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台圣王”郑成功
郑成功以海上的力量进入台湾，在台湾建立政权，统治台湾三代之久。这是中国的政令第一次抵达台湾，将台湾纳入中国的疆域。台湾台南的赤嵌楼（当年荷兰人城堡的遗址所在）上有一副对联：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这是清末沈葆桢为纪念郑成功而作。郑成功在明朝覆亡之际，参加他父亲郑芝龙建立的海上活动集团，扶掖唐王（明绍宗朱聿键（1602-1646）,崇祯五年（1632）继承唐王封爵。1645年南京失陷后，受郑鸿逵、黄道周等拥戴，在福州监国，旋即帝位，年号隆武。次年，清兵入福建，因郑芝龙降清，逃至汀州被俘，死于福州。），致力于反清复明。他在其父降清之后，仍旧组织海上力量，继续恢复华夏的努力。1658年，他的水师曾经突入长江，进攻南京。1659年，兵败南京后，郑成功袭取大员（即台湾），建立了抗清政权，在一隅孤岛上延续三代。
郑氏集团数以千计的船舰，打着“国姓”旗号，纵横海上。借国际贸易，他维持了强大的水师，又开拓台湾，哺育十万移民，安抚十万原住民。如果不是因大洋航道开拓的时机，海上活动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动力，台湾一岛也不可能跃登为东亚航道枢纽。
郑氏孤忠，得遗民人心，不是为了朱家天下，而是为了维护华夏文化的一脉香火。所以郑氏和清政府屡次谈判，可以称臣，但是坚持不剃发，不改衣冠，只是为了保留华夏文化的象征。这一立场，乃是为了文化的归属。
郑氏在台湾立足，大陆移民一批又一批移入台湾，从此将这一岛屿开发为中国的东海屏障，郑成功遂成为“开台圣王”，受台湾人民纪念膜拜。以上事迹，包含世界历史、华夏认同和台湾本土性三重意义。沈葆桢那副对联的上联，正是说以万古奇遇的机运，贯穿三重的叠合。这一富有传奇性的过程，简述如下。
14世纪后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
归根结底，台湾地位的大变化，应当是与14世纪以后东亚海上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转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蒙元时代，陆路经过大漠和草原，海路绕航太平洋和印度洋再进入波斯湾。这两条道路，将欧、亚两个大地区连接在一起。蒙元离散，明代的中国，北疆的道路不再畅通，南方的海上道路却始终不断。然而，也是在元、明交接之际，东亚的海面，日本力量忽然崛起。那时，正是日本的“南北朝对峙期”（指日本室町时代初期两个皇室对峙的政治局面。136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持明院统光明天皇，当时在位的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避往大和的吉野（今奈良县南山区）。从此南朝（吉野朝）和北朝（京都朝）对峙。1338年，足利尊氏开创室町幕府。1392年，南朝后龟山天皇退位，仅存北朝后小松天皇，对峙局面结束。），所谓南朝与北朝，争夺日本的统治权。后来，北朝的足利尊氏终于统一了整个日本，南朝的封建诸侯失败了，他们的武装力量转入海上，尤其是许多本来有归属的诸侯武士，成为所谓的“浪人”。这些无所归属的力量无处谋生，就以九州岛的沿海地带和岛屿为基地，在东北亚寻求出路，这就是明初所谓的倭寇。明太祖时代，倭寇曾经侵犯中国的港口数十次之多，甚至突入长江口，长江三角洲的沿海城镇多受倭寇的侵扰。明、清两代，常有海禁，禁止中国的船只下海，也不许外国船只登陆，甚至还强迫岛屿上的居民放弃沿岸的村镇，迁入内地。海禁令造成的经济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南宋至蒙元以来，在中国东南沿海，海外贸易为中国赚了不少的利润，颇多沿海居民依靠外贸为生。同时，沿海的渔业也大受海禁令的影响。
明初永乐年间，郑和太监七次下西洋，其真实目的并不完全是宣扬国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要以官方贸易的朝贡之路代替过去的民间贸易。朝贡贸易有相当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面性的商业活动。永乐以后，如前文所述，海禁时开时闭。于是，中国沿海始终有一些走私活动。
明代中叶（就是15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开拓海上通道，从此不再经过波斯湾，直接绕航到太平洋。15世纪末期，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继续在太平洋开拓，这些西方的海上势力，以菲律宾的吕宋（古国名，即今菲律宾群岛中最大岛。宋元以来，中国商船常到此贸易。明时称吕宋，《东西洋考》和《明史·外国列传》等均有专条记述。自1571年至1898年，其地为西班牙所侵占，故《海录》称之为“小吕宋”，而以“大吕宋”称呼西班牙。）为转运站，用大批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商货——尤其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南洋各地的香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用来和中国交换手工艺品的贸易，这时也转入欧洲人的手中。欧洲的高桅船，船大、运载量大，又有强大的火力，不是一般南洋商人所能抵御的。
明朝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敕造的福船。船体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艏艉高高翘起，艏尖艉方，两侧有护板。当时中国的造船业遥遥领先全球。郑和七次下西洋，其真实目的，并不完全是宣扬国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要以官方贸易的朝贡之路代替过去的民间贸易。
白银贸易的刺激
这一情势的转变，大大改变了中国沿海的海外贸易状况。中国是一个贵金属本位的国家，以金、银、铜作为实质货币，元、明两朝都因为硬币不够用，不得不以银券、钱票来代替实质的货币。新大陆大量白银的涌入，正是贸易走向活跃的强大诱因。既然中国长期有海禁令，官方贸易又仅限于朝贡制度下的有限出入，中国的商人除了求之于走私一途外，别无其他方式可分沾白银贸易的巨大盈利。于是，15世纪到16世纪，许多商家，包括安徽钱庄和东南沿海的豪势之家，都投资于海外贸易。沿海的走私活动虽然非法，却是相当公开，而且非常活跃。大致方式如下：有人在中国东南沿海收购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商货，再用小船转运到几个港口，例如日本的平户、长崎和菲律宾的吕宋以及广东的澳门，再由西方大船收购转运至欧洲。同样，西方大船带来南洋商货、新大陆的白银以及其他商品，经过小船，转运进入中国。转运是非法的，只有一些冒险之徒，敢于组织海上贸易集团博取厚利。他们时时会碰到官兵的取缔，而他们也和日本的海上活动集团以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商团彼此利用，既合作，也竞争。
这些牟取厚利的海上活动集团，其存在是非法的，他们的性质是商人和海盗的混合。他们拥有武器，也有快速的船只。有时候，海上活动集团也劫掠村镇，掠取给养。在中国官方眼中，他们就是海盗和倭寇。称之为倭寇，是因为日本浪人往往是其中的主力，但实际上中国人的走私集团也是其中颇为重要的组成。许多海上活动集团，其实是国际性的组织。中国历史上，隆庆、万历年间，都曾大力清剿海盗，但也只换来局部和暂时的安静，沿海其实一直并不安定。
万历后期，明朝政府财政拮据，一些由太监领导的海外贸易单位，原本是处理朝贡贸易以及垄断有利的商品制造；这时也投入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海上贸易。所以万历朝后半期，沿海的海上集团可以半公开地进行国际贸易了。一些较为强大的集团开始兼并小集团，成为大股的海上力量。
郑成功将荷兰人赶出台湾
郑芝龙的海上势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郑芝龙是福建人，很早就加入了海上活动，成为若干大集团（例如，颜思齐和李旦的集团）里的一分子。他在日本的平户，和日本的浪人集团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的妻子就是日本女子田中氏，他们生下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国姓爷”郑成功。李旦、郑芝龙的集团逐渐打败、合并了一些其他海上大势力（如刘香），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海上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