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乱芜杂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韩少功一直是新时期文坛上活跃的作家，他坚守着形而上的探索，成为当代文学场域中鲜明的精神标志之一。他的思考不断追随新时期文学思潮，创作思维和理念不断翻新。通过审视纷繁复杂甚至光怪陆离的世界，作品呈现出冷静的叙事、理性的批判的特色。韩少功在新时期文坛上的探索虽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独特的。诚挚投入的生活态度形成了他对人性独到、热情又客观的理解，理性认知使他对现实生活持有必要的警惕，形成了他充满矛盾又异常清晰、不断介入又随时自省反思的启蒙姿态。
一、承荷时代的启蒙路径
新时期文学思潮叠涌，流派纷呈，启蒙精神所崇尚的理性原则、个人尊严和个性自由成为文学表达最为强劲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不少作家坚信启蒙拯救贫弱的民族精神和苍白心灵的效用并将它熔铸在字里行间，在时代的脉动中承担着探寻心灵世界的重任，警醒人们在步入精神或物象的迷狂时勿忘理性和自律，以期为社会发展和文化重振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韩少功就是这样一位富于责任感的作家，他总是不间断地推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措手不及的新作，不断以话语来延展自己在变迁了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的新感受、新体验和新思索。考察韩少功的创作历程，可以感应新时期的文化变迁，迄今为止，他的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政治反思时期的思考
这一阶段韩少功的创作主要考察正常人性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被扭曲的人间悲剧，反思政治遏制造成的人性禁锢或者生存权利的剥夺。如《月兰》这部短篇小说，悲剧主人公月兰“违规”行为只是出于维持生存底线的需要。作品的发人深省之处就在于揭示了一直为政治理念遮蔽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极端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各种看似规范和严整的条例和规约威胁到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月兰“违规”行为有着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善良、温柔的月兰以弱者的自杀行为把基本人性和政治路线贯彻的矛盾尖锐化了，即使小说最后“我”努力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希望通过承担月兰孩子的学费来缓解内心的精神压力。但是月兰个人所承受的时代悲剧，“我”作为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无法消除其所留下的创痛的。月兰的死拨动了“我”的心弦，在感受普遍人性的过程中，“我”的良知复苏了，即使有了赎罪的行为还是无法摆脱内心的罪责感，“我无意推脱我身上的罪责，也不敢祈求你对我的宽恕。可这是怎么回事呵？到底是谁吃掉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呵？月兰！”（《月兰》）对月兰之死的发问与刘心武《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呼号一样，同样是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表达，不管在被伤害的孩子身上，还是在被扼杀的善良农村女性的身上都体现了启蒙的诉求，希望在社会体制这一层面得到个体权益的切实保障，这是作家们的共同的认知。由政治体制带来的伤害当然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来解决，这是新时期启蒙思潮萌发的最直接原因，当然也是经历了沉痛后才有的来自生命深处的体验，作者努力制造亮色却没有设置光明的尾巴是颇能引人深思的。当然，作者将同情和怜悯月兰，转化为单向度的政治体制的指涉则削弱了反省力度。
政治理念与美好人性的并存和对峙成为韩少功思考的核心，《西望茅草地》中张种田场长的性格就体现了这种冲突。他是政治理念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其善良的愿望总是与行动结果发生冲突，致使自身陷入不可挽回的困境。作者在哀挽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美好情感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张种田场长这类形象的矛盾心理的形成原因的诘问。当然，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的指涉是很明确，也很直接的，外在的时代环境和政治理念应该为痛苦和矛盾负首要负责。这一阶段韩少功的创作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许多文本中他都设置了现实世界中的弱者形象，并且一而再地赋予其完美的人性表达，无论是《风吹唢呐声》中的哑巴，还是《西望茅草地》中的小雨，甚至是《飞过蓝天》中的鸽子，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他们被压抑，甚至被剥夺了生活的主宰能力，却表现出高洁的品质，通过这些弱者形象的不公待遇甚至悲惨的结局强烈，作者鲜明地表达了其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的结尾设置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由现象而根源的思考，让读者深入地去探究问题的原因。
这一阶段的韩少功小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故事和人物等传统的叙事手法进行文学写作，在人物性格的逐渐成形和行为的渐次展开过程中，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大家刚从‘文革’的恐怖里走出来，结成了一个批‘左’的广泛同盟。民主、科学、改革是共同的旗帜。”韩少功的写作正是应和了时代心声，在充满浪漫色彩的国家民族想象中，他以相对冷静和理性的姿态探寻共同人性和理想之光。此时，韩少功的思想认识主要来自于外在的声音，写作的“求证”模式十分明显，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或是一段经历的描述，最后得出对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批判和否定。在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求证路线中，启蒙路径贴合政治路线变动趋势，在韩少功看来，政治环境造就的悲剧，首先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或政治路线问题。他此时的创作在被社会浪潮裹挟的同时，个体性格刻画显示了足够的丰富性，人物命运的多变、人物行为和内心的背离、人物良好愿望和实际行动的抵触等描写，表达了他溢出政治之外的疑问：即使政策改变、路线纠正，但对弱者的伤害却已无法再逆转，如《月兰》中的结尾，“我”的疑问和思考超出同时期“伤痕文学”的反省和追问，从现实的政治问题深入到普遍人性的反思，政治运动过去后，个人如何面对伤害呢？这不仅深入到问题的根本，而且使得社会力量变得更加不可抗拒，与同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更显批判锋芒。
（二）文化寻根时期的探索
如果说韩少功第一阶段的创作主要立足于生活经验探寻人性的限度，那么，第二阶段韩少功则着力从人性内部探讨存在的可能。他的作品开始以疏离现实的姿态，小心翼翼地挖掘普遍人性的余脉，或搜检记忆，或借助民间传说，在困惑和迷惘中寻找被逐向边缘的人性。作品充满狐疑的叙述和多种可能的结果，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人们看到，在多层面和多角度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韩少功选择了“文化寻根”的途径，深入被多重历史浓障遮蔽的文化土壤，重新挖掘民间精神资源。
与第一阶段相比，文化寻根的背景比探寻社会体制弊病的背景更为广阔。其先锋的创作姿态不仅具有形式意义，而且在解读文化图景的过程中改变了线性的思路，质疑和困顿更为突出，文本更显丰富。随着文化寻根的深入，韩少功文本中的内涵也越来越复杂，统一的普泛的人性概念变得越来越遥远。异端、不可思议，或者是扑朔迷离背后隐含着人性的多样性和多重性，被他一再搬上作品。因此，这一阶段韩少功的写作显示出两个明显的导向：
1.注重于潜意识的描摹，梦境、呓语和空想都成为他小说的主要题材。从《归去来》开始，韩少功写作开始了新的转向。人物语言的表达，行为踪迹和意义的追寻变得模糊迷离。《归去来》中回到知青点的黄治先却被当地人误认为是马眼镜，在揣测和似是而非的记忆中互换身份；《雷祸》中的人们则在生死世界穿梭；《鼻血》中的知知在自我想象中与杨小姐依偎，又在现实中破碎了多年珍藏的梦幻；《暗香》中的老魏拆除了创作文本和现实生活间的界限，寄身于文学空间进行情感的徜徉。想象与现实的交融使韩少功的创作充满了魔幻色彩，从而也使他的创作跨越了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获得了更开阔的空间。文学艺术的本性在于不断地跨越界限，探求新领域，对鬼魅世界、记忆空间和梦幻状态的大规模的探求不会满足于现实给出的答案，从而可以在更为深广的领域内探寻人性的限度。知青的经历成为他的记忆，也成为他探求乡村世界和文化传承的起点。
2.探寻被遮蔽了的边缘人性形态，这种关注使得他的作品中遍布象征和寓意。文化寻根避开了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构建理想人格的方向，转向民族深层土壤进行民族心理的深层剖析。《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中塑造的丙崽、幺姑等畸形人物和痴傻角色都是中国民族精神痼疾的外化形象。在极度夸张的喻象中，作品挣脱了现实生活的“外壳”，突显了民族性格的精神病垢。作者在这些形象身上表达的不是具体个性和复杂性格，而是鲜明独特而煞费苦心的意念传输，是集中了集体无意识寻求民族命运的寓意表达。
（三）文学叙述权威的挑战
韩少功在质疑和挑战城市话语权力和知识话语权力后，深入到文学创作机制内部，发现文学叙事本身也存在权力陷阱。自《马桥词典》这部作品开始，作家深入语言内核进行话语权力的拷问，返回到自然中追寻生命的栖息地。他的创作拉开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进行形而上的审视和观照，同时又深入生命体验，提倡文学语言的生命质感。从关怀社会现实到进行文化寻根，再进入到语言哲思，每一阶段都显示了作家所感受到的文化变迁带来的启蒙话语本土化的新内涵。虽然，韩少功在“文革”期间就开始了创作，但是真正体现其创作风格和文学实绩的却在新时期。商品经济的兴盛释放了世人潜在的欲望，它溢过了文学内涵的价值底线，对文学价值和创作基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韩少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利’和‘义’在某些时候不再统一，世俗欲望和精神理想开始出现分裂，这是9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背景。这就带来困惑和艰难的选择。”即便这样，他仍然坚守文学的道德理想和社会价值，“文学是审美，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
秉持文学创作的理想信念和凭借对当下文化处境的困窘的深刻认知，加之自身丰富的文艺实践活动和参与社会的生存体验，韩少功90年代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变的主题，即对欲望的抵抗和拒绝。《马桥词典》中马桥话语系统的最强劲的解构力来自于经济冲击，这是任何一种壁垒都无法拒绝和抵抗的异己力量。韩少功对长驱直入又无可抵挡的“现代化”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警觉。正是这份警觉和清醒使韩少功的作品保持了足够的思想深度和写作力度。在90年代后“花花绿绿”的文学写作潮流中，他依然能够继续思考和贴近现实，保留了可贵的独立写作姿态。
韩少功的创作从生活体验出发，进入新时期的政治体制启蒙，在探究人间悲剧的过程中发现政治体制内启蒙的限度，转向了文化思想上的启蒙，试图深入文化根源探寻民族心理痼疾和人性的弊病。然而在探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他无法找到“优根”对民族心灵进行疗救和诊治。在更艰难的追寻过程中他一方面把目光朝向西方文化，希望从西方文化中偷薪盗火诗性探寻人性的理想境地；另一方面，他又把目光投射到了质朴的并未被物欲浸染的乡村世界，重新整合人性的理想状态。在梳理当代人心变迁脉流时，他始终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人性的个体承担，尤其是在精神空间中体现责任意识。面对着现实中知识的无力状态，他在强烈的呼吁中更添了沉重和伤感，同时还对知识及知识分子保持足够的清醒和不断地反思。《月兰》中的“我”，《归去来》中的“马眼镜”，《马桥词典》中的“道观居住者”和《报告政府》中的叙述者，在韩少功的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并不是道德完美的“德者”形象或者有着特殊才能的“智者”形象，他们并不具备精神优势，新时期以来的时代变迁中的启蒙路径的探寻正说明他们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阶层，也是需要不断用启蒙精神来鞭策自己的群体。启蒙精神在韩少功看来，更是一个不断被接近而永远接近不了的理想信念，与具体的社会现实永远有着不可弥合的裂隙，但是对于人类灵魂却是一片可提供荫庇的让心灵宁静的防护场所。
二、文化焦虑中的精神救赎
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思考力来自于文化实践，他热忱地投入生活、参与社会并与深入探究人性同步进行。跋涉在深广的心灵世界和人性空间中，他的作品既求证现实的民族身份，又探寻普遍的启蒙精神价值，交织着痛苦、矛盾和焦虑。
首先是面对着现实世界的焦灼。韩少功的人生经历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动迁密切相关，他的知青生涯，他的大学经历，他的海南游历，包括他的回归乡野。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作家，他敏感于现实社会的变动，总是试图去把握这一变动的深层动因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韩少功有不少作品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如《西望茅草地》、《月兰》、《报告政府》、《801室故事》等。韩少功在表达现世关怀时，关注的是中国当代社会语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身份定位。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启蒙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一个由弱变强充满了期待的民族来说，我们最为切要的不是回答什么是普遍的自由人性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我们这样疲弱的精神变得有尊严和强健的问题。这是在新时期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作为被启蒙者的角色对启蒙思想给出的答案和设置的目标。
然而，韩少功的思考并不完全驻足于现实层面和自我生存经历，他经常快速地从生命感悟滑向文化哲理的思索。对于新时期中国语境来说，我们面对的是急速全球化的世界，人性的标准和精神价值体系要被纳入到人类普遍意义中。站在这样的文化立场，韩少功又深刻地感受到应该以普遍人性的统一的启蒙者姿态，考虑对被启蒙者或者受各种权威剥夺和伤害的受虐者进行心灵拯救的问题。面对世界，作为中国人，哪怕是中国知识分子，都只能是弱者；但在国内，作为知识分子，又必须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面对文化冲撞和两难境地，韩少功作品中的话语表达总是不断地反思和自我置疑。他的作品总是在细腻和深刻两端滑动，既有日常生活的深刻体验，也有超越世俗的神性追思，作品呈现的矛盾尴尬正是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在内外两个空间的拉扯中无法缝合的结果。
虽然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面对着两个空间，他们的知识优势和对西方文化的积累在中国特定文化语境中，在被启蒙者面前已经构成足够的身份差别，面对中国问题时他们将变得自信而单纯。而韩少功这一代知识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身份优势，他们是和民众一起接受西方的文化，并且也存在着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可能，因此，韩少功深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状况，无论面对中国现实还是借鉴西方精神资源进行启蒙，他都表现得特别虔诚又谦虚。他的作品中有最为质朴的生命感悟，也有着深邃的哲性表达，他能够非常细腻而温馨地体察最接近心弦的情脉，又能力透纸背地洞察世界的荒诞和现象的悖逆，这种情形确能够发人深省。然而，作家在感悟与思索之间缺乏中间状态的表达，过于强烈的理性色彩经常使他频繁地在这两个纬度间滑动，形象、情节等传输哲思的中间媒质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近年来，他干脆选择了辞典体和片断式进行言说。
在深刻的文化身份焦虑中，韩少功强烈地意识到建构民族精神价值体系的紧迫性，由此呼吁文化寻根，在文化寻根中进行文化反思和探寻完美人性，从而达到消解焦虑和进行精神救赎。韩少功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权威对人性的压抑和文化的伤害，他总是在话语的遮蔽下带着读者去探寻话语的隐含意义。在稳定的价值体系中，人类的记忆就像一面过滤网，凡是跟这种道德价值标准不相符合的行为总被抑制、改造甚至删除，言说就是借助于知识表达权力。在话语权力网中，记忆既是心理真实的历史记载，也是在新的语境下的话语的再叙述，难以确保其可信度。文化的模糊、暧昧固然隔离了现实生活，但是在韩少功的文本世界中，不能成为思考禁区。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带着很强的文化探险意味，凭借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带着读者进入蛮荒的、疏离于现代文明的原始文化部落，在层累叠积的历史地层和夹杂的文化形态间叩寻、剖析和拓展人性的疆域。在看似怪诞却流露着强烈理性色彩的文学空间中，读者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但是会认同作者理解世界的怪诞方式和解读现实的祛魅方法。
方法之一，通过话语与意象间的背离乖谬的存在揭示各种话语权威。他的笔下，形象是戴着面具活在特定叙事空间的，体现了强烈的角色功能，不同形象之间的精神距离比较大，意与象之间的分层界限十分清楚。叙述的言说过程经常表达为揭示意象分离的痛苦过程，也表达为作者对某种理想的艰难求索过程。由于突出了追寻意义的结构功能，因此，作为感觉和体验层面的现象或形象为强大的理性力量所统摄，甚至简化为符号和表征，弱化为理性表达的工具。在韩少功的作品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呼之欲出的强烈理念，作者似乎从不沉迷于某种感性经验而是更执著于理性的魅力。这种对外在现象的忽视凸显了作者强烈的解惑和除弊冲动，在日益浓郁的理性冲决中，作为小说故事性构成的情节演进也变得无关紧要，完全成为一种理性归纳和演绎的辅助手段。在他90年代后的创作中，这样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2002年引发思考和带来置疑的《暗示》完全肢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作者生命中的体验只是成为作者超越普泛理念的注脚，从属于理念统一的需要，不符合时空逻辑顺序的具体现象或者体验可以随意联结，理智完全凌驾于经验和情感之上获得绝对控制权。现象和体验只是为了证明理念而信手拈来的例子或者材料，形象之间的行为冲突就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直现和感性的演示，文本叙述意识非常强烈，情感的自控能力非常强，读者无须为笔下的形象折服，却易被作者说服。显然，韩少功研究性的写作姿态突出了理性作用，也明确了他创作中一直存在的从现象追寻普遍规律，导出对世界本质认知的潜在心理机制和创作模式。而多年的理论思考也使得他对这种写作模式更为熟悉，在创作中自然地收缩了情感表达，直接地用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来表达其对理想和人性和谐的不懈追寻。虽然削减传统小说创作的故事和形象等基本要素的新路子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常规和读者的心理，但是强烈的祛魅解惑的冲动充满着异质和变数，能带来更为强劲的思想冲击。
方法之二，通过变形夸张进行虚构，从虚构中寻找真实。韩少功的作品往往赋予形象怪异行为和神性色彩，使人远离“人性”，但是构筑匪夷所思的虚妄故事却是启蒙者试图从社会文化现象中探寻人性源头，并希冀从中找到根源和对症下药。在“寻根文学”之后，韩少功超现实方法运用得越来越多，近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如《801室故事》等作品，也在极力隔绝生活，造成魔幻色彩。变形的甚至荒诞的表达从另一角度显示了深层的真实，看似谵妄不经却透射出理性之光，对人的灵魂进行叩问。同时，在感性而丰富的文学写作中，愚昧和理性也无法以截然对立的形态出现，抽象概念在无力言说现象时意味着对愚昧和理性界定的标准和基础的反省，既质疑了启蒙理性的绝对权威，也昭示了以文学写作传达启蒙思想的悖论。明晰的理性无法在文学艺术特质的展示过程中收到预期效果，其强烈的预设性和美好的期望在语言传达过程中被逐渐瓦解和疏散。所以，理性的权威在面对欲望扩张的文化环境时，为追求明晰和确定而表现的绝对和断然与文学的审美特质是相悖的，20世纪90年代，在追求多元共生和推崇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中，这种一极化的追求只能窄化文学的表达通道，靠牺牲文学特质的启蒙文学必定会背离“启蒙文学”的冠名，自然，启蒙话语在文学场域的隐退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从《马桥词典》引发的官司来看，在作品之外表现出消费意识与启蒙意识相冲撞的时代征兆，作品显示了由寻找思想营造的精神家园到探寻语言所营造的人类处所的过渡。
方法之三，通过描绘民俗风情来构建精英话语的传输渠道。由于设置了神性和理性两个不同的言说空间，所以，在韩少功的文学世界里总是不自觉地沿用了两套话语，一是模拟初民的生活形态进行民族神话的塑造，沿用初民的话语方式，这类话语始终处于零散状态，只是作为描述性的话语出现的，而与文明理性密切相关的启蒙话语很难在这样的描述中出现。于是，出现了第二种话语方式，在描述背后总是会出现理性的评价。显在的文本表达是各种光怪陆离的民俗风情和初民生态，描述或者言说的作者却充满了精英口吻。因为寓言的叙述过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达到作家的期望，需要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寓言进行确定的阅读引导，于是，启蒙话语就会突出充满理性的思辨色彩。又因为是文学的表达，总是事实的描述和对事实的梳理缠结在一起，模糊了作家和思想家的界限。这样，故事和讲故事的人在话语间有了分别，拉开了距离，不自觉地制造了观念上的落差。虽然不会出现那种压制性的政治说教方式，但是作家在叙述时还是有着直露的说理表达。两种难以协调一致的言说模式显露了启蒙价值的内在混杂。
无疑，置身于新时期的时代文化语境，韩少功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也传承了五四文化启蒙精神，他在作品中沿用了许多文明社会的话语，包括许多艰深的西方理论术语，但是他更希望建构新时期的启蒙话语体系。因此，他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现实和当下语境而盲目地构造思想乌托邦，他始终在作品中保持着对现象、经验的近距离关注，言说始终不脱离对人性中最为柔弱的情感的关注。韩少功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始终在变化，如果一定要寻找中心主题的话，能够统一在一起的是对权力的警惕和对峙。他运用理性原则探究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他自身体验到的权力对人性的践踏和与之进行抗争的历程，同时他又对由知识权力构成的文明社会的种种不公或者悖论现象进行反思。这种不停地反思和警惕一切权威的思考，使近年来韩少功的创作走进无法可依、无言成像的境地。曾引起热烈谈论的《暗示》并不吻合任何一类小说的叙事模式。这部著作从言与象的关系将意义逐渐显现。“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和“言与象”的存在则显示了作者设立的另外情节模式：不是在时间的演进中，也不是在空间的转换中，也不是在事件的呈现中，甚至也违背了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而是着意于话语和意义的渐进融合中。从语言的外在发展上看似乎在回归，这是对人类有文明以来的反向审思，最后归于“无语无声”状态，又是对文字和语言的反思，希冀在更高层面上达成完整。
三、自由与羁绊的形式构建
启蒙文学文本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侧重于对启蒙氛围的营造，而其营造氛围的基础是建立在众多被启蒙者的强烈心理期待上的。启蒙者的价值不是通过理想的人性营救被启蒙者，而是将被启蒙者视为一个整体。整个启蒙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精神拯救，具体的各自殊异的个性解放就无形中被整合为普泛的价值，而个体启蒙者对众多的被启蒙者的精神拯救，突出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把大众群体概念化和抽象化了，这样启蒙的叙述就转换为某种量上或者度上的评价体系。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面对着大众的芸芸众生，转换为一个简单的直接可以换算的等式，以一对多的模式来判定其价值。这样，启蒙者占据道义优势。启蒙者的启蒙努力就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相吻合，以“我”与“天下人”的无意比照中显现自身的价值。启蒙价值在实践过程中转换为有迹可循的规律路径，关于启蒙的言说就有了相对稳定的秩序化的形式建构，而稳定的形式建构体现出启蒙目标遵循的价值意义的确定。韩少功的文本世界显示了他不愿重复力图创新的努力，内在的精神诉求和理想探寻又规约着他的形式建制。
首先，韩少功的叙事模式中有着相对统一的空间构筑，却分裂了叙述声音。韩少功叙述穿行于三个现实空间：留在知青记忆中的乡土世界、中国内地的都市社会和内地以外的外部空间，连接这些空间的是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知青的身份只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段，往返于都市和乡村，成为记忆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参照物和中间地带。所以，韩少功笔下的空间设置就简化为两个：乡村世界和现代都市社会，但他更钟情于乡村世界。在现代人的阅读经验中，这种空间设置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带来了阅读的陌生感，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警醒的可能。现代人对于文本中原生态的、远离工业文明的原始村落的审读构成了一种俯视的角度，但是也形成了一种隔阂，呈现了理性话语被隔离的状态，同时，异于理性世界的自足空间也构成一种异质的话语系统，进行抵制和反弹。
韩少功对乡村的感觉是两难的。他珍视乡土，在1985年高举“寻根”大旗的时候，即希望从乡土中寻求民族文化之根，但是他在深入民族文化的时候，找到的却是“劣根”。他本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其进行现代理性的审视，有了《爸爸爸》中的丙崽、《女女女》中的幺姑这些民族精神顽疾的符号，这也是对五四时期运用西方启蒙理念进行的再审视和续接。只有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独立的乡土环境中，民族顽疾才会更完整，但是，这种不自主的结论却与作家内心的企望相悖逆，这一时期韩少功的作品总是带着强烈的悲愤和深层的忧虑，面对着他曾经浸润过的乡土世界，韩少功怀着与五四知识分子同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当韩少功经历了狂躁而浮华的现代都市生活再次返回到乡土世界时，他的文本空间的性情质感明显增加。90年代后的韩少功依然以乡土中国为他心念情系之处，而且更具温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的乡土世界依然是韩少功努力刻画民族灵魂和民族性格的生态空间，但是他又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衍生于乡土环境进行民族魂灵的再造。这种再造不是全盘抛弃，不是如丙崽式的通体悖论和谬误的怪胎，乡村世界中存在着为现代人所遗忘的温暖，而乡村世界的再造走向现代都市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经现代都市濡染的乡村性格将会带来另外的伤害，这在韩少功的文学作品和随笔中随处可见。当他深入乡土中国时，他关注到底层的情感，同情着乡民原生态的情感，甚至把它们看成现代都市的对立面而予以合法性的描述。
这种拒绝后的回归心态使得韩少功在面对乡土中国的空间设置时理性色彩减弱，情感升温，造成了暧昧和迷离。他的“马桥世界”在来不及实行整体转换时，便要面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侵入并使其丧失应对的可能，最终则完全溃散，其话语权不仅被压制而且完全消弭在空洞的抵抗中。鲁迅所面对着的“无物之阵”的绝望的抗争在韩少功笔下已经变成了了无痕迹的存在，然而这种情绪和氛围却成为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只能使人软化而不得挣扎，一旦挣扎，就会成为最为坚硬的束缚和禁锢。乡村成为心中假想的意象永远吸引着他，但是当他返回真实的乡土时，却总是失望而痛苦。90年代后的韩少功多次谈到自己对乡村的心仪，然而这种心仪是内心理想的乡土和失望于中国都市社会双向作用形成的。甚至他多次返回乡村、驻足于乡村的实际行动，也是无奈于都市与乡村间的痛苦比较而必然要做出的选择。所以，乡村世界的设置在他笔下具有叙述的多项功能，充满了多义和歧变。“在他这里，回返更可能是一次次的精神历险和对自我的追问和迷茫，以及这种迷茫所带来的莫名的焦虑。所以，在这当中，并没有什么回返的释然和闲适，而是一种无从取舍的紧张。”
韩少功作品中的价值评价来自于文本内外两个系统。叙述者与作品系统中的人物形象在评判体系上产生了分歧，显然，作为叙述者往往是一种冷静的、旁观的理性表达，而作为文本环境中的人物，不管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则浑然不知自身的角色定位，他们都认为命运是逆来顺受的，既没有胜利者的姿态，也没有受苦者的抱怨。在多个空间两个评判体系的形态结构中，故事发生了，而价值评判被悬搁了。窒息或者自闭的文化系统难以接受来自系统之外的理性话语。韩少功与刘心武相比较，就缺少了一些自信，多了几分警醒。温情和理性发生了激烈的撞击，在他的文本中，写作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审视，同时也成为他对自身的置疑以及对自身的对抗。他的启蒙话语面对完整的文本系统，面对着自足的文化系统却是艰难的启蒙历程。因此，他要关照文化系统中的受苦受虐群体，启蒙的任务定位于文化生态系统的思考、营造和转换中。对于那些受苦受虐者的审视，他的叙述出现了分离，一种是以圈外人的姿态运用现代理性价值进行评判，另一种是以圈内人的同情和理解来说话。在圈外人看来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定位，而在圈内人看来往往是习以为常的，至少是默认的。
80年代“寻根文学”的困顿在90年代后的创作中变得更为突出。当时面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新时期年轻作家，他们深为拉美“爆炸文学”所引发的文学浪潮所振奋，希望借用西方的文学经验和理论资源复兴中国文学创作。事实上，引发中国新时期文学地震的“寻根文学”却隐含着无法解决的前提和结果间的矛盾：“寻根文学”的发动源于对中国文学创作的落后事实的认同，“寻根文学”的目标是赶上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美好愿望中包含着“寻根文学”的基础和理念是摆脱落后和争取领先的两个不同阶段。因此，批判落后和引进先进理念应该是一致的，“寻根”的方向确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资源和价值应该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但是，后来的创作事实几乎都一致地显露了当时“杭州会议”所不曾料到的矛盾和尴尬，当中国当代文学在深潜到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时，才发现自己在取舍间是多么的艰难。无论是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表达了对传统文学情感上的留恋和不可挽回地逝去的清醒认知，“寻根文学”无果而终的结局存在于其前提中。这种矛盾在韩少功的创作中一直在延续，他越来越难以在一个文本中将这两种声音分离，致使他相信理性的情感和他对对象本身的同情产生了矛盾，面对开阔世界不时诱发他追寻普遍性规律的念头，但是面对近身的弱者现象又迫使他更具对弱者关怀的情感。多种话语的交织既成为他对广阔世界的逼真的模拟，又成为他对自身情绪把握能力孱弱的表征。
其次，韩少功作品虽然具有确定的叙事模式，文体形态却在不断翻新。韩少功在他的文本世界中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叙述模式，从早期的《月兰》、《西望茅草地》开始，他在叙述时总是保持着强烈的理性色彩，不断地对权力机制下的话语及话语背后的权威进行置疑和颠覆，在延伸至自我怀疑和挑战自我时，呈现出来的则是开放的动态的话语系统。韩少功不仅仅用语言概括生活场景，也试图用话语回放生活图像，并且这种话语模式在近年作品中表现得日渐突出和明显。如果说《马桥词典》是对乡村世界话语形态的描摹的话，那么，《暗示》则更多的是对都市语境权力话语的探究。如果说《马桥词典》通过罗列词条来阐释和解读马桥世界的文化变迁，那么，《暗示》则是通过陈设各种新兴名词表达当下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他们背后共同的是对人类社会中权力造成的异己力量的揭示和反思。
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类生存环境，其话语形态有着相对的封闭性，而都市生活的广延和开放造就了芜杂和纷繁的话语模式。如果说在《暗示》中寻找叙述的线性线索变得很困难，其呈现出来的“块状”和“团状”的形态却能贴合都市环境的原生态，那么，它的用意是在横断面上展开中国社会现实，模拟中国当下的文化空间而展开他的叙述和论说。这两部作品看似结构形式松散却有着统一的主题表达，即以话语构成的权威对人性的钳制和压抑为作者所指涉和反抗的核心。作者探究的是哪些话语构成对人性的压抑，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哪些具体的话语模式使人性生活在一种不自由和不舒展的状态？每一节作为标题的词语便是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话语言说例证，同时这个例证又具有较大的概括性。作者对这个中心词的解说和阐释过程，事实上也是对话语合法性的探究和追溯的过程，通过置疑和叩问揭示出各种惯见的或者单一（权威）的话语所覆盖所遮蔽的权力演示或实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提供了在现象和经验中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韩少功的话语程式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设置象征物，隐含着复杂而丰富的警示意味，形成了强烈的理念色彩的具象的表达。无论是形象设置、情节安排、细节刻画都具有很强的概括性。韩少功小说中尤其少见浓厚的环境氛围设置中的细节描摹或者细腻的心理刻画。
（2）论说结合。韩少功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理性色彩，其因果线索分明而清晰。几乎在每一个发生事件的背后总是有着充足的缘由。虽然作者有时故意在模糊或者搅乱这些原因的解析，使其变得更加自然，但是不管怎样，最终总是服从于某种核心理念的。
（3）因果呈递。寓言文体为了将普遍的人生经验有效地传达给读者，常常精心组织结构模式，它的基本设定思想是趋利避害的人类法则。为了说明行为结果的有效性，在叙述过程中尽量追溯原因是这种叙述的常见方式。
在相对稳定的叙述模式中，韩少功的文体形态在不断地变化。早期反响强烈的小说为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典型的知青小说；而呼唤“寻根”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作品则是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神话寓言等叙述风格的综合文体；还有他在90年代后写的《马桥词典》、《暗示》这样的由片断连缀而成的小说，在“外形”上不是整体的作品，甚至片断间还有交叉或者互相涵纳。在《马桥词典》、《暗示》这两部浓缩了的作品中，字典或者词条的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文体连续的、统一的叙事惯性，僭越了既定的写作规范和文体划分标准。在韩少功看来，这些成规就是话语权力的显现。小说的叙述在人的世界里进行精神探索终于溢出了人的世界，或者可以这样表述：一个知青的精神流浪记。
在撇除任何意义的绝对和权威后，韩少功的文体就变成以时空、语言等抽象物为核心的新叙事体。《暗示》这部小说的核心因素不再是具象的人，而是抽象的关于人的概念，关于各种人的生存体验的延伸思考，凸显的理性思考成为这部作品的鲜明特色，因此，所有的材料都是围绕着理性的人的延伸而展开的。感性的经验、形象的认识都成为小说文本材料的次要部分，在论说中化解了感性的生动和色彩感。在小说中，韩少功力图还原生活、还原体验，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将体验整合到理性的论说中，在概括中使得体验都被概念抽离成符号。当韩少功将智慧贯之以强烈的理性色彩时，在话语的规约中也丧失了现象和细节的鲜活，他在精神层面拼死顽抗，但最终还是滑落到属于作家对外在权威的抵制及对自我扩张的警惕的思考中，消解禁忌的权威却不能完全排除敬畏心理。在抵制超我力量的禁锢中警惕自我盲目扩张，形成了内敛与自制的叙述风格。同时在表述层面却重陷窠臼，这是启蒙以来理性充分发展的悖论，韩少功的《暗示》当然也难以逃离宿命。
韩少功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作风格的变迁轨迹明显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在精神领域内的诉说始终锚定完美人性的表达，而在现实中却不断地受到各种限制，甚至生命个体存在这一最为基本的生存的限制。在形而上的无限拔高和形而下的无度下坠中，启蒙言说在面对不同文化场境中的言说不断地呈现出矛盾和困惑，这种矛盾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的拷问：是关于他们的启蒙者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困惑。但是即便如此，其艰难的跋涉未必能在现实中触摸理想的边缘，想返回生命母地也只是遥远的企盼，不过，他们“却从不会停下来茫然四顾，也从不会对社会的浮尘和内心的不洁作任何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