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表现出强烈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使他们的侵略行为更加积极，也更加看似温情脉脉。说到底，侵略就是侵略，有文化的侵略更是侵略。
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有人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意思是拥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日本人对中国的家园之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两千余年，也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影响巨大。17世纪，学者山崎闇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古代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但是日本曲解了孔子之道。
直到现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向往和敬仰也没有结束。孩子先学中国史，后学世界史，考大学必考《中庸》、《论语》、唐诗，没有人不知道孔子、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神往、热爱、熟悉，不亚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地缘、血缘、文化缘使日本人对中国的寻根热经久不息。至今还有汉学家睡觉时头朝西方，表达对中国的神往。
日本在中国古迹发布禁止破坏文物的告示
国学大师辜鸿铭赴日讲学时认为，“实际上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应该说，今日的日本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那时中国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继承着，而在中国都已大部分失传了”，“真正得到中国文明的精华，只有今日的日本”，“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引为自己的天职”。他进而认为，日本不西化可防止中国西化，并会把中国文明带给中国人，这种理论却被军国主义侵华利用。
早在六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国际形象的塑造。战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则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日本思想界的共识，在国家宣传工具的推动下，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认为，“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
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日军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欧美记者们写下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的灵柩离开威海。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将北京城分区占领。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的建立。他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表示顺从，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但除了日本旗外，其它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十分简陋粗糙，被雨淋了后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滑稽，尿布都不如。
日军带来了数万面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太阳旗分发给北京人，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店铺还有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35岁日军的翻译、间谍川岛浪速在日占区统筹日本和中国警察工作，使日占区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北京人最为向往，得到西方的赞扬。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纪律严明。
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说，“日本国内的战争就像兄弟吵架，即使怨仇很大，也不至于闹到烧光一切的地步”，“日本人是保存专家，中国人目录专家”。作家老舍对日本人说，中国乞丐至死宁肯打碎也不愿意把祖传宝贝交给他人保管。而日本人则不无自豪地说，有的日本武将愿意把文物交给敌人保管。
八国联军攻富丽壮观的紫禁城时候，川岛浪速反对八国联军动用炮火，只身来到神武门前，用汉语说服了清朝守兵，紫禁城方才幸免于毁。
西方记者蓝登注意到：“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地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
美国外交官小田贝认为日军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最优秀的军人，“勇敢、智慧、严守纪律，装备精良，召之即来、来则能战”。他甚至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而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日军的勇敢作战，纪律严明，给英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地推动了两年后（1902年）的日英结盟。
其实也并非日军秋毫无犯，当其他国家联军官兵四处掠夺之际，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冲进大清国的财政部，抢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
总体而言，日本在占领北京期间建立的模范管理区，让大清朝野羡慕交加，视为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学习日本好榜样”成为一时的主旋律。
在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日本仿佛“主场”作战。俄国煽动的黄祸论并没有市场，英国人甚至认为真正的“黄祸”是俄罗斯。
明治末期，日本用中国配方生产的祛热解暑药“仁丹”行销中国，在当时的民间仿佛变成无所不能的万灵药，留着“八字胡”的人头商标在大街小巷张贴悬挂，妇孺皆知。以至于中国当代的《舞蹈艺术概论》一书说：“舞台布景的墙壁上出现带有东洋胡子头像的仁丹广告，观众就知道舞蹈内容是表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期所发生的事情。”
据说，日本侵略者一踏进中国，它的特务间谍机关就制造了这种表面上是“仁丹广告”，实为引领日军行进的路标暗记。其画法内藏玄机：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起，表示此路畅通无阻；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即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转；八字胡子的右角向下垂，表示右转弯不通，应向左转；如果八字胡子都向下垂，就表示此路不通，不能前进。据传闻，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就是利用这一秘密标志在南京“按图索骥”而施暴。显然这些说法没有来自日本资料的证实，纯属故弄玄虚而已。
到了1931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一面大肆掠夺，一面在北京故宫、河北邯郸、山西大同石窟等地假惺惺地发布告示说，对文物古迹“如有破坏，严加惩处”。
1937年，孔子嫡孙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曲阜将要陷入日军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人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
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2000多年来，曲阜孔庙很少被破坏，甚至包括侵略者，然而却遭到文革大肆毁坏。民国初期，中国文物要由日本人发现，中国人才当作宝贝。就在今天，这种情况也不胜枚举。
有老人说过，由于日本人尊孔，在进入山东曲阜地界后，在曲阜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没有听说过日本军人有什么暴行。那时还有几个日本兵在农家住过，被评价是“很老实”。老人还记得日本兵喜欢吃甜食，把饭装在一个小饭盒里，饭盒里装的什么样的食物。以至于有人说，在曲阜这里，人们对日本人倒是没有什么仇恨，因为日本兵在曲阜倒是没干过什么伤天理的事情，杀戮事件较少，安全形势较好。
2000多年来，曲阜孔庙很少被破坏，甚至包括侵略者，然而可惜的是，却遭到文革大肆毁坏。
日军侵占曲阜后拜谒孔子陵墓。
有人认为，由于对中国文化抱有亲切感，日本侵略者并没有要斩尽杀绝中国古迹。这种评价显然无视日本侵略使中国文化古迹损害巨大。
在曲阜没有破坏孔子庙宇，这并非日军良心发现，而是在于传统。但是在其他地区，日军侵略掠夺，犯下滔天罪行。衢州被日军战领，孔庙内大批祭器及南宋以来所藏文物被动掠一空。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转移到深山里，得以保存。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毁坏古迹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东史郎等日军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展开占领，试图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非暴力统治效果。不过这一期间，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明显下降。
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认为其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问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罪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是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收效甚微，他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1945年，冲绳战役，日本女护士、女学生运送军火，抢救伤员，协助战斗。由上千名女中学生组成的姬百合（山丹）部队与美军浴血奋战，拒不投降，最后全军覆没。司令官大田称赞“如此能战斗”。200多名手拿炸药包冲向美军坦克的少女的残骸合葬成姬百合塔。多么让人心悸的少女，多么让人恐怖的民族。
日本电影《姬百合之塔》，主演粟原小卷，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创作电影主题曲《花》，以此纪念她们的殉死精神，台湾词人厉曼婷填词成为《花心》。
歌词中表达对“花”的珍惜，爱慕，希望能与“花”牵手，同行，台湾著名歌星周华建演唱，我国青少年浑然不觉，当作爱情的咏叹调而在大街小巷广为传唱。即便喜纳昌吉是个和平主义者，呼唤中日友好，令日本右翼憎恨，但是无论从电影还是音乐本身，毕竟带有美化战争的鲜明特征。正如在冲绳姬百合纪念馆里，幸存下来的女护士说：“我们当年被教育要爱这个国家，可是谁也没有教育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生命。”始终也摆脱不了的《花心》弥漫在我们周围，美丽中透着凉意。
李香兰，日本人，原名山口淑子，出生于辽宁，美丽大方。在北京上学时，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她表示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这是我的最好的出路。”但是她毕竟没有这样。流利的汉语、日语，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为日军演唱助威，《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经典歌曲成为精神炸弹。她在电影《支那之夜》中扮演中国姑娘，要死要活地嫁给日军，麻痹中国人的灵魂和斗志，粉饰日本侵略。捧红李香兰的策略与“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推捧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李香兰难能可贵的是，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也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
日本投降初期，国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并认识到她的身份，甚至生产李香兰牌“大胜利”香烟。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了解李香兰的真相后，“杀了她！枪毙李香兰！”中国民众满是对“汉奸”愤怒的声讨，当李香兰道出了她是日本人，就被释放回国，得以幸免，还时常到中国来友好交往。
年轻的李香兰
后来她访华受到热情接待。她说：“我有中国和日本两个亲人，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说‘回’中国。”希望“父亲之国”和“母亲之国”友好相处。她希望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的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还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日本方面出于中日友好的目的，制作了音乐剧《李香兰》中，剧中李香兰用歌声唱出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最后，法官宣布“让我们以德报怨”，李香兰被无罪释放回到日本。全剧在东方式道德理念的笼罩中落下帷幕。
日本作曲家玉置浩二见到李香兰年轻时的照片，心有所动，作曲为念。港台词人周礼茂作词成为《李香兰》，表达对李香兰的思念、爱慕，流露着淡淡的忧伤。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三次落泪。他显然留恋的是青年李香兰，而不是那个反战的义士，半老的徐娘，否则他只能“吻别”。
无论是歌曲《花心》还是歌曲《李香兰》，多少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赵薇身穿日军军旗一目了然，不是时尚消费品，不会产生众多吸引和拥趸，因此谁都可以破口大骂，无所顾忌。但是两首歌曲长期的传唱，已经吸引了一帮“粉丝”，无论创作者是否有意为之，是何动机，这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不仅让笔者想起一个故事。前南满铁路雇员伏见义雄回忆，就在中日事变爆发不久，南满铁路交响乐团接到慰问前线部队的命令，赶到大同近郊的一个村子。一场演出当地村民源源不断地涌来，笑着坐在那些蒲包上。他们当中有孩子、女人和老人，大概倾巢而出了，日本士兵在他们旁边站围着看。
试想一下，那些欣赏的当地百姓和多年后欣赏歌曲《花心》和《李香兰》的歌迷们有多大的区别？鲁迅说，我们变成了奴隶，还很喜欢。
当日本进行文化侵略之时，一日军军官在北平看京剧《霸王别姬》，当听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脸色大变，转身便走，“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几千年灵魂的呐喊，闻之令人生畏。这样的民族很难战胜的。”而当年梅兰芳拒绝给日本唱戏，李苦禅、齐白石不给日本人画画，表达了凛然的文化良知和民族节操。
以文化对文化，正义的文化终于战胜了侵略的文化，我们为之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