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风同志，要追溯到我的遥远的青少年时代，那时我只是一个敬慕他的读者。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我才有机会认识他，以后和他有过一些接触。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一场风暴，我被列入一个以他“命名”的“集团”里，从而使我的命运紧紧与他相连，这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不过在我成长的过程和文学生涯中，他的为人和他的著作，的确是对我发生过不小的影响的。在这里，我想写的有关回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情况已经不能记得那样清晰了。
最初读到胡风的著作，是我在家乡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个水乡小镇，只有一家私人小书店，出售的大都是启明书局和万叶书店的七折八扣的廉价书，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好书。我就是从这些廉价书开始接触文学的。有次买到了一本《张天翼选集》，开卷第一篇就是胡风的《张天翼论》。它剀切的分析很吸引了我。尔后我在《作家》、《中流》、《太白》等刊物上凡见到胡风的文章，就特别关注了。他的照片，记得也是在《作家》杂志鲁迅逝世纪念专号上见到的，那是他和巴金等人为鲁迅先生抬灵柩时被拍下来的。
见到他本人，则是很久以后，在上海，在非常严峻的一九四七年秋天了。这时解放战争业已开始，进步书刊从书店的书架上消失了。为了想买“希望社”出版的书，我设法见到了胡风。那时他家住雷米路文安坊。初次见到这位我仰慕已久的理论家，我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但他亲切、平易的态度渐渐使我松弛下来。我的感觉是陌生而又并不陌生。他穿一身灰色土布中山装，衣裤都已泛白，可能还是从重庆带回来的。谈话中不时夹带着笑声。人很健康，不停地吸烟。我注意到，那是当时很普通的廉价烟。初次相见，谈话当然不多，我从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路翎巨著《财主的儿女们》。他在这部书的扉页上为我签名以为纪念，可惜这部我所珍贵的书在一九五五年抄家时丢失了。当时我是带着欣喜而又感激的心情离开他的。
那以后，我同荒陵同志，还有别的几位写诗的朋友，又多次去拜访过他。荒陵在重庆就和他有过文字上的交往，并在《希望》上发表过文章。回想我每次和胡风见面，时间无论长短，他都没有不耐烦的表情。当然主要是听他谈话。他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许多现象进行了剖析，那种坚定的思想以其特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引人入胜。话语透彻晓畅，比他的文章更使人感到罕有的坦率。那正是他撰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前后，接触过他的人也许都会感到他有无法排遣的痛苦。一方面要防备敌人的造谣攻击甚至防备更坏的遭遇，一方面要避免自己的人误解。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这本书的卷首引用但丁《净界》里的一段话：“我跑到一个沼泽里，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每逢文学青年或朋友们请他看稿，只要可能，他都绝不推诿，提出意见也从不含糊，即使那意见使人脸红，他都坦诚相告。这种态度使对真理有诚挚追求的朋友们对他更亲近了。
那时我年轻，缺乏自知之明，每有自以为还可一读的但不成器的小诗，也带去打扰他。送给他时，思想上总有一种说不上是兴奋还是紧张的感觉，而他对这类习作，并不因其幼稚粗劣，总也耐心读完。在取回原稿时，一般都经他亲笔改动过。（现在我还保存着他改过的诗稿，是一九八一年有关部门退还给我的他对我的诗也当面谈过些精辟的意见，可惜记录本也在抄家时丢失了。大致他以为我的诗与时代的步调还是合拍的，感情上也并非全是空洞的叫喊，但告诫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式，使自己的情绪能够脱颖而出才好。他的这些意见使我受到教益和启发，但终因自己能力所限，并未能写出像样的诗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面对大海，自己容器太小之感。
我还记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去香港之前这段时间，上海的一些文学青年常邀请他去演讲。我也曾听过几次。有一次大约是在南京东路外滩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对于谈话的内容，只有模糊的印象了。记得那大意是要求文学青年学习鲁迅精神，从此时此地去做自己所能做而又对历史的前进有用的事情。文学青年在庄严的时代面前，要凭着切实的感受和坚强追求，沉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即使最停滯的生活角落和平凡的事，也能点点滴滴开辟道路。重要的是要真心诚意地把握历史大冲力的方向，不要浮在生活上面。要使文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推动历史前进。谈话没有提到“阶级立场”、“革命观点”……之类的话，但在当时的上海，一位随鲁迅先生战斗过来的左翼作家在那样的场合说这样一番话，听众是完全可以领会那真切的意思的。
一九四八年深秋，白色恐怖更其严重，他在上海的处境已很困难。有时为了防备敌人下毒手，他不得不借宿到友人住处。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为了联系，我曾留给他一个转信的地址。有一天，我得到他署名“封”的极短的来信。大意是要我接信后去他家一趟：“梅兄有东西托人带回老家”。等我见到梅志同志时，才知道胡风由党安排去香港，已动身。临行前曾嘱托梅志，让阿垅和我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信上“梅兄”是指“守梅”（阿垅）而非梅志。那时阿垅正被通缉逃回家乡杭州，急于把他掌握的一批敌方军事资料找关系交给地下党。找到了胡风，胡风因为要离开上海，便将这任务转交给了我，因为他知道我有组织上的关系。这之后我和阿垅多次接头，经我手转出了好几包材料。同时我们与江西万载、福建马尾方面的地下工作也有接触，这些活动梅志同志也都积极参与了的。就我知道，还有一些寻求为革命作点贡献的朋友，坚信找到胡风就会找到党的关系，于是他们怀着良好的愿望，路远迢迢地赶到上海。（最近还见到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荒煤同志文章《告慰丽尼》，文中也谈到丽尼也曾请胡风向上海地下党转交过蒋军整个作战计划，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受到我党中央军委致电奖励。）
一九四九年终于迎来了我们所渴求、并为之斗争的祖国的解放。那时候，他在北京，而梅志还在上海。一九五○年春天，他回到上海（大概是回来过春节的）。那天，我和罗洛去北站接他。这是一九四八年分手后我们第一次见面。记得他穿的是一身新的银灰色中山装，人似乎比解放前年轻多了。晚饭时他喝了不少酒，兴奋而且健谈。从符离集的带回的烧鸡谈到沿途所见到的人民群众解放后的欣喜情绪，谈到了从解放区进城的朋友们和现在才参加工作的朋友们的许多近况。情绪激动，完全沉醉在解放后的狂喜之中。也就在这个晚上，他对在座的友人们提出，为了刚诞生的共和国，每个人都该献出自己最好的诗，他说自己也要写。后来他实践了他的诺言，写出了《时间开始了》几部长诗。那交响乐似的雄浑乐章，深深震撼人心，我以为正是在这些诗里响彻了他的那种“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高尚而英勇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如果说从他解放前写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被压迫被压制的愤怒痛苦，他的“在追求过程中的艰难的内心体验”的话，那么解放后我们从他借小草对阳光的感激，借雪花对土地的深情等等抒发自己心情的优美的诗章中，不难窥见他感情升华的境界和他性格深层的奥秘。
解放使他更加精力充沛了。要知道这时他才四十多岁哟！他有很多事情可做。这时，根据安排，他热情地到各地参观访问，讲演、座谈，还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西南去深入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不少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即使在这样繁忙的活动之余，当他回到上海，还对梅志、罗洛、化铁和我等几个人创办的《起点》文学月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组稿到发行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不但为这小刊写稿，还细心审读了路翎在《起点》上发表的《劳动模范朱学海》等小说，提出过修改意见。这个刊物仅只出了两期。
一九五三年他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记得几乎再未与他见过面。
一九五五年夏秋之交开始袭来的那场风暴，应该说，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既然有过一段相互信赖的交往（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该是互以生命相托付的），所以当我被逮捕受审时，我自然会不假思索地否认审讯员对我们所强加的与事实相反的形容词。审讯员要证据，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们活着，这就是证据。庆幸和我们发生过联系的人都活着。活着见到了解放，见到了人民政权的建立，这能不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吗？如果这也不能证实我们交往的光明正大，那能说明什么呢？然而在当时的情势下面，任何辩白都是徒劳的。
活着，是的。我们以能活着见到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而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终于使胡风历经坎坷以后，得以站在时代的阳光下恢复了真实的面貌。
一九八○年九月，我去北京参加书市活动，知道胡风正因病住院。我和曾卓同志一起去北医三院看望他。这是相隔了二十七年之后第一次再见到他。
他病了，他老了！当然岁月的流逝使我也衰老了。而他所经历的，又是怎样严酷的二十多年哟！他在病中，说话声很微弱，且不连贯；但就在这“幻听症”患者口齿不清的语言里，我们还能明白无误地体察到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深深烙印在心中的信念，那并未因长期铁窗的囚禁，狂风暴雨的侵蚀而荡然；纵饱受摧抑，性格依然强旺。虽然他的眼睛里病态地弥漫着呆滯的疑惑的目光，当我们将友人在报刊上刚发表的作品拿给他看，将友人们已经恢复了正常待遇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泪花。在场的人都为从那双已经不会流泪的眼睛里发现这罕见的泪花而宽慰。这说明他又萌发了正常人的感情。他能清醒地说出我们的名字了，并哽咽地问起我们家人的生死存亡。记忆之光照见了他深沉的灵魂，复甦之风吹皱他心灵的池水，且已开始波动、荡漾！
我的《你的泪花》一诗就是写的这次会见。原诗如下：
你的泪花
1980年秋我和曾卓去医院探望胡风同志
曾经有那么多的
惦念，可
一朝相见
又相对无言
久别后的重逢
复活后的重逢
啊，生离死别后的重逢呀！
该有喜悅
该有大笑
该有欢乐的旋风
吹散四分之一世纪
积压的阴郁的云霾
该是长歌当哭
该是泪下滂沱……
该让它像滚滚的波涛，冲去
二十五年痛苦的笼罩
然而，只有逼视的眼神
该欷歔，就欷歔
该嚎啕，就嚎啕
然而，只有逼视的眼神
哪怕呜咽
哪怕吭吭巴巴吐出几个
不连贯的音节
那样也好
然而，没有
只有逼视的眼神
是陌生了？！
是你麻木了！？
否则，感情的海
怎会干涸？
避开你和我
时间从旁边蹑足而过
多想从你的逼视中
见到一点曙色
从它，寻找你感情的解冻
生命的复苏
智慧的再燃
然而，没有
多想从你的逼视中
见到一片云彩
（你不是自诩为“看云人”吗？）
——无心出岫的也好
——蓦然变幻的也好
然而，没有
我们坐得这样近，这样近
没有铁窗相隔
没有沟壑相隔
没有疑惧相隔
该听到你心潮的跃动
该听到你思维的静流
该听到你的“幻听”
所听到的什么
然而，没有……
即使抚摸下伤痕也好
即使省视一下愈合的血痂也好
我多想见到
你的泪
哪怕一滴
哪怕是眼角的一小截亮线
哪怕是薄薄的泪幕
使眸子闪一下痛生的光
然而，没有
大悲
大乐
果真无泪？
我不相信
……
用眼睛等待眼睛
终于等来了
那慢慢渗出的
温润的亮光
你的嘴唇微微翕动
你默默地咀嚼着什么
不是声音打破沉寂
是那眼神屈曲的光
让我听到了
你心底的波澜
你从冰裂雪融的地层里
听到根的声音
我欣然
为你终于绽放了
属于你的泪花！
回想他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临近崩溃的前夕，他正处于困厄之中，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附记”的最后，他说：
我敢于相信：历史大冲动力的热情的奔流，因为过于强大了，总时时会有一波一柱向轨道外乱射，冲倒以至淹没人、畜、稻、麦的现象，更无暇去注意某些有冒险性的虫蛆们弄潮而戏，但潮头和流身不但不会受扰，反而被证明了这正是由于奔流本身过于强大了而来的。
（《胡风全集》3卷，577页）
后来，他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有句庄严的话：“我心安，但理不得。”“心安”他相信历史，“理不得”他深深痛苦。欲哭无泪！
面对无泪的胡风，我有大悲哀。
1986年10月，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