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开始到解严（从1949年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严为止，共持续3年零56天之久。在台湾历史上，此戒严令实行的时期又被称为“戒严时代”或“戒严时期”。）为止，台湾的政治结构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安排。一方面，蒋氏政权必须要依靠大陆上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以不断延长“万年国会”（指国民党在1947年所选出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中央民意代表”。此届“中央民意代表”直到1992年才全面改选，因此遭到民主派及反对派人士讥评，称之为“万年国会”。）的方式，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以戡乱时期的非常条例，以威权体制，维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它要排除台湾本身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大陆渗透台湾，在台湾内部造成颠覆。在威权体制之下，军警和特务的权力是极大的，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需经过军法和戒严时期的法律条例，他们就可以拘捕所谓的“可疑人物”。
1946年10月，蒋介石偕同宋美龄首次飞抵台湾。
在这一段“白色恐怖”的时期，威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地方。威权时期，虽然大陆来台人士和台湾本地人士都有人受害，但前者可能比后者面临更多的伤害。所谓政治犯，很大一部分是蒋氏军警认为靠不住的分子，他们被称为“异议分子”，其中以外省知识分子为多。甚至，有些人仅是因为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友有共产党嫌疑，就被逮捕。台湾同胞之中有本土意识的，则被称为“分裂分子”，往往也会受到迫害，因为台湾本身的“独立运动”或“本土化运动”，都会威胁到蒋中正带来的国民党政府体制的合法性。
二十五年之久，威权政治虽然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其阴影却从未消失。遭受厄运的人，往往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情治单位拘捕，有些人从此被长期监禁，有些人丧失性命。那一段时期，以我所见所闻，著名的冤狱有雷震（雷震（1897-1979）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1949年去台湾后，与胡适等人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尖锐批评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腐败现象。1960年，台湾当局以“包庇匪谍”“知匪不报”等罪名逮捕了雷震，随即由军事机关判处徒刑10年。“雷震案”在台湾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孙立人（孙立人（1898-1990）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其间，孙大事改革，影响到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对军队的控制。1955年8月,因其原部属郭廷亮拟发动“兵谏”，国民党当局将他软禁，直到1988年5月才解除软禁。）、柏杨（柏杨（1920-2008）原名郭定生，1960年开始以笔名“柏杨”撰写杂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病态以及台湾社会的黑暗面。1968年被捕入狱，长期囚禁于火烧岛。1977年获自由。代表作有《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丑陋的中国人》等。）、余登发（余登发（1904-1989）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被称为“台湾野生的政治家”，也是台湾地区第一位非国民党籍县市长。1979年，余登发与其子余瑞言因“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罪名遭逮捕。语言。但推行“国语运动”，又和日本殖民时代推行日语（当时也称为“国语”）有些类似，勾起台湾同胞当初被迫使用日语的痛苦回忆。）等人，都是因莫须有的罪名，失去自由。大多数蒙冤受害者，可能因为言辞不慎，或者被人诬告，或者因为亲友犯了事无故被牵连。甚至，只因为参加一些社团，如学校中的合唱团、读书会，就被当作可疑分子。绿岛（火烧岛）拘留的人犯，大多是如此无辜蒙难的。二十五年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为数也以千计。
台湾推行“国语运动”
绿岛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台湾光复后，当局推行“国语运动”，原来的构想并无恶意，结果却在无意中造成台湾本土观念对中国认同的文化抵拒。陈仪接收台湾以后，有一批所谓“半山”致力于推动“国语运动”。他们的本意，是认为台湾族群之间有方言的隔阂，应有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普通话作为日常
推行“国语运动”在台湾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几乎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说普通话，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不断引发台湾同胞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要放弃母语，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本来用意不恶的政策，因操之过急，以致台湾人在公众场合，有不能开口的窘态。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威权体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
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步
政治体制方面，既然已经实行宪政，台湾也必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1947年，台湾已经选出“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台湾开始选举乡镇和县市民意代表，慢慢推广到选举省议会、县市长。这些工作在日治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日治时期，台湾的同胞至少发起过十五次请愿，要求台湾开展民主化和自治的选举活动，十五次都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而在威权制度之下，台湾居然开展了地方性的选举。
这种地方性选举，却也有它的后遗症。威权体制下的选举，不会公平公开；党政合一的政治文化，一定是国民党完全控制地方。不仅选举过程有瑕疵，而且选出来的一定是地方豪强，以及愿意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人士。这样的地方选举，使得此后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经常会受地方派系干扰。在威权时代，虽然完整的民主体制并不能顺利实行，但比起日治时代，至少是跨进了一大步。“立法委员”的选举和“国民大会”的选举，使台湾若干精英进入民意机构；县市长的选举，也确实使许多当年向日本要求民主化的台湾人士，能够通过地方选举得到一定的位置。这些民主化的种子，要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能逐渐生根发芽。
台湾农业的发展与调整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的二十几年中，经济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农村产权结构和农业发展水平有了一次同步的改变。这一次整盘的调整，由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开始。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局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占农业人口中最大部分的佃农，按照习惯，需向地主缴纳50％的收获所得，作为租地的租金，“三七五减租”政策实施后，佃农只需缴纳37.5％的所得，租金减了四分之一。紧接着，又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将日本留下的产业股权，分配给地主，补偿地主，换取土地的所有权；领耕地的佃户，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承购他们正在耕种的田地，成为自耕农。
同时，当局通过“农复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简称。1948年，由美援资助所成立的农复会创建于南京，1965年在台北终止运作。在此期间农复会作为我国台湾地区与美国政府的联合机构持续运作，其目标在于以中国农村复兴工作重建中国社会。农复会成立后不久，随蒋介石政权迁移台湾，其工作亦转为协助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给予农民技术上的协助：辅导农民，获得育种、施肥和耕种技术，也推广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日治时代已经有过第一波农业革命，经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农复会的工作，台湾农业又有一次跃进，农业产量和农户收入都有大幅增长。台湾不仅走出了太平洋战争以来粮食不足的困境，而且果、蔬、蔗糖等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使农村的收入提高很多。
配合农村收入的增加，农复会也在农村有系统地整理水会、农会和信用组合，使农民在融资和储蓄方面都有适当的途径，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借高利贷。
到了60年代，台湾基本上已有相当繁荣的农业经济，农户的购买力大了，消费的需求也相应地提高了。经过官方的计划和补助，有许多新的轻工业，在台湾满足了日常市场的需求。经济逐渐扩张，内销市场培养了更大的生产能力；紧接着，台湾开始有能力将工业产品外销，换取外汇，增加台湾本身的财富。
20世纪50年代，当局施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政策，加上农复会的工作，台湾农业有了一次大的跃进。
这一农业结构的多重改变，将台湾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由类封建的阶段转变到个体小农的自主阶段，自给自足之外，还可以进行农业以外的经济行为，成为市场趋向的农业。
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也因教育的普及得到巨大的改变。在60年代，一般的教育已经从六年提升到九年。教育的底盘扩大，更上一层，台湾也增加了各种大专院校。日治时代，台湾只有台北帝大，到了70年代，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公私院校，使台湾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幅度地提升了。
来台的大陆精英帮助台湾发展
回头来看，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台湾走过了一段相当独特的历程。这是历史的吊诡：假如没有威权体制，地主们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土地；假如这个政权是在台湾本地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台湾的精英，也就是本来高高在上的社会上层，未必会注意到如何提升基层农民的生活。为了政权的稳定，在财政实际十分拮据的状态下，当局既要顾全军事，又要顾全台湾的建设以博取人心。威权政治当然不可取：政治不民主，生活无自由；但在经济方面，却因为官方权力的集中，可以强力地改变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分配资源。
台湾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条件：当局的工作人员和社会的上层之中，有不少人才是从大陆撤退来台的。他们是来自城市的文化、科技和学术精英，其总数大概不及当时大陆整体精英的十分之一。但这十分之一的精英，融入一个人口相当于大陆百分之一的台湾，其发挥的作用，就和当年集中在宁、沪、平、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贡献一切，帮助台湾进行各方面的发展。由于他们和本地精英的共同努力，使得威权体制之下，台湾在文化、学术以及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都有可观的进展。也是这些人，训练了台湾本土的青年，使台湾能够具有日治时代从来没有的高教育人口。
在这种背景之下，此后四分之一世纪，台湾才能逐步走向改革开放，逐步推动本土化。到了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代，来台的大陆精英，实际上已经逐渐隐入历史。他们的接班者，是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那些新的一代已经不能再划分为大陆人或台湾人，他们努力在台湾进行改革，将威权政治开放，使台湾走向民主化。台湾和大陆隔绝了数十年，台湾在小环境之内，虽然经历威权的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但居然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这是台湾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不是历史的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