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披露之前，我已经被捕。知道有这批材料而且在这批材料中点了我的名，是狱中提审时审讯员为了施加压力厉声警告我的。我不知道具体内容。出狱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封信的摘录，才知道许多批判文章都以此信的注文为据，不仅对个人诬陷，而且殃及一个单位，使之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只能说明：摘录材料者与作注文者只是靠主观估測遽下定论，离事实相距太远了。
因此信而被点名，个人落难，已属不幸，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也自然遭殃。一份极为严肃的材料却以如此轻率态度形成，岂止大多数读者被蒙，即被点名所牵连的当事人也被批得七荤八素，不辨涯溴了。写信人阿垅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在距材料为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此信当属一例。曾经有人议论，即使没有这些由头，你们也已命定挨整，何必斤斤计较于这些鸡毛蒜皮！
但为了尊重历史，我作为被点名的当事人还是不可不作此辨正。
感谢为我摄下了凌乱的足迹的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战友和同志。我并不是感谢他们“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历史的性格却是笔直地站着的！企图把历史颠来倒去，只是有权力者的一厢情愿。历史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呢，还是相反？如果让历史自己开口发言，她肯定会说：你们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总标榜自己是崇尚客观吗，为什么又总企图以自己的意志来强行涂饰我，歪曲我，把我颠来倒去？没那么容易吧！戏弄历史者自以为得计，实系自欺！
不同时间地点，不同辈的人，对事物、对人事、对世界、对时代，由于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材料……而对同一历史现象，产生出不同甚或相反的（尖锐的、南辕北辙的）说明，但只是现象，历史真相只能有惟一的一个。即使在声讨胡风分子的愤怒情绪高潮之时，当时的历史也严正地头朝上脚朝下地站立着的，不过当时人们的眼睛大多数被荫蔽住而已。我感谢这些同志即使时间过去几十年了，也要站出来说出亲见的历史真相。
胡风事件确已进入历史。但是，历史学家只有回到当时，通过斯时社会事实、生活事实、人的活动真实的足迹，才会使历史的描述成为活的东西。
我个人以为，写出个人生存的真实悲剧，个人境遇的真正沉痛，无论引发读者一声同情的赞佩或慨叹，甚或遭到掉头而去的鄙薄……这些都已与当事人本人没有多大作用了。而如果同时代人以至于后代人，能从这一事件的既往中得到哪怕微小的启发，那才是真正的实惠！
2003年6月
“奇”逻厄运——怀念童年书友
我和他因书而结缘，他却因我而得祸。——题记
记得契诃夫说过，他没有童年。我有吗？我回答不出。回望过去，我记忆的筛孔上至今还有枪声、逃难、恐怖和饥饿。现实世界的行程，我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艰难地走过来的，只有在书里，才知道什么是童年的温馨；也就是说，只有书，才使我在精神世界里得到暂时的舒缓。
从书本汲取智慧，从文学挹取人生情味，身边的小伙伴寒汀（这是他自取的雅号）与我以书结缘，我们情趣相投。至今我仍存有一本我俩共读过的《新俄小说选》，封面已经脱落，但在书内还留有他的手迹：“我的心得……是小公鸡！——哈哈！小公鸡呀！”这是他读过书中《小雄鸡》之后，溅落下的他心头一闪而过的灵感的火花。惟有我能读懂它。每当我翻寻旧书，偶尔见到这两行手迹时，眼前一亮，我面前马上会浮漾出他老实而调皮的面影，羞涩地笑着。
《小雄鸡》是苏联革命初期红军与白军在农村拉锯战斗争中的一幅片断素描，只三千来字。情节简单：白军抢去了龙钟孤苦的老人相依为命的小公鸡，激起了老人的愤怒，他也与红军一道去打击敌人。作者和译者已经被人们忘记了，但书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新鲜世界的窗子。寒汀在最后的句子上用毛笔画上了细线：
有什么堤坝可以阻挡住春潮之泛滥呢？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抗住内心中热情之爆裂呢？
可见我的小伙伴的心潮也随小说的内容为之澎湃了的，我记得平素他从不在书上乱画的。
那时我们喜欢读到苦难人群的挣扎、觉醒、反抗和搏斗，因之爱上苏联文学。当然我们也并不“偏食”，虽然偏爱苏联（包括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并不鄙薄别国。日本、德国、法国作家的作品，甚至像《弱国小说选》（其中包括当时被视为“弱国”的土耳其、波斯、阿拉伯、朝鲜、印度、乌克兰、南非联邦和克罗地）我们也都有所涉猎。
我的小伙伴是独子，他父亲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听说与鲁迅还有过交往，家藏线装书颇丰。战争期间，无处上学，他父亲教他诵习古文，我也沾光。我俩背诵过不少汉赋。罕见于坊间选本者，有一篇《梅赋》，大致是他从《赋海》中选出的，当时背得很熟，现在还能哼几句。赋朗朗上口，我们读起来不感枯燥。
我上面提到我们不“偏食”，泛读无禁区，但也“挑食”。记得那时《杂志》（刊物名）上刊发张爱玲小说，我们就不感兴趣。路易斯（去台湾后易名纪弦）“吸板烟的鱼”的诗句很流行，读这使我们目瞪口呆。周作人的“谈龙”、“谈虎”，我们只挑明白易懂的读，“掉书袋”流于烦琐者，读得满头雾水，我们只得置之高阁。总觉他“死样寡气”。
就在这时，从鲁迅先生的书里，我们获得扩展人生和文学眼界的喜悦。无论是先生的杂文还是小说，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和粮食对我们肌体的滋养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宝贵的话。我们正处于发育时期，粗粝的食物使我们营养不良，身体羸弱，但我们精神上的养料是精美的。上海出版的大型刊物诸如《作家》、《文学》和《译文》我们都可读到。我们虽然贫穷，那时国内的文学名著和译文书，有七折八扣的廉价本可买。其校对质量比之今天的某些正规出版物还要胜一筹。至于有些买不起而我们又渴望读到的好书，只得向大朋友借读。每借得一本，总奉为至宝，生怕“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惶惶然虑人逼取，于是抓紧时间熟读。为信守诺言，再借不难：“读书专，归书速！”于惴惴中体验到随园主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深意。
值得—提的是借读《死魂灵》一事。那时我们下乡逃难，和书友分居数处，只得相约各人分章抄录。我手抄过该书第七章。我和小伙伴啧啧称赞鲁迅先生译笔之美，并不真正领会果戈理抒情诗般美的文字里蕴涵的深意。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幼稚得很，连“文学青年”都够不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力荐过几本苏联文学名著：《毀灭》、《铁流》、《士敏土》和《静静的顿河》，心向往之，我们必欲得之而后快。可惜，当地买不到。挨到一九四一年秋天吧，我俩决心徒步去海安镇，指望在那里可以淘到。约三十华里路程充满憧憬和快乐，一路背诵我们刚学的唐诗和汉赋赶路，犹如现在的年轻人哼着流行歌曲吧，倒也并不寂寞。谁知大失所望：进过几家大的书店，但并未得到这几本书。只有等到一两年后，我们托“跑单帮”的乡亲付了高价“水脚”，才在上海买到的。我现在还珍藏有一本那时得到的《铁流》和《文艺理论丛书》中的小册子：纪德等著的《文化拥护》。
在回家之前，我和小伙伴去堂兄家吃饭。到了那里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北上盐城，路过海安，镇上正组织欢迎。我堂兄是组织者之一，我们得到参加欢迎会的机会，好一阵兴奋。没买上书却碰到这样的巧事。对陈毅心仪已久，在《中流》（或《太白》）上我们曾读到过他的文章，知道他是法国留学生。并且从当时的一本红色封皮的小册子《苏北摩擦真相》上读过他与韩紫（石）老往还的书简，感到颇具文采。
我们见到的陈毅，那时大约还不过三十多岁四十不到，由全副武装的警卫员簇拥进入会场。他穿一身洗得泛白的灰军装，外套一件夹克衫之类的黑色皮上装。讲话时他两腮堆笑，显得极随便。四川口音，抑扬顿挫，轻重有致，娓娓道来，让听众有亲切感。讲的是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的统战政策。我们完全可以懂得那内容。战争时期的孩子认识社会是早熟的。书，没买到，聆听到陈毅的一番高论，也很满足，步行回家途中仍然异常兴奋。
快到家，已是临近黄昏，我俩都同时哼起果戈理的抒情的诗句（果戈理把《死魂灵》称作“诗”）：
旅人的幸福，是在……经过了远路的，无聊的旅行之后，却终于望见了总在闪着明灯的挚爱的屋顶——他眼前已经浮现出那有着熟识的房子的可爱的老家来……将一切过去的辛苦从记忆中一扫而光了……
由此可以想见，我们当时对《死魂灵》迷醉到何等程度——真正的《死魂灵》迷。
曾卓有诗云：“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我和寒汀小时候在故乡的这段要好时光，本来早已迷失在烟雾迷茫中。遗憾得很，时隔多年，却被一九五五年那场狂风暴雨翻腾出来。
自然气候酷热而社会气候却冷冽的那个夏天，据说善良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群披着羊皮的恶狼”。蒲松龄在狐鬼书中虚构的“画皮”，据说居然真实地现身于二十世纪崇尚唯物主义的中国。于是睁眼的“司文郎”却盲于鼻，瞽说充塞国中，“老虎就睡在你的身旁”，大家相顾失色，相互戒备。
我的童年小伙伴，那辰光，他已是中学物理教员，早就断念于文学，而且与我早已断绝往来。这年暑假教师学习班，他安之若素。谁知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到联系实际阶段时，他却迎面“奇”遇厄运。
当学习班负责人号召检查自己揭发别人之时，会场内虽然洒满上午的阳光，大家却闷声不响，让人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冷场的气氛森严、憋闷。主持人和学员，大家都透不出气。可是主持者有主动权。发起进攻，他大吼一声：
“我们在场的人中——就有——胡风分子……”惊雷炸响，面面相觑。谁都心里打鼓。
事隔多年，我回家探亲，与他见面。他告诉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背脊发凉。当时主持人眼光扫到我时突然停下来，定定地，很可怕。大喝一声：：你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装什么？阳我以为是指我旁边的人，扭过头去，四顾左右。他火了，手指直戳我，你——还装？阳……这时我已经不知所措了。我真傻了！我被留了下来，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主持人和我。别人什么时候走的，我全然不知。不是人们常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阳吗？实际生活却不尽然。等到他：拋材料阳，指出要我交代和你的关系，说你已被逮捕，我才愕然大悟。”
他被隔离了！接着就是“挤牙膏”式的交代。他不得不搜寻尘封已久的记忆，痛苦地罗织些我的“罪恶”。如果找不出白的黑的丑化我，至少也要挤些惨绿和枯黄的色彩来把我妖魔化。
然而他只找到红色——红色的《苏联文艺》（那时我们苏中地区可以读到上海苏商时代出版公司出的文艺期刊，封面纯红色），红色的莱奋生（《毀灭》中的人物），红色的郭甫久鹤（《铁流》中的人物）……我们还一起见过红色将军陈毅……
慑于大轰大嗡运动的声威，搜索枯肠，最后他还是找到了“救命稻草”——揭发我从小就迷醉于《死魂灵》。小小年纪就向往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地主生活。黑心、黑肺、黑魂灵……以至于堕落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被提溜出来之后，他成了无助的小鸟，扑腾着力图澄清与我“不洁”的关系，摆脱和我的牵连，他又实在寻觅不到过硬的、可以割断这种牵丝攀藤的利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