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花是樱花，和日本皇室象征的菊花都从中国传入，为日本人所喜爱。樱花盛开时蔚为壮观，色彩缤纷，飘落似雪，织就了一片绚烂。
日本人渴望像樱花一样，轰轰烈烈后潇洒地飘零。日本人也曾在侵略战争中像樱花一样疯狂地盛开。樱会，这个法西斯组织还用最柔美的名字掩盖最极端的行动。
有时我们时常快意于多少日军被歼灭，他们死有余辜；有时也不免感伤惋惜，他们毕竟是穿上军装的青年，抛尸异国他乡，真是不胜凄凉。生的价值何在，死的意义又在哪里？如果不是战争，他们该是农民、教师、工人、商人，该是儿子、丈夫、父亲。但是他们是侵略者，占领我国领土，掠夺财富。强奸时，8岁幼女不嫌小，8旬老太不嫌老。歼灭他们理所应当，否则他们就会残害中国人民。
发动群众，中国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和许多中国人都坚信，发动战争的是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和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
关于“人民”，中国人的理论是“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与敌人相对称，是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民是“神圣的、光辉的、正义的、善良的、道德的，永远不干坏事，一定能战胜邪恶和敌人”。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那么，推而广之，日本侵华战争的魔力存在于哪里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从军国主义本身钻出来的也不符合生理和思想逻辑，只能存在于日本民众之中。正如有人说，金字塔没有地基，哪来的尖顶？真正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军国主义的日本人如称为“人民”，那么极少极少。
日本人由大和民族构成，大和之“和”有团结、和平、合作之意；天皇及皇子名字也都带“仁”，如“睦仁”、“裕仁”等。然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和”、“仁”成为虚伪的招牌。
中日两国启蒙思想家都吸收西方先进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和儒家纲常，宣传民主政治，但是中日两国民主变革并不成功。日本以神权和家族制为精神支柱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主张“天皇至上”、“尽忠报国”。侵略战争期间，君主立宪制成为御用工具，议会选举权有名无实，国权压倒民权，强权惩治对侵略有异议的人士，民间舆论、新闻传媒都被严格控制。这种集体冷冻术和催眠术使日本人民陷入宗教式狂热之中，酝酿、扩大、推动侵略战争，籍此消灭失业、贫穷。他们支持侵华战争的热情甚至超过中国人民支持抗日战争的热情。
日本整个国家就这样沉浸在巨大的欢欣鼓舞之中：打败美国、打败英国、打败欧洲强权。每当记载日本战绩的记录片在国内放映，充满欢快的剧场里掌声雷动。每当对新的推进作出报道，广播里照例是看家的《战争进行曲》和其他爱国歌曲。
日本人口压力过大，军国主义鼓吹扩张，输出人口。日本平民心甘情愿地捐献出贵重物品支援前线。一拨接一拨的青壮年男子大都走上战场，并向中国移民，组成“开拓团”。金色夕阳照耀下的满洲，是殖民者的的乐园。当时日本移民中国东北10.6万户，31.8万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德惠的日本移民81%来自广岛，后来侥幸逃脱了原子弹轰炸。而在全中国，日本开拓团成员高达186万人。
喝醉酒的浪人，留着仁丹胡，晃着膀子，挺胸腆肚；身着和服、木屐的女人涂着厚厚的脂粉，花枝招展，招摇过市。中国人像见到瘟神一样远远地躲开。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日本女人往往轻声细语，贤惠勤劳，对丈夫亦步亦趋，百依百顺。那一低头的温柔更带着无限的甜蜜，一声“撒悠那拉”更让人激动不已。但是针对异国的战争，日本女人离魔鬼只差一步。
小学课文《士兵的母亲》说，儿子参加甲午战争，却没亲自杀敌，受邻居厚遇的母亲写信批评道：“想起你真不争气，感到无限悲恸。”儿子读罢热泪盈眶，斗志倍增。小学生背下这篇课文，编成话剧演出。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东北。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正在大阪家中度蜜月。可归期已至，井上清一不愿意离开，21岁的新娘千代子屡次劝说丈夫归队无效。
在井上清一出征中国的前夜，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强忍痛苦，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醒来后的井上清一发现千代子留下的“军人妻子之鉴”的遗书，十分感动，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开赴中国。
千代子殉国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皇后驾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受此感染成立的“国防妇人会”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充当军国主义的帮凶。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更是斗志高昂，一手参与制造了平顶山惨案，杀死3000多人。
哪怕花季少女也深受军国主义之害。两个在南京杀人比赛的鬼子被女中学生当作英雄来崇拜。一个女中学生说：“支那人真可恨，他们明明又贫穷又野蛮，可他们偏偏要和皇军作对。”
这是一封写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信，妹妹写给侵略中国的军人哥哥，饱含着军国主义激情。
哥哥，一亿国民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今天颁布了对美国和英国的宣战诏书。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浑身简直像凝固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紧张激动的表情。
你们北满那边也非常紧张吧！哥哥，我们再也不是从前那样的女学生了。一旦发生空袭时，我们女学生坚决竭尽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什么都干，后方要靠我们的双手来保卫。开战后的第二天，我们女校配合颁布诏书的报告，去附近的八幡神社参拜，祝愿圣战必胜，皇军武运长久。
每天的朝会上，校长都要给我们传达皇军的辉煌战果。有时，当讲到美英惨无人道的暴行时，我们感到痛恨，真想去前线揍他们。还有时讲到美国的狼狈相，我们都笑出声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大东亚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无论打多久，我们决不陶醉在初战的胜利，要更加坚守后方。
哥哥，后方的工作有我们来做，你放心地去战斗吧！
崎玉县立柏壁女子高中二年级学生松泽竹子
文学家川瑞康成早年父母双亡。相亲时，媒人编造其父母在战争中阵亡，才取悦对方家长。川瑞撰文哀悼阵亡士兵，讴歌战争。1942年10月，他撰文《日本的母亲》，反映一家两个壮男侵华，只有“军嫂”井上傅及老母、幼女在家。井上傅干繁重的农活，负担摊派下来的劳务。“没有阴影，也没有不安，家属的面色充满和平与希望，家中的气氛是明朗而和蔼，生活是愉快的。”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记述：当我第一次出征时，母亲来送我。母亲很冷静，她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人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字的匕首。
难怪学者新渡户稻造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在侵华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是全民族的集体实践。
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梁启超、阎锡山、秋瑾感受到日本人种种表现：辱骂中国人；加班加点、超强度生产军需品；为军人洗衣做饭；“如果有女儿，就找一个军人作女婿；如果没有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了。为参战的亲友送行，也”祈战死。
日本平民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向肮脏野蛮的支那人讨还血债”，“要教训肮脏的支那猪”。中学生踊跃捐款，要求参战，文部省发文劝阻，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国防妇女会查处打扮时髦、穿长袖衣服的人，说浪费就是犯罪。为了保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政府主张“早婚兴国，晚婚亡国”，“生育吧，繁殖吧。”要求每对夫妇至少生五个孩子。东条英机和夫人胜子一口气连生七个孩子，儿子长大参军，女儿嫁给军人，成为“军人之家”。针对物资、粮食极度缺乏，提出“不许有一寸空地”口号，东条英机官邸草坪都种上红薯。
从新婚妻子到白发老妪，连夜赶制士兵护身吉祥物“千人缝”。车站、港口，与士兵依依惜别。许多母亲因儿子无法参军而羞愧自杀。许多士兵表达誓死决心，提前举行葬礼，并不要军饷。立功英雄的名字和胜利部队番号被津津乐道，称颂不已。日本国民像打了兴奋剂，服了海洛因一样，彻夜狂欢，提灯游行。晚上，皇宫护城河上跳动着灯笼的倒影。
耐人寻味的是，正义的中国人，还大批向侵略者屈服和投降，而非正义的日本国民几乎没有向敌人投降的，即便是孩子、妇女。慰安妇对士兵说：“拜托啦”，期待英勇战斗。在战斗最关键时刻，还运送弹药，拿枪参战，决不退却。塞班岛战役中，日本妇女一改温柔贤惠的模样，端枪疯狂冲锋，让美军不寒而栗。儿童围成一圈，拽响手榴弹。塞斑岛北端悬崖150米高，跳崖自杀者达8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塞班岛共有1.2万平民自杀，当然也不乏日军强逼自杀者。
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小孩
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一个情节是美军进攻太平洋岛屿，开始搜索山洞里的日本人。一个婴儿在母亲怀中啼哭起来。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其它人恶狠狠地责令：“掐死他！掐死他！”母亲被逼无奈，亲手掐死了孩子。随后她痛不欲生，泪流满面，走出山洞，毅然决然地纵身跳进大海，掀起一片雪白的浪花。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把母亲变成了魔鬼，那么世界赖以生存的道德和亲情的天平都为之倾斜，乃至颠覆。
冲绳战役中，美军阵亡4.8万人，日军9.4万人，日本老百姓9.4，000人。——许多人不愿投降自杀身死。家庭妇女也拿竹竿练习刺杀，准备“一亿玉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预测，假如美军从九州和本州两面进行登陆的话，伤亡人数将高达50万到100万。美国不愿重蹈冲绳之战的覆辙，决定投放原子弹。
毫无疑问，日本国民是一支最理想的军队，每一个国民都是一名出色的没穿军装的战士。他们坚信胜利，富于勇猛和牺牲精神。他们在战场上别无选择，也不想作别的选择。只能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乃至自杀，也决不屈服，仿佛死人都会冲锋。这是他们必然的归宿。可以断言，即便美军以现在的武器攻打60年前的日本，日本都不会象而今伊拉克那样迅速屈服。
当然，并不见得每个日本人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侵略战争，也有不少反战的和平义士，如绿川英子、伊田助男等同中国人民一同作战。《南方周末》报载安徽人杜仁和的回忆，小时侯，他被亲人抱着上街，一鬼子把他抱在怀里，吓得三个亲人战战兢兢。鬼子为他买了几块糖，并擦着眼泪而去，母亲说“鬼子里也有人”。至于日军给小孩糖吃的这样回忆比比皆是。
但正象我们习惯地说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样，其实绝不可能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因为还有许多知足常乐者对国仇家恨熟视无睹，更有汪精卫、溥仪及其手下数百万走狗。比起这些人占中国人的比例，日本反战人士占日本国民的比例要少之又少，少得可怜。
毛泽东《论持久战》认为，一旦严重失败，日本将发生革命，推翻天皇和政府，结束战争。然而当天皇宣布投降时，日本国民没有高兴欢呼，而是一反常态地悲痛落寞，绝望愤怒。松下全力生产军用品，但为力所不及而遗憾。国民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至于三辈自刎，全家卧轨，师生投海，更是不计其数。
东西方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都打着爱国主义旗号为侵略战争助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德国，现代政治神话蒙蔽戕害无辜民众，打电话都喊“希特勒万岁”。1933年，960名大学教授在哲学家海德格尔率领下宣誓效忠纳粹。年满10岁的儿童宣誓：“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旗帜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日本侵略时期和中国文革与之相比多么酷似。
德国总理阿登纳不信任德国人，原因是有战争罪行。德国人自己也称：
这个人民没有罪责？误入歧途？一无所知？上当受骗？正是这个人民养育了希特勒，直到他长成一个怪物。他们向他欢呼，把他神化，把他视为人民的化身，用‘万岁’的喊声和彩旗的海洋支持他的每一个行动，一再纵容他，鼓励他。这样的人民能说是受害者？
爱因斯坦至死也不原谅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罪过，“即使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
日本人民同德国人民一样，是侵略战争恶果最肥沃的土壤。他们怂恿、鼓励、支持优秀青年去外国抢劫、杀人、占领、掠夺，提供精神动力和凶器，他们是叫唆犯、包庇犯、窝藏犯。他们固然是受害者，也是追随军国主义的必然代价，即使这种代价看起来有些过分；我们受害了，同他们有关，比他们受害的程度要沉重得多。
《圣经》说：上帝叫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日本人疯狂过，并付出300万人死亡的代价。中国人一再为日本人开脱战争责任，一再安慰日本人也是受害者，可谁又来安慰中国人？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中日战争时，中国人来到日本，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日本人说，你们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天皇和政府把你们骗了，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你们应该支持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可以料想，说这种话的人该面对怎样的结果？
其实，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坚定地指出日本人民的错误。日本共产党也曾支持日本侵略扩张，后来认识到“一亿国民，一亿战犯”。森村诚一《食人魔窟》说：“日本人民把他们全部信仰和精力投入了一场他们认为上帝不会让他们失败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犯人”。加藤周一《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指出：“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从一亿总动员，到一亿玉碎、一亿忏悔，到法不责众，恰恰表明了大和民族协调同步、上下一致、集团性施虐行为的战争责任。
我们有理由断定，那时的日本人民就是中国人民最不容回避的敌人，无论他们否穿上军装。而日军只要在中国土地上，就更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人没有理由因为他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或为了识别其中是否有什么士兵并不想打中国人，而手下留情，放任其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只要我们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只要鬼子进村或钻进伏击圈，就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是樱花早呢，还是我？”日本人常以樱花比喻人生，军国主义把为国牺牲比喻为樱花飘落，日语“散华”的意思就是牺牲。饱经战争煎熬的日本人最终归于失败。他们感觉到，8月15日的天空是多么蓝，云彩是多么白。日本人为此感叹，人不会永远活着。重要的不是能活多久，而是怎么活着。这决定着生活是否幸福。
日本居民吉竹藤三回忆老母亲讲述当时的心情，包含着对于战争的酸楚和感伤：
当时，上面号召粮食增产，而我们却汗流浃背地用野菜作吃的。忽然，脖子后面怪痒痒的。一看，原来是一只蜻蜓让暑气蒸得飞不动啦，停在我的背上。我回过头去捉住它，它也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
我仔细地看它，它正用它黑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看哪。那黑色的大眼睛湿湿的，好像充满了泪水，那么悲伤，好像在向我求助。这是我的大儿子的眼睛啊。该不是我的正在华中战场的大儿子，乘着风，化作蜻蜓来看我吧？“你想说什么呀？说吧。我的耳朵能听见。”蜻蜓好像说什么似地，一直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
几个月以后，接到长兄阵亡的通知。都说昆虫能报信，真的是哥哥的灵魂，化作蜻蜓，来做最后的告别吗？
母亲说：“那就是我的大儿子，绝不会错。那眼神就是在叫‘妈妈’呢。我听到他诀别的话了：‘妈妈，这么多年多谢您。连一次也不能报答您的恩情，一点不能尽孝就死去，我实在不甘心。今后弟弟妹妹们就全靠您了。’太伤心了。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了。要是天从人愿，我真想飞到华中战场，一下子找到我的儿子的遗体，紧紧地抱住他。喏，他在用尽全部的力气向我喊哪，‘妈妈，我不想死。’”
当时我的母亲自己作了这样一篇字字血泪的悼辞：蜻蜓飞到我的身边，它要告诉我什么？它要告诉我，它是战死的娇儿的化身。战死华中的悲情，在月光下更加凄凉。盂兰盆会上看到蜻蜓，也是你吗？我那战死在华中的娇儿啊。
母亲的叹息，至今没有消失。
日军和家属哀悼战死者
在军国主义狂热的躁动下，日本平民也有拒收军人优抚金，不唱军歌的，可毕竟是少数，最终他们迎接来了灾难，甚至还有原子弹。
来自北九州的一名日军阵亡在中国，新婚妻子生下孩子，翘首期盼他的归来。一年，十年，五十年过去了，新婚妻子已经年迈，而木屋保留不变的习惯就是——晚上从不叉门，等待新郎的归来。这就是日本平民追随侵略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