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但是，当时大陆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政府忙于大陆上的阋墙之争，也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人力和军力，接收日本离去以后的台湾。陈仪（陈仪（1883-1950）浙江绍兴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引咎辞职，后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初他曾规劝汤恩伯向解放军投诚，不久被免职并遭杀害。）遂因地利，奉命从福建接收台湾。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陈仪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回祖国。
接收台湾的力量单薄
八年抗战期间，福建不在主要的战线上，日军只占领了福建几个主要城市，并没有占领全省。当时福建的管理情况是相当地方性的，中央政府在重庆，无法照顾到遥远的福建。陈仪在福建，俨然半独立，手上的资源也有限。他的军力是将各个地方性的团队和游击队，组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建成的，其装备和训练都不够正规军的规格。
陈仪带着如此一支部队进入台湾，实在是不适当的选择。台湾同胞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之后，回归祖国，心里十分兴奋，大家一心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二等国民的身份，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当时全岛准备欢迎中华民国的国军，但是从码头上下来的，却是衣衫褴褛、装备粗劣、训练不足的一群军人。在台湾同胞印象中，日本皇军地位高、军容盛，两者相比，对中国军队的形象，陡然大失所望。
1945年到1948年之间，台湾非常混乱。陈仪本身奉命接收台湾，是因为他跟日本关系非常密切，即所谓“日本通”。他和中央的关系并不良好。居留台湾，中央鞭长莫及，他要求台湾一切都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他的政治理念，乃是在国共之间另辟蹊径，寻找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兼顾的方向。他的梦想，是使台湾在相当程度上隔离于中国本土的纷争，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他也拒绝中央派兵支持。于是，中央派来台湾的正规军，只有嘉义机场上的防卫部队和高雄的要塞部队。全台湾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其实非常单薄。幸而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下，长期以来已经训练了守法的习惯，一时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国民党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当时陈仪四周的权力结构，也非常混乱，有陈仪带来的福建省政府的班底，也有他从民社党（当时的一个小政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群众基础很小）邀请来的智囊团。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党部，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党和团两方面也在较劲。陈仪手下，还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技术人员，他们奉命来台接替日本技术人员。这几拨人马互不相属，各有各的系统，也不知道怎么配合工作。甚至技术人员中，电力和电信属于电信系统，糖厂属于经济系统，整个行政团队都没有整合为可以运作的系统。再加上民间有一批从大陆回归乡里的台籍人士，即所谓的“半山”，他们有的是在大后方担任公务员和教职的台籍人士；另有一些却是在大陆沦陷时担任工作，甚至在战时实际地替日本工作的人。“半山”们离台已久，往往已没有当地的基业，回台以后，也要争取权力上的一席之地。这许多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和个人，彼此斗争，争夺权力和资源。于是陈仪的统治不仅漫无头绪，而且内部矛盾重重。
在这种背景下，接收人员的贪污腐败，也无从防止。只要手上有一点点权力，就有机会假公济私，从日本离开后的空白中，捞取一些不当的利益。台湾同胞自然对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由失望而不满，由不满而愤怒。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后2月28日，爆发了“二二八事件”。这个不幸的事件，在台湾战后历史上，处处可见其造成的伤痕。“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个偶发事故：烟酒公卖局的纠察员，抓到了一个贩卖私烟的小贩。双方争执之中，四周聚集了围观的群众。纠察员面对大批群众的包围，情急之下，拔枪示威，不幸打死了一个旁观者。一桩偶发事故酿成巨祸：大批群众涌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包围抗议。公署的卫兵处理不善，开枪镇压，群众又有伤亡。于是，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全省各地都有大批群众涌上街头示威，终于处处出现暴乱。街上的群众，见了不会闽南语的外省人，揪住就打。他们也侵入公家机关，殴打外省的职员。同时，暴乱也有另一面，许多外省籍人士得到台湾同胞的掩护。邻居、亲友、同事尽力将他们掩藏在自己家里，避免遭到街上暴乱群众的殴打。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抗议的台湾民众攻击台北公卖局，并抛出办公室物品，放火焚烧。
这全省性的暴乱，究竟外省人死了多少？无法统计，保守的统计是数以千计的人无辜地被打死。这些暴乱的群众之中，大部分是从南洋回来的本省军夫。他们参加了日本军队，真的自以为是日本的“皇军”了。败兵遣回，他们在台湾没有职业，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见新来接收的政权非常腐败，他们自是满腔愤怒，群起斗殴。乱事持续了几天，各地的本省士绅纷纷组织团体，维持地方安全，暂时让情势安定下来。他们也向陈仪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让台湾高度自治，要求政府不再派外省人治理台湾。这些人的要求，实际上是相当理性和平的，也延续了日治时代他们不断提出参加议会政治的努力。陈仪向南京政府的报告，却是夸大其词，称暴动为“叛乱”。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内战，情势十分紧张，听了陈仪的报告也信以为真：台湾发生了叛乱。于是，国民政府派军队镇压。
在镇压部队来以前，台湾也已经有几支自己组织起来的军队，其中有两支主要部队：一支是在嘉义附近，由日共系统分出来的台共谢雪红（谢二红（1901-1970）女，台湾彰化人。1928年在上海参与建立台湾共产党，同年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组织了她平时就熟识的左倾青年，从警察局夺取枪械，与嘉义飞机场的守卫部队作战。他们也盼望日月潭等处的山地原住民下来增援，但是，原住民并没有下山支持。这支部队持续了相当长久的战斗，最后在埔里解散。另外一支为在高雄聚集的群众，也是以回台军夫为主要成分，占据高雄中学及附近的据点，和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部队对峙。其他地方实际上并无有组织的行动，无非街上的暴民群起扰乱。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镇压的部队到达后，从基隆、高雄两地登岸。来的部队不会讲闽南语，沿路军车行进时，警告路旁的群众待在原地，不要跑到路边。但是这种扩音机的国语警告，台湾农夫听不懂，反而往公路上奔跑。于是，行军中的部队开始射击，也造成相当的伤亡。
到混乱逐渐平息，不再有大规模的动乱时，台湾地方当局开始肃清“乱民”。清理之举，往往严苛；又加上有些人公报私仇，趁乱报怨、告密。有人开了名单，送交台湾地方政府。也有人冒充军警，私自绑架，杀害无辜。各个特务和军警单位的工作范围也不明确，各自为政，逮捕他们以为是乱民的人物。在极为混乱的状态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各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地方精英，他们被陈仪当作是叛乱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数百位台湾地方精英无辜被害，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这些台湾各地精英的牺牲，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最大伤害。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还没定论，说多的，多到三五万；说少的，少到一两千人。受害者之中，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街上被殴打致死的内地人士，但一般的统计，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台湾解除戒严以后，20世纪90年代曾经由政府设立专门单位，接收受难同胞的申请赔偿。二十年来，申请的人数也就两千多人。但是许多台湾同胞并不认为这个数字准确，一般人认为，应当还有更多没申报的受害人。
我们今天不必斤斤计较于死伤了多少人，一个人死亡就不能回生，牺牲一个无辜的人士，就是不可饶恕的伤害。但是，也不能够将整个的规模，夸张成原来可能发生的许多倍。“二二八”的伤痕，到今天都没法愈合。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南京政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监察院亦派特使杨亮功来台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过在台的军政官员多将暴乱原因归至“奸匪鼓动”、“台湾同胞不了解祖国的情形”等，未正视光复后的种种施政不得人心才是问题所在。威权政治的阴影
1946年底，中华民国的宪法通过了，中华民国从所谓的“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失败。第二年，代理总统李宗仁逃往美国，原本已经宣告下野的总统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1949年以后，国民党能够治理的疆域，就剩下一个新回归的省份台湾。这一段历史牵动的种种矛盾，六十年来无法适当地解决。
下面关于台湾的故事，我们应当分成两讲来讨论：第一讲是1949年、195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改革开放；第二讲是台湾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和进行民主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