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输启蒙理念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对他者的启蒙，将民众的生存现实纳入到启蒙的目标中。知识分子在关注民众时，总是挖掘出许多精神“痼疾”，然后寻找能使他们摆脱痛苦的“出路”。知识分子在描述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确立了启蒙的合法性，启蒙者只能由提出启蒙需求的知识分子来充当，他们充满激情地进行挽救的对象就是处于精神痛苦中的民众，民众尤其是底层的平凡民众成为20世纪启蒙叙事中的被启蒙者形象，知识分子则立足于民众的立场实践其“代言”功能。传统知识分子主要围绕着上层意愿介入庙堂，参与意识形态的创建改造。启蒙理念的引入使得“自上而下”的言说方式开始转变，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于底层百姓，以底层的诉求而不是上层的意愿为出发点，转换角色定位。启蒙者不仅发出被启蒙者的声音，而且还把解决问题的关键设定在被启蒙者自身，其目标是唤醒被启蒙者。这条启蒙路径需要两个阶段，前期由启蒙者来实行，对被启蒙者进行精神启迪，尔后是觉醒了的被启蒙者再通过认识自身问题进行的改造行动。对被启蒙者进行启蒙成为社会改造的前提，而前阶段的行动必须要通过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从鲁迅的《阿Q正传》、《药》、《明天》到老舍的《骆驼祥子》、《北京人》，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再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能排遣暴露民族魂灵的弊病和拯救苦难的启蒙心结，也无法规避以“代言者”的身份确证启蒙理性的责任和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启蒙者实践的代言功能是有限的。真正的代言是很难实现的，代言功能势必改变其原初的意愿表达，无法抵达真实的诉求。在进行他者言说时，需要解决立场、观念和话语的异质性，20世纪启蒙话语不断因“代言”的地位和功能而受到质疑。创作中充满酸涩的苦难和无法摆脱的苦难的叙述、试图挣脱苦难和反被苦难浸淫的情节设置成为启蒙文学的创作定式。当知识分子把启蒙作为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时，实践启蒙价值和不断突破启蒙限度相生相伴，由此而形成的话语扩张不断质疑甚至否定启蒙的合法性。
基于对反启蒙声音的警惕和反诘，20世纪中国启蒙实践衍生了另一条路径：即对自我的反思和拯救。中国知识阶层一直困顿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现实，因此引入“启蒙”价值理念，借用西方人的理性准则进行文化建构。所以，对于操持启蒙话语的启蒙者来说，他们自身就面临着观念和话语转换的问题。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引进的启蒙理念存在着接受、消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因此，知识阶层进行“他者”启蒙的同时，也总是不间断地进行自我的反思和拯救。在已经接受了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看来，只有实现了自身全方位的观念转换，才能承担起“启蒙者”的角色。20世纪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承担了启蒙任务，但落实在具体个体身上就可能分化，甚至对立。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每个知识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因为存在文化观念不同或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程度不同，容易形成话语与实践的背离，内心情感与外在行为的分裂。这些先在的矛盾和悖论间离了启蒙话语，也影响了启蒙在民众中的心理效果和实际效用。
中国文学涉及启蒙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时，在建构启蒙的同时也不断地表达对启蒙的反思，这种反思影响到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直接对启蒙话语产生了抵制和消解。为了抵制这种消解，启蒙叙事把启蒙者的反思置于启蒙过程中一个无法避免的阶段，剖析有违于启蒙理性的精神气质和内心结构，并努力纠偏。正如不少评论家所看到的，五四启蒙者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分离——“情感与理智的分离”，在理智上他们一心向着合乎启蒙理性的目标努力，而在情感上却为传统所束缚，显然，这两方面的作用是相反的，矛盾中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取舍也不一致，他们努力克服情感对于启蒙的反向力，进行痛苦的反思和自我拯救，以启蒙合法性作为自己行动的目的。即使知识分子曾有难以下卸的沉重因袭，他们的努力方向也始终是启蒙理性，在启蒙价值范畴内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应承担的合理性进行立言。启蒙叙事可能涉及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交织和情感困惑，但是，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作家的意图在于证明知识群体具备承担启蒙任务的人格特征。
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启蒙叙事中一直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确证自身言说的合法性，然而与代言视角不同的是，立言不再执意提供一个美好的启蒙蓝图，因为，这是启蒙者应该秉持的现代立场，已经无须验证其存在的合法性。相反，面对知识分子自身时，往往反诘是否能够承担启蒙职责。因为现代中国启蒙话语并不单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向民众展示自己怎样成为立言者的精神转变过程，以胜任启蒙者的角色，而不是立什么言的问题。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言角度，明确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同时也因为质疑和反思扩大了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不确定性。20世纪文学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普遍存在着犹疑、动摇、善感善变的精神气质，这也为质疑知识分子的启蒙定位提供了现实依据。启蒙叙事中言说立场的转换、实践路径的改变和人物形象的变化都与现实中对启蒙的反思和诘问直接相关。
新时期启蒙叙事沿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径，面对着沉浸于苦难中的民众进行精神疗救和进行自我反思，刘心武是新时期初期承续近代以来的启蒙传统的代表作家。新时期启蒙思潮萌生于“文革”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们普遍感受到政治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因此，呼唤启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伴随着政治变动，其时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强烈认同，使启蒙价值得以体现。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拯救孩子的呼声不经意间触动了社会记忆、民族体验的引擎，承担了人性反思的历史使命。
刘心武的创作以领先于政治文化的观念备受社会关注，当政治热情已然消逝，观念已经不再时新，无可置疑的社会理想和未来向往受到普遍质询时，作品所受到的冷遇也在意料之中了。90年代后的读者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逐渐疏离和淡漠，刘心武以社会人生、世态人情构筑的宏大叙事不如当年轰动，但是作为曾经剥离政治文化的桎梏而发掘美好人性，探寻人格尊严、自由精神的先锋者，刘心武一直关注弱者的生存体验，维护底层边缘小人物的人格尊严，成为作家社会良知和文学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即使由中心滑向边缘，刘心武在新时期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无法忽略。
一、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
启蒙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即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精神苦痛，新时期文学萌发的启蒙言说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与对民众的心灵救赎相联系。那时，各种“伤痕”铭记着民族心理的创痛，成为最典型的文化意象和时代符码。作为新时期初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刘心武搜检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描摹着苦难的具体状貌，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幅幅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政治独尊的社会语境中的种种苦难，作为切身体验政治运动的作家，在作品中不断地呈现现场感，“文革”后诉说的欲望使他选择直接从政治角度阐释苦难形成原因，直接在社会现实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他预先把这种伤痛记忆作为前提提供给读者，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也就拥有了与刘心武共同的历史记忆。《班主任》表达的是“文革”给中学生的教育造成精神毒害的悲情故事，《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大眼猫》等篇目历数了青年们精神困惑的苦痛心理，《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提供了中国当代政治环境中人性正常的需求被抹杀、尊严遭受蹂躏的种种事实……
新时期文学率先表达政治苦难，在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灵魂重塑和精神拯救，当以人性自由为核心的文学启蒙精神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时，就会察觉政治文化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文化热潮的兴起带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认知，导致政治苦难观照下的伤痛主题不再惹眼和突出。“伤痕文学”的轰动效应虽然已经过去，大众的政治激情逐渐消退，但是刘心武对伤痛的关注却成为他的思考定式，不但没有淡去，还内化在其心灵深处，更为凝重。“伤痕文学”作为文学主潮早已成为往事，刘心武的伤痛主题却一直在他的作品中延续，并逐渐地从显露的“伤痕”向潜藏的“隐痛”转换，其表达方式也更为冷静。《立体交叉桥》、《钟鼓楼》就是从北京居民的现实居住空间问题，返回到历史场景中，呈现了这一具体的生态群落所经历的“社会性苦恼”；《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纪实小说选取了与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揭露了生活背后的各种心灵隐忧；《私人照相簿》则以家族史事为线索，隐含着对中国现代历史背景中的家庭悲欢离合和人事沧桑的喟叹……
政治苦难的发掘和述说与新时期国家意志诉求同步，刘心武表达了强劲的社会改造的冲动，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被编织在文本世界里。阅读刘心武的小说，随处可见普世情怀和悲悯气质。商品经济的兴起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但刘心武仍然没有放弃对边缘人生生存状况的关注，无法忘怀作家的社会职责、无法舍弃文学在人的心灵和社会现实间的中介作用，他的创作从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开始进入对心灵世界的审视。在世俗化的冲击波中，刘心武密切关注为社会所漠视的群体，探寻各种切实的社会问题，他的笔触总是伸向多数平凡的民众，作品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能力和生命质感。《站冰》、《泼妇鸡丁》、《榆钱》、《京漂女》、《民工老何》等新作对城市中的孱弱和边缘群体的生活现实及精神状态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在刘心武的笔下，几乎每一群落的人群生态就是现实社会的一大问题。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化语境来说，现实生存压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而最多也最直接承受这钝锉的苦痛，品尝麻木、琐碎和压抑生活的是芸芸众生，他们扭曲了人性和瑟缩着身躯来生存，清纯的生活和质朴的情感已难再存，无所不在的生存压力已经深层影响到整个民族心理结构的塑造。刘心武凭借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延续了巴尔扎克的社会风俗研究传统，进行着社会现实作品创作，体现了他在公共领域理性原则下扩展私人空间的持续努力。
作为切实感受到政治体制强大影响的新中国作家，刘心武能透彻地体察社会世态人情。在《班主任》中，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尚无定论时，他就发现了当代教育所承受的政治伤害。在《我爱每一片绿叶》中，他提出了人性的多姿多彩观点，要求保证每一位个体能享受到生存权利和情感空间。刘心武虽然深刻揭示人性所受到的伤害，却无力提供有效的保护手段。在善良和美好受到重创时，他习惯于提出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他敏锐地捕捉了政治伤害，但鉴于作家身份和思想设限，只能驻足于思考而拙于行动，他所期望的拯救对象就是他所批判的对象，他的启蒙叙事构成了原地转圈子的“乌有拯救”。刘心武把自我形象熔铸于人物形象上。在遭遇到人性的困境时，其笔下的人物大多采取韧性的坚守，而不是激烈的抗争。从这一点上看，刘心武的创作不乏吻合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无论是迎合还是拒绝，刘心武都尽量地以理性和冷静来克制情感，无论叙述风格还是人物形象，即使在郁闷中隐忍也并不选择强烈的抗争，而是在默默地挣扎中寻找能够得到慰藉的心灵之窗。
刘心武的小说总是能给人以温暖和些许的自信，因为即使在悲剧的氛围里他也不会铸造出悲凉和悲愤。由于在质疑和揭示困境时总是能够找到排遣的方式，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的“铁屋子”的空间设置，在刘心武的笔下总是能被演化出臆想的心灵的窗户，有了可以呼吸的外面的空气，哪怕微薄也不至于窒息。《班主任》中虽然政治环境造成了年青一代的精神伤害，但是张老师依然对拯救孩子充满了信心；《如意》中的石大爷一辈子遭遇悲惨，但是他一直怀有对爱情和美好人性的向往，最后的结尾也给读者带来了安慰，使其降低困顿和艰难的程度。不过，在提供启蒙之路与美好理想的同时，刘心武的小说也掩饰了启蒙艰难行进的真实状态，影响了启蒙的深度表达。
刘心武的小说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在社会现实的逼仄中勾勒出民族魂灵，甚至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泛文本。与五四时期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相较，刘心武更强调社会关怀，显现出自觉的政治身份的皈依。他习惯以政治文化思维来考察事物，90年代后的“红学”研究，是他用政治文化视角审视的另一新领域，这种设定的视角也限制了刘心武思考的深入和境界的提升。启蒙精神是对人性的自由的探索，仅仅在20世纪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探求启蒙的言说受限很大。目标的迫近带来了言说的紧张，刘心武的精神世界因过于靠近事实，缺乏一份历史纵深感。启蒙的价值意义最终在于灵魂世界的改造和个体自由的追寻，即时性的、缺乏与现实的距离感阻碍着刘心武对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不管是对知识分子的反思还是对底层边缘人物的人格塑造。这也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刘心武的小说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二、师者形象与底层人物
政治苦难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文化前提，作家的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直接相关，承载启蒙价值理念的人物命运也深刻着政治历史变迁的烙印。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促成了读者对刘心武小说的强烈反响，也坚定了作家触摸现实的勇气。“万变不离其宗——拥抱现实生活，透视世道人心”，刘心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空间总是应和着时代变迁。按照角色功能，其人物形象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承担着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是被启蒙的底层边缘人物。
新时期初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迫切需要反思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观念，这时智者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知识分子形象被满怀期待着，被精神饥渴包围着，注定要被塑造成拯救国家民族于愚昧和苦难的时代英雄形象。刘心武以浪漫和激情塑造了《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形象，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精神救赎者的崇高地位，突出了其过度符码化的特征。而其后的《醒来吧，弟弟》中的“哥哥”则是对失去理想目标的年轻人进行精神疗救的导师和兄长形象。小说中过于急切的呼告式的拯救破坏了人物形象，“哥哥”、叙事者和教师的身份的重合使读者可以直接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希望唤醒的不仅仅是“弟弟”，而是借助“弟弟”这一角色在小说中发挥其文学的“广场”效应，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启蒙效果。对于阅读小说的读者来说，“哥哥”或者是叙事者承担着社会的师者作用。显然，这样的师者形象具有传达理念的工具效能，但并不具备充分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最终也无法为大众所信服。师者形象并不局限于教师这一行业，而作为教师职业者也不能完全承担起社会的师者形象，泛化的道德优势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捉襟见肘在《醒来吧，弟弟》中已经有所表露，所以，在文章结束时，“哥哥”只得把劝说“弟弟”的任务交给“弟弟”的女友，希冀同龄人之间能够进行沟通交流，作为“哥哥”的“我”只得借助亲情来表明自己对“弟弟”的强烈感情。显然，充满智慧和激情的师者形象在启蒙的路上遭受了挫折。
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理念的表达不只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进行单向传输，也有不少启蒙者的反省和自思。刘心武对知识分子承担师者职责的置疑越来越多，内视和自省也越来越深刻。《班主任》之后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满怀自信，踌躇满志的启蒙者角色，他们同样是需要不断自思和反省的群体。在道德平台上、在完美人性的标尺前，刘心武揭示了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态、性格缺陷与病态心理，甚至在被启蒙者面前，他们也并不总是占据精神优势。而这样的反思，自《如意》开始越来越突出，小说中一号主人公是身处底层的石大爷，在芸芸众生中，地位卑微的守门人却有着完整而健康的人性表达、人格尊严和真挚的人情观念，而生活在他周围的众多教师，却显得平板、暗淡、伪善和猥琐。在《我爱每一片绿叶》、《立体交叉桥》等作品中的教师形象不再是智慧的拥有者和道德的完美者，他们都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惑的普通人。刘心武对师者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断表达对他们不足之处的痛心，甚至嘲讽。在《风过耳》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在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世俗风情时，就对他们进行了揶揄和调侃。刘心武的《班主任》在启蒙叙事上重新确立了师者的启蒙地位，但是随着师者形象的日渐工具化，其形象的启蒙作用也日渐萎缩。
《风过耳》中充当隐身人的方天穹是刘心武的异类知识分子形象，他借用意外的飞机失事灾难，以自己的文稿为引子，逗引许多人参与文稿利益的争夺，揭示了人间存在的荒诞百相。值得深究的不是这一形象本身，而是作家对其在作品中的作用的安排。方天穹是一位在核心情节之外的隐形的知识者，他在争夺之外审视人心世道，当世人为争夺其版权而乱哄哄的时候，他以先见之明的姿态准备看闹剧和丑态，结果不出他所料。作为作家的方天穹不是以自己的作品来挽救被金钱所腐蚀的人性，而是在无涉作品的意义内涵的情况下，突出作品的商品价值，纯粹将作品作为物品来验证世态百相，显然，这作品达成了他的目的，成为了检验人心的利器。在这一指针的引导下，方天穹站在纷争的场所之外，以上帝的目光审视着为利欲和名誉摆布的可怜的普通人，最后获得了“哈哈一笑”。这是作者对作家在商品社会的地位的确定，在精神上他以清醒的姿态，不直接参与却能够通过其作品反观人心。在这里，作品写什么已经不重要，或者也不为世人所看重，但是作家的智者姿态不变，隐藏在作品之外的作者（刘心武）通过方天穹这个作品之外的人物，向世人道出了现在的普遍人心是蝇营狗苟的可怜状貌。方天穹以局外人的位置以旁观者的眼光置身于事外，而作者则通过故事的讲述既与方天穹一样置身于纷争之外，同时又比方天穹更多一层地直接介入现实。
而对于另一类身处底层的形象，刘心武则体现了一如既往的精神关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有着现实苦痛和精神创伤的弱者形象，他们被各种观念和权力话语排斥和压制，被忘却和遮蔽。新时期文学初期，刘心武进入了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心灵世界，就发现了他们是启蒙者需要关注的精神受害者，是隐蔽在阶级论视野之外的精神弱者。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样的人物形象成了刘心武笔下理解和救赎的对象。他们不乏物质满足，精神却无所依托。这类人物形象被他视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他们跨越时代界限，超出年龄性别，即便芸芸众生也具有整体意义。在延伸和求证过程中，人性的省思和启蒙的祛魅因为获得真诚才真正拥有了普适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显得切迫和急需。
传统的人文道德和政治视野成了刘心武阐释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意义载体，但他的思考定式也成为突破时代、超越自身的重轭，他的作品在新时期的社会急遽变动中成为短暂的巡视。面对人物的精神苦痛，刘心武总是努力挖掘其社会现实原因，习惯以道德伦理介入作品，这使得他的小说世界中人物之间的精神差异逐渐弥合，获得了超人的道德优势。他的小说中有不少冲破束缚的小人物形象，他们不断地寻求人性自然自主的发展，在社会语境中寻求自己的立身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刘心武并不单以启蒙姿态进行精神观照，在他看来，这些底层人物身上也不乏传奇色彩和浪漫气质。刘心武小说设置了社会弱者，但是，面对这些具体形象，道德立场冲击了他的批判姿态，他并没有把弱者形象与被启蒙者完全等同，他们可能在生理上受虐受苦，但不一定就损害他们的精神高度。在他们身上，同样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力量，而他们身上坚韧、顽强的意志品格同样可以穿透心灵的黑暗。小墩子（《小墩子》）、甘福云（《蓝夜叉》）等普通底层人物身上潜藏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诉求。在作品中，人性的表达和改造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表达连接在一起，因此，这些个体形象蕴含着民族现代化的寓言，在集体主义话语中，他们更是作为形象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的形象来进行精神诉求。借用道德伦理，刘心武弥合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罅隙，但在自觉的政治归依和主导政治话语的规范下，刘心武小说中启蒙的表达成为单向意愿，缺少对话，影响了对被启蒙者困苦的原因的深度探索，也因此框定了启蒙言说的限度。
90年代后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转型改变了人的价值定位，如果说刘心武对弱者形象的塑造隐含着国家民族意愿，那么，此时的弱者形象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而且是文学世界中的边缘形象，他们的生存需求和话语权力经常被遮蔽。刘心武关注的对象没有改变，但是对象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定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国家民族的主人翁转化为被漠视的弱势群体，从社会的中心滑落到了边缘。刘心武对这些形象的描摹，潜在地担负起与社会存在的普遍认知的抗衡。《民工老何》中的老何作为20世纪90年代在城乡交界间生存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个体，有着与社会现实互动衍生的烦恼，城市化进程吸引甚至诱惑了村民，同时也给他们的精神带来强大的压力，老何及其儿女们正面临着这种转换中的压力。这与《如意》中的石大爷形象设定外观相似，在政治文化浓重的时代氛围中，石大爷的烦恼，不管是人生观还是爱情观都受制于极深的阶级烙印，而老何的烦恼则与商品经济的勃兴密切相关。石大爷的经历和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同情，而老何的表现则被时代忽略了。无论是石大爷还是老何，在逆境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执著追求。作家依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和审视，难能可贵的是，他写出了这些生活困窘的底层民众，依然秉持着美好、善良的人性，生活虽则艰苦但人格却不卑微，显示了足够的自信和尊严。
刘心武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标记，他是在一元化观念、一体化的机制中逐步释放个人空间的，在社会的背景下争取个体发展和自我生存的空间。他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关注的是政治语境中的边缘人物。他把政治语境中的宏大叙事渗透在巷弄的日常生活中，把历史感转化为特定的民间叙事，在平淡无奇的叙事中表达人性的丰富多元和复杂共生。
师者和底层人物是刘心武作品中的两类人物，他在削平这两类人物之间的精神距离，模糊他们两者之间的差距，并将他们的生活空间并置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世情的描摹。
三、空间意象的启蒙隐喻
传输价值理念的文学思潮大都在确立了言说的合法性和明确了言说的内容后再考虑到言说的技巧和方法，启蒙文学叙事也不例外。启蒙文学思潮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任何一种意义阐释又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形式结构。虽然刘心武的创作并不有意突出形式特征，但是在阐释意义时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模式，包括结构、时空等各种叙述要素。刘心武的小说以独特的受限制的空间传达作家的启蒙理念。笔者在考察刘心武的作品时发现，其空间意象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常常被封闭，处于其中的人们在精神上经常有被监禁，且又无从寻找伸展的感受。城、楼、长廊与鸡蛋壳是刘心武作品中颇具典型意义的空间意象。
刘心武在许多小说中讲述了大量城与楼的故事。与老城联系在一起的是灰色而混杂的普通人生活，被城市的累积压抑在底层的普通人心态，以及为冲破压抑和寂寞所作的无力挣扎，“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淳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如果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是通过知识分子唤醒大众的启蒙，从而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的话，那么，刘心武作品中对启蒙的解读已经转换为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凭着共通的人性对美好、善良以及纯真等精神品质的渴求，来实现其启蒙目的的，即使这种渴求非常微弱和单薄，刘心武也认为这是最为真诚可贵的。在当代中国普遍削平知识等级观念、强调阶级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淡化，而普通大众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启蒙不再属于某一特殊阶层，也无法为知识阶层所特有。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工农运动，知识分子阶层对一般民众的认同是史无前例的，刘心武对人性和人本的追求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环境，同时，也是对五四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产生的新诉求的体认。因此，当作品《班主任》发表的时候，会引起那么强烈的轰动。他的创作步伐，与当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是一致的。回瞻新时期初的文坛，我们可以历数那些创作中存在着的众多的幼稚和毛糙之处，却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在读者以及一般民众内心所引起的反应和思索却是五四知识分子试图借用文学进行启蒙所期盼的。
城、楼、院的空间意象设置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启蒙任务的转化。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中国社会像“铁屋子”的意象，象征着封闭和压抑的传统家庭结构。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强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和中国传统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在逐渐瓦解家庭观念的过程中，试图用假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家庭”来替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刘心武的作品取材于中国当代社会，而当代社会伦理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影响了刘心武的空间认知。呈现在他的作品中的空间结构由闭合的家庭开始向社区过渡。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楼、院的家庭设置，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的楼、院的空间结构被不同的家庭分割，形成许多互相瓜葛又互相独立的家庭集合体。显然，传统的自足的家庭观念很难有效地在当代社会的家庭成员间得以贯彻，社会主义集体观念在当代生活中更具权威性，而互相居住在一起的家庭集结又是松散的，缺乏统一的意志观念。面对着这样一个空间结构，人物既能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会因内在的繁杂，变得更加茫然和缺乏稳定性。如果说他早期作品尚且能够用较为封闭的空间，如《班主任》中的中国教育环境、《如意》中的“文革”背景来实施其启蒙的目的的话，那么，随着他写作场面的扩展，统一的启蒙理念显然难以涵盖广阔的生存状态的言说，因此，在叙述结构安排上看到作家根本无意整合出相对独立又完整的空间，尤其在长篇小说中，作家的叙事往往按照自然的空间结构或者家庭设置来安排章节，甚至章节间的叙述联结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要求打破“铁屋子”的黑暗主要从变更造就“铁屋子”的社会环境开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直指上层社会。而刘心武小说则着力于表达既定空间内人物存在的合法合理性，其生活空间成为他们存在的依据，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的作品描述这种存在，而不是揭示造就这种生活状态的不合理性。90年代后的作品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自足的生活状态，而对于打破自足空间总是隐隐地表达出遗憾和落寞，《小墩子》、《立体交叉桥》等作品都有类似的表达。刘心武进行全新的文体试验的“现代派”代表作《无尽的长廊》，在文本设置的假定情境中，进行精神漫游时，选取的空间意象是鸡蛋壳。这个虚拟的精神驻足空间无意识间展露了刘心武心底的深层表达，鸡蛋壳与“铁屋子”相较，铁屋子是冷酷和无情的，阴冷而黑暗的，而鸡蛋壳却不同，它“内壁如珍珠般光润莹白，绝无一纤尘垢，使我浸泡于纯洁的氛围中”。到头来，这些看起来非常坚固的空间意象，却在设置障碍和保护之间的挣扎中化为乌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心灵的确定概念又不时地隐约闪现，成为尴尬和荒诞的存在。“人们往往为自己的心灵挖掘出深深的护城河，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护城河边却无战事，袭入变得轻而易举，沉沦仿佛风到花落……”
刘心武作品中空间意象的呈现和变异与他对世界的认知、体验和解读有关。刘心武是忠实于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作家，他的作品首先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录，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几乎所有小说都有作者“我”的影子、“我”的生活环境、“我”的活动圈子。以“我”为中心的人生世态百相形成了同心圆，逐渐向外辐射，构成了小说的所有内容。“我”在小说叙事中的地位外表看来只是一个叙事者，但是从功能来看，若缺少这个叙事者，所有的人物形象、所有的故事都将缺乏叙事基础。因为是以“我”的眼光、“我”的观念去看待人事的，故这些生活现象中自然带有强烈的“我”的叙事色彩。“我”在叙事构成的深层次上，确定了作品的叙事基调和价值设定。《四牌楼》讲述了“我”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的人生经历和世事变迁，《钟鼓楼》安排了钟鼓楼下的院子内的众多家庭的矛盾纠葛、人情冷暖和世事沧桑。这些作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追寻，这种追寻是通过其他人曲折的人生经历领悟到的。
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空间意象正是作家感知世界的结果，是作家对所体验的情感的认同，是作家想象的边界，也是作家在经历和体验中得以确证的安全保障。
四、政治情结与问题意识
描述当代中国的苦难图景以确立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合法性，通过师者形象和底层人物讲述启蒙故事，以各种空间意象呈现启蒙文化语境，构成了刘心武立体而丰富的启蒙叙事形态。文本的呈现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刘心武的启蒙言说的方式和限度取决于他以政治视角审视世界和以问题意识引发思考的方式。《班主任》中大量的政治话语给这篇新时期的开篇之作留下了硬伤，过于靠近社会、贴近时代使作品流传价值大打折扣，强烈的时代感也为后来的阅读者设置了理解障碍。
在努力追寻作家的人性把握之前，阅读这些作品还应该具备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深入了解，应该有一个对产生作品时代的“前阅读”。这部作品虽然质疑了阶级论建构的宏大叙事，开始从社会政治层面下沿至生活世情，但不可否认之所以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强烈关注的原因，也是以往的政治化话语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遗毒”、“精神创伤”等社会政治话语下的解读，而对其中的精神创伤代表如谢惠敏，在宏大政治叙事中，只关注到政治给她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刘心武作品的创新是观念上的突破，从思维框架来说，作家难以舍弃载道之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限制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探寻和挖掘。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并没有明确启蒙的价值内核。刘心武其后的许多作品依然延续了《班主任》的写作模式，它们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符号承负着社会功能；作为社会良心的指向，为社会代言，表达社会道德良知的自省而非严格的启蒙的自我反思。
刘心武创作的社会学意义还在于：他在当代小说写作中显现社会变迁的信号，开辟了独特自由的和多姿多彩的个性的寻求之路，叙述的视点从公众生活转向私人空间，这也显示了启蒙者的矛盾和最终陷入的悖谬。启蒙者以社会代言者的身份把个体从集体主义的束缚和压制中解脱出来，努力在全社会确立尊重个体价值，尊重自我身份的观念。但是缺乏公共价值规范的涣散个体最后将会离开社会现实，过度扩张的个性最终将离开启蒙思潮的社会公共基础，无法达到启蒙预设的目标。90年代的种种文化现象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国启蒙者原来所企盼的由“立人”而“立国”的启蒙途径并非一帆风顺，个人精神和政治体制间有密切的联系，但不是唯一的联系。启蒙既可视为一种哲学思潮，又可视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在不同层面的言说其基础是不同的，但是始终相信文艺力量的中国社会却把这两方面的不同基础混淆在一起了，并希望从文艺拯救人心出发最终完成拯救社会的任务。“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类似于如此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个人独立宣言，在中国社会无法拥有现实土壤。《班主任》结尾发出的强烈震撼的呐喊正是希望以拯救孩子的方式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推崇的依然是社会公众权威。借势造舆论的行为方式就是确立公众舆论的权威性，而公众舆论的效用发挥正是公众权威的具体实践。虽然祈盼改变精神奴役状态，但依然只能从公众权威中得到精神慰藉，然后再回转来补偿私人领域的被伤害和解救被奴化的灵魂。
表面上，刘心武的作品在反思政治造成人性的异化时，批判的目标是指向过去的，潜藏的期待却是指向将来的。刘心武作品在叙事时间上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并且这条时间的链条能被阐释为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因此，刘心武的作品在与作品同步的阅读语境下获得了较大反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作品只是沿袭了社会视角，借助文学探寻社会问题。他往往就解决问题的方式开篇，循着解决问题的路径寻找完美的人性，揭示人性的痼疾，探求精神的提升。
问题意识使刘心武对题材的选择大多采取近距离的社会观照，通过陈述现象表达超现实的精神关怀，刘心武笔下的人物形象对启蒙之光的渴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鲁迅小说中的被启蒙者形象往往受苦很深并精神麻木，所以，被启蒙者的处境与心灵是合辙的，既在社会底层又在精神苦难中，但在刘心武笔下，深处社会底层并不一定就是精神卑微者，因此受虐、受苦不一定需要拯救，真正需要从人性上进行拯救的是处于苦处而不自知的人群。刘心武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形象是与他们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一大批在苦难中成长的英雄形象，生理上的受苦和精神上的快乐往往是成比例增长的，受苦受虐与拯救之间的联结则被处于强烈的阶级仇恨中的人们所淡忘。当刘心武再次写出宋宝琦这样身体强悍和精神孱弱合一的形象时，重新联结了伤害和拯救之间的纽带。伤害在精神上，这正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努力表达启蒙的合理合法性的再现和延续。外表麻木内心却有着强烈的可拯救的基础，这些形象并非满不在乎，他们只是不自知，刘心武认为他们一旦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定会朝着目标行动的。他在描绘人性困境中的人们时坚信：因为有了美好理想，就具有了无限抬升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启蒙的拯救任务。面对着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人性、人情的平台上自然无法解决，况且诉诸人心的启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的作品甚至简化了人性困境的难度，刘心武比鲁迅要乐观，因此，他所提供的启蒙路径也由此而失落。
刘心武在难以贯彻始终的启蒙路途上调和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异，也适应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对立逐渐消隐的社会现实。刘心武小说中的这些平民形象，既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同时又以丰富的个性表达着自我生活和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借着解读政治意识形态氛围浓重的社会语境下的平民生活审读人性和反思政治，既承接了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在政治思潮的激荡中理解启蒙价值、以文化批判方式进行政治改造的传统，又契合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反省和修正人性标准的可能。首先，他化解了政治语境中因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形成的狭小空间。平和和宽松带来了许多弱势群体和个体意愿的表达空间，其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扩展了文本背后的思想空间。其次，打破了革命话语造就的序列等级制度。共同生活在大杂院这样一个空间中的众多纷繁复杂的平民形象已经很难以一种等级森严的话语来统一叙述，空间上的安排无疑使刘心武的作品获得了人物间平等的充分理由。进而，开始解构集体主义话语的一体制，消解“我们”话语的统治性和权威性，复原鲜活的独异的个体形象。无论多么弱小的、不起眼的个体，都有他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刘心武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史在获得广阔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将尖锐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平民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但刘心武只提出问题，并不努力追问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和探究人性的困惑，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化人性的认知，它在细碎的市民生活圈子中只会变得平淡和泛化，只能消解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矛盾和人性悖论。在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言说中，刘心武的创作开风气之先，但也直接显露了问题和缺陷。
当刘心武的小说呈现的社会历史感在市民阶层的巷弄间表达时，事实上以人物群像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国当代政治提供的集体主义的公共自由成为历史尘埃时，个人自由之声浮出水面，深受体制拘囿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巷弄这一半封闭和半开放的空间里，他们需要挣脱既受限制又具有相对开放的生活环境的束缚。在极度张扬公众普遍意志的政治自由向追求个体满足的个人自由倾斜时，在都市文明的现代自由和驻守于乡村文明的集体自由间，这种心态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城市化不彻底、政治权威借用公众名义侵略到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刘心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性表达，并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人生趋势和人性可能空间，但它恰恰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启蒙路径的复杂和困顿，刘心武所作的努力只是穿过一道拯救的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