小卖部，长得很白净，镶着金牙，少年的我向她买零食吃。家中有两辆从日本带回的高档白行车。我最初误以为她是日本遗孤，后来才知道叫市川荣，日本冈山县人，1945年3月被征入日军服役，派遣到朝鲜平壤第一陆军病院当护士。
据德惠文史专家范云阁等人介绍，日本战败投降时，市川荣等医护人员也成了战俘，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十纵二十三旅，战况激烈时，市川荣以一个日本女性的坚韧和顽强，面对极其艰辛的环境甚至生命的危险，挽救了许多伤病员的生命。行军时，她和男同志一样，身背沉重的粮袋、诊包，风餐露宿。有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就和部队睡在野草地里。她荣立大功一次，起了个中国名字“刘华”，意思是留在中国，后来和吉林省德惠县的一位解放军结合，做了村里的卫生员。
1978年秋季，市川荣终于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亲人们长时间得不到市川荣的消息，认为她肯定已死于战火，于是为她修了衣冠冢，还立了碑。市川荣站在“自己的墓”前，抚摸着“自己的墓碑”，百感交集，失声痛哭。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这是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这无疑是对这些日本人的最高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