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途经上海，住罗飞处。李田当时在南京，接到罗飞的信后知道我已回到上海，他就来到上海，同我和罗飞讨论和研究今后开展实际革命斗争的计划。我当时的意见是希望李田利用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设法在四明山区或江西南昌附近谋取一个国民党专员的职务，公开组建地方保安团队，掌握自己的武装，同时支援附近我党游击队的斗争。经过认真研究，李田认为现在国民党对他极不信任。我们正在苦于无计可施时，罗飞根据当时李田的有利条件，提出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他说李田在苏北抗日游击纵队当参谋长时，与他关系密切的部下不少，有些人现在可能还在国民党两淮税警部队工作，是否可以利用老上级的关系，走兵变之路，即做这类人的策反工作。我和李田都认为罗飞这一建议很好，就决定由李田尽快了解原有旧部的情况，极力争取策反工作的很快开展。1948年7月，我离开上海，就将李田和罗飞作为党的领导的工作关系，交给中共江西工委京沪杭办事处主任甘群光同志领导。甘群光同志接受工作关系以后，根据我所介绍的情况，具体布置李田和罗飞开始两淮税警部队的策反活动，并对罗飞作出两项决定：一是要罗飞以在上海公开职务为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其任务主要是接送往来于上海与南昌间的江西工委同志，并传递重要秘密情报，负责党的其他交通联系。二是配合李田两淮税警部队的策反活动的上下的联络工作。
关于建立秘密交通站，罗飞接受甘群光布置完成了不少党交给的任务。比如在接送江西工委往来于上海的同志方面，安全接送过从台湾途经上海回江西工作的戴强夫和陈梦尧同志。（解放后戴强夫曾任南昌文化局副局长，陈梦尧曾任江西樟树机械厂厂长。）又比如曾安排、接待、联络过前往浙江沿海舟山群岛策反工作的谢吉和马开祥同志多次安全往来于上海与浙东之间。（谢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赤水市委党校校长，马开祥曾任四川省康定县县委统战部部长。）其他如罗飞为江西工委筹措军用物资，接济运送过军用望远镜，军用电话机等。
由于甘群光负责联系当时京沪杭多处工作，为避免甘群光不在上海期间罗飞急需与上级联系时的困难，甘群光又把罗飞交上海方面甘代全同志联系。据我所知，甘代全代表上海地下党与罗飞的联系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后。这期间罗飞根据自己的线索发展了上海近郊的几处策反活动，并经上级同意将弟弟派入驻大场国民党炮兵部队，相机行动。在上海的李应煊同志与甘群光同志汇报工作，都是通过罗飞转报的。在浙东的李田和陈振来上海向甘群光同志汇报并商定两淮税警的策反进程，也都经由罗飞联系。
也就是在这期间，胡风同志临去香港前夕，写信给罗飞，要他与阿垅联系，罗飞多次从上海雷米路胡风家中取走阿垅交给的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情报经甘代全同志转上海地下党。罗飞又经阿垅介绍与蔡先生联系洽谈策动国民党某要塞的起义事宜。临近上海解放，根据陈振的关系，罗飞还策动了江苏省驻沪机构省保安部队的起义，妥善协助刚进城的解放军对该部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收缴，做了他应做的工作。
总之，罗飞负责秘密交通站的工作和进行策反活动是做得很出色，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当然，若有丝毫差错，是会付出血的代价的。值得庆幸的是所有与他有过关系的地下党同志都安全度过了解放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解放后的1955年，他被冤屈，一个革命者二十五年被视作“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其痛苦可想而知。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作为他的生死与共的战友，理应写出这段历史真相。
这段文字只是全文的一部分。这位作者熊荒陵原也在胡风先生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杂文（《希望》一集二期有他的《意志自由的苦笑》、二集三期上有他的《气死不告状》）。在中共中央一九八○年七十六号为我们平反的文件上也提到他。解放后，他从事教育工作，现已从贵州教育学院院长岗位上离休。一九四六年六月他从中原解放区突围，由中原局组织部决定疏散到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在无锡国立边疆学校开展学生运动。我和李田办了一个《未央诗刊》的小刊物，三十二开一个印张。由于熊与我们兴趣相近，走到了一起。李田同志是一九四二年入党的苏中军区特别党员，文中所提到的陈振也是苏中军区特别党员。这些熊荒陵文内另有介绍，此处不赘。
荒陵同志是主要当事人之一。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文字部分，用以说明我与阿垅交往并非只是“客串”而已。
三
这是刊发于二○○二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石天河同志的《回首何堪说逝川》中的一段：
胡风去世了，他将在历史上永生。但“胡风集团”里那么多作家、诗人，多年的冤屈，实际上是至今还没叫出声，或者说，还没有能吐几口冤气的。看了阿垅在狱中所写的《可以被压碎，决不能被压服》，我深为他对事实终将战胜谎言的坚定信心与始终对革命一片赤忱的高尚品格所感动。王增铎先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一文，不但为阿垅的冤案，作了清晰的辩白，而且，对阿垅通过胡风向党送情报、通过杭行（即罗飞）向党送情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把阿垅作为一个党外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的面貌，公之于众。看了这样的文章，真不能不有万千感慨。我同时也就想起了一件有关罗飞的事情。我是在八十年代向罗飞主编的刊物投稿，才和他有了信件往来的。后来在成都邂逅相遇见过一面，他赠给我一本诗集，我忽然发现，那集予里有一首诗，是我在南京地下工作中见过的。那首诗的题目是《为什么离开敌人》，很短，只有七行，分三小段：“生命的路线正直/意志决不扭曲//即使是一根细针/顺着敌人的血液向他的心房航行/也一样的有收获//为了杀死我们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敌人？”这首诗，我原先是在1948年冬南京的学生运动中，从进步学生办的油印小刊上读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可这首诗，在学生中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因为，它和进步学生的心贴得很近。那时候，淮海战役已将结束，蒋介石反动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但垂死的豺狼更残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1948年秋冬两季，曾经在南京进行过几次大搜捕，以抓所谓“匪谋分子”为名，疯狂迫害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他们还成立了所谓“特种刑事法庭”来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意图遏止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和革命人民的反蒋活动（当时在南京《益世报》工作的何满子，就曾因在新闻报道中泄露了蒋军的军事秘密而遭到“特种刑事法庭”的迫害）。那时，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保全革命进步力量，对地下活动的党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很爱护的。对活动中出头露面过多或已经引起敌特注意的人，往往指示他们撤往解放区或暂时退到乡下隐蔽。但是，在斗争中的党员和进步学生，那时革命热情很高，不怕艰险，往往不愿撤退，甚至以撤退为可耻，硬要坚持斗争，一心要看到敌人垮台，迎接解放军渡江。这种“恋战热情”是很感人的。罗飞那首诗，就是这种革命者“恋战热情”的表现。所以这首诗在进步学生中获得了“心心相印”的效果，很受学生赞赏。当我从罗飞赠我的诗集中知道这诗是他写的以后，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学生中的反映告诉他。哪知道，罗飞听了以后，说不提还好，一提起这首诗，就像那个撑船竹篙的谜语：“休提起，提起便泪洒江河。”他告诉我：这首诗是发表在地下发行的《蚂蚁小集》第五辑上的。《蚂蚁小集》这一辑，是用冀汸一首诗的题目《为了明天》作刊名（那时，地下发行的刊物，为避免敌人的注意，每期都变换刊名。党的地下刊物《群众》也是这样做的）。罗飞说，冀汸的《为了明天》和他的那首诗，都是表现当时人民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坚持斗争、渴望解放的心情的。可是，到了“反胡风运动”中，所有“胡风分子”的诗，都被胡乱地加上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罪名，叫你想认罪也没法认。有一位叫芦芒的批判家，特地挑出罗飞的这首诗来批。在上海《文艺月报》1955年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风集团的“诗”是特务文艺的典型》。文中除了橫蛮诬指罗飞《为什么离开敌人》一诗是“特务‘诗理的典型”之外，并没有说出为什么是“特务诗”和为什么又是“典型”的道理。其主要的一段高论，只是说：“看一看，反革命分子的心是何等狠毒啊，他们谋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除了在特务机关里毫无人性地用钉子钉进他们（革命者）的指甲和用棕丝刺进她们的乳头进行百般折磨残害之外，还要把这种—针她，航行在我们的血管里，直到刺入了我们的心脏！难怪，这个匪徒连他的名字也改成—杭行她（航行）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没有经过那场运动的青年人，倒真的应该“看一看”，这就是“典型”！是那种毫不讲理地把革命者诬指为“反革命”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典型”。这位芦芒先生从书本和新闻报道中知道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残害革命者的情况，因而痛恨特务，这是常情。但他知道这个被他咒骂为“匪徒”的杭行（即罗飞），在给党转送情报时，要对付多少特务吗？当时，在罗飞活动的京沪杭地区，国民党的特务，除了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总署、交警总队这些“军统”特务外，还有“中统”、三青团、宪兵特高组以及“屠夫”谷正伦手下的社会部劳工局的特务。这多如牛毛的特务组织，罗飞撞上任何一个都是要被杀头，或者活埋的。可悲的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没能残害到的罗飞，解放后却无缘无故地和“胡风集团”一起遭到了被诬陷的厄运。
一首我的不成器的小诗，本不足道。至今读来都要脸红。然而这位芦芒先生却大动干戈：什么“特务坏蛋”啊，什么“灭绝人性、疯狂野蛮”啊，什么“破坏革命、散布毒素”啊等等，等等。在当时的语境中，读到这样的声讨檄文，谁不义愤填膺，谁不认为我是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徒呢？然而事实如何？一时骂得痛快，事实将会对这样的批判者置于何地？“有些天真的人们”也许会说：“这是在运动中，他是党员，他是贯彻党的任务哟！”其实这样的缓颊，正好把他置于相反的境地了。因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延安整风文件中早就告诫全党：“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石天河同志文中提到：“当时在南京《益世报》工作的何满子，就曾因在新闻报道中泄露了蒋军的军事秘密而遭到么特种刑事法庭党的迫害”一说，与事实有出入。实际情况是何满子当时是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一九四七年初中共办事处撤回解放区之后不久，国民党制定了一个军事行动，将派伞兵部队空降当时已成为解放区山东长山岛。何满子得到这一军事情报后，离袭击的日期很近，又一时找不到组织渠道送出，只得作为新闻，发电报到天津，《益世报》第二天马上作为独家新闻处理，短栏加框登在第一版上，给予曝光。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亲自下令彻查，并非仅仅特刑庭迫害而已。何满子若不是很快逃离，后果可想而知。就是这个何满子，一九五五年竟也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岂不怪哉！
我还要补充石天河同志文中尚未提及之处。即这《为什么离开敌人》一题是由两首诗组成，是一个整体。芦芒也是诗人，大致不会不懂得从整体上来论诗的道理。而且这是上纲上线要从政治上置对方于死地的评论，岂可如此轻率？说到底，无非他心里明白，对方已人囹圄，既无还口的自由，就只有任其满口“匪徒”、“特务”的谩骂和污辱！
芦芒丢弃了的前面十三行。全诗如下：
我们欢呼
历史残酷地告诉我们
“必然”的轨迹
而我们难道能宿命地等待
拾取暴雷雨震落的果实么？
轰轰而至的炮声
和最后希特勒的狂妄
我们知道
一个将使城市变色的
激荡底风暴
就要来了！
拥抱狂笑的生命
我们工作！
我们欢呼！
即使时隔五十多年，任何不带偏见的人读到这首诗，不会不领会到千百年来处于被奴役与被压迫的弱小者即将得到解放的那种心情的吧！
一九八五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在《后记》里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在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时候，我也自然会想起从另一角度“帮助”过我的同行。记得有位在当时的中国还有点儿名气的诗人，曾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鞭笞过我在解放前发表于《蚂蚁小集》上的一首小诗，就当时来看，那帽子是非常吓人的。我尊重他的学识；他并非无知，而似乎另外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四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点我名的那封信的摘录材料，全引如下：
一五、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阿垅
给罗洛信（自天津）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的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
（飞兄、元化）即罗飞、王元化。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苇，说明他和刘雪苇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果真是这样，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
（摘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该书第一版，96页）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要辩明的是：这段注文所指对象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阿垅此信乃是指罗洛、王元化和我的事，而不是，绝对不是，指我们而言。正是由于偷换了所指的对象，周纳者才能罗织“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的罪名。
无须核查原始资料，即就“材料”上所引的片言只语分析，也可清楚：信中说“你，难道你能够到雪苇那里”“飞兄，元化，那里，是要做一些事情。”请注意我这里加了着重点的文字，都是一种假设口气，而实际上我们派到新文艺出版社去之前，就已经都是刘雪苇领导下的干部了，而且王元化已经是和刘雪苇作为公方代表，而我和罗洛都是经过组织批准去新文艺出版社“一起进行筹备工作”的。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上海滩》资深记者姚芳藻所写《胡风冤案上海蒙难者》一文，其中述及王元化部分，就详叙了我们进入新文艺出版社的“这些所谓们胡风分子一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华东局批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