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史实的价值评判而言，基于五四立场对史实、作家、作品的评判，可以说，流淌于这部《新稿》的字里行间，并因之时时给人以“去蔽”之后的“澄明”的快感。譬如，对作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作者基本上是持一种反思的清理的态度：“世俗的情感并没有成为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叙事空间，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专门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可以说，这是点在了十七年小说的穴位上了。譬如，面对因畏惧现代化从而试图重归传统文化家园的潮流，作者在借评价其时红极一时的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时指出：“对中国人的‘做戏’习性，对中国人的‘吃教’行为，鲁迅曾作出了尖锐的批判。
而汪曾祺在《受戒》中，则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做戏’和‘吃教’，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能不说，这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偏离，是精神状态上的下移的倒退”。在评价新时期主力作家群“归来者”的创作时，作者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个人的苦难被置于民族国家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从而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感性倾诉，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感。
但这一思考向度，却也带来对个人苦难的认知……（因之）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其精神是最为敏感的，对其苦难历程的反思往往可以抵达劫难与人性的幽深，但这群‘归来者’对自身苦难历程的反思已然与这样的抵达擦肩而过。于是，至今都还没有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反思之作”。
在评价新时期之初作为“伤痕文学”之一部分的“悲悼散文”时，作者指出：“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谀墓’的习气”而黎澍笔下田家英，韦君宜笔下的杨述，却正因为是替逝者“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而得以被作者所充分肯定。类似这样的基于五四立场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剖析文字，在《新稿》中不一而足，更不要说那些直接批评“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新国学”的文字了。这样的一以贯之的鲜明的价值指向，就使得这部《新稿》完全摒弃了那种仅仅以时间为线索，将作家作品串在一起给以呈示的文学史写作中的平庸套路。
港澳台的作家作品在这部《新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单单从直观的外部、表面上看，这也是这部《新稿》的一个分外显明的特色。但许多人仅仅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性这一点上，看待将港澳台的作家作品编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新稿》却对此作了更为深一步的研究，即认为大陆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台湾文学则是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某些特征则在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应该说，这一见解是极为珍贵的。
如果我们超越政治与党派的视角，而将这三种区域这三种文学置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加以考察，那么，就应该承认，国民党的统治时代及统治区域，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尝试，只是由于未能解决好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的极端悬殊，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权力机构的腐败等等，从而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及在台湾地区的重新调整。解放区及其后的新中国，是作为对以国民党统治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上述种种弊端的制衡及颠覆，作为对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尝试而产生的。租界、沦陷区、港澳，则作为现代后发弱势区域与现代先发强势区域的冲突、纠缠、碰撞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
而三者的文学犹如《新稿》作者所说：同为“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有着那种文化根脉的相通”，因之，不以数量的多少，成就的大小，而从对现代化进程的回应的质素这一点上，看取三者各自的意义，比较三者的不同，就不再是仅仅从历史形态上，而且是从意义、价值、逻辑关联等等方面，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形态，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相互的参照下，纳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如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取乡土文学、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的发生背景、形成过程、意义构成等等方面，我们就能看到三者之间的广阔的关联空间。
对“文革”“显流文学”的较充分的研究，也是这部《新稿》的一个令人瞩目之处。过去，曾用“空白”一词，就轻率地将“文革”时期的文学一笔带过。近些年来，“文革”时期的文学，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目下研究者似乎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对“文革”时期的潜流文学的研究上，无论从史实的打捞还是对民间写作、地下写作的重视，无不如此。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对“文革”时期占主流位置的显流文学的研究，我以为应该是更具有价值的，更需要花大力气给以研究的，只有对此作出深入的透彻的研究，我们才有指望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也才能进一步因此而找出病灶的形成及其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而最终致癌的深层原因。德国人对德国知识界思想界为什么未能制止希特勒上台反而是助长了希特勒上台的反思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人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百般狡辩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因之，我们有责任对“文革”文学作出更有深度更有力度的批判，否则的话，在面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现代化弊端的恐惧之中，我们是很容易饮鸩止渴地退回到对十七年的美化之中的，甚至会以一种貌似新潮貌似深刻的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来为“文革”的死灰复燃唱赞歌。《新稿》的作者们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剖析、批判“文革”时期的显流文学，如他们细致地结合文本，对“文革”显流文学的叙事模式、抒情模式作了诸如“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命名仪式”等等有充分说服力的具体剖析，并通过重新划分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段，如将1962-1971年作为一个时段，试图将“文革”文学的形成引向历史的纵深，虽然这种批判、引申，在我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没有能够触及到“文革”精神的最深隐最深远之处，但毕竟是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并迈出了富有实际成果的一大步。
这部《新稿》的最大不足之处，是在论述上显得繁杂，非常精辟的见解与相对平泛的评介，交相出现，甚至常常出现在对同一个评价对象的评述文字中，显得不够统一不够精炼，或许，这可能与这部《新稿》是较多的人合作而成，而又多次易人有关，也与主编者不可能完全改写有关。我想，一部在学术史上有“经典性”的文学史，还是值得花很长时间花全部精力去完成的。
感应着时代思想脉搏的跳动
——读《思想操练》
处于历史大转型期的中国当代社会，面对着深刻的思想动荡与普遍的价值危机，有三种思想资源在今天显得特别地重要且分外地活跃：
第一种，曾经长期占据思想主潮位置的革命思潮。此种思潮，与近世法、德的激进思潮渊源甚深，但又经由俄、日而血肉相连，最终则在本土化中得以形成。此种思潮，代表底层民众与弱势民族的利益，推崇对社会现状的突变性变革，强调整体的力量并因之主张个体对整体的服从，重精神而轻物质，倡导忠诚、献身、牺牲、激情、受难等等超乎人之上的超常性的精神质素。此种思潮在今天，由于强大的历史惯力，由于历史大转型期后社会形态新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与历史大转型期前社会形态构成的前后对比，由于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着西方的强势力量，所以，在今天颇受时人的重视。此种思潮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反思中完成现代性转换，从而成为当今时代中的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
第二种，在今天势头甚烈的后现代思潮。此种思潮，源自海外的后现代社会，但又经由海外汉学界而为国内接受所形成。此种思潮，目睹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诸如在物的挤压下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大众文化的吞噬下个体生命的丧失等等，目睹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同化，忧虑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重蹈西方覆辙，忧虑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被“后殖民”的命运，故多强调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故多强调对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负面因素的批判。此种思潮，虽然以对抗西方强势文化自居，但实乃藉西方强势文化优势而在国内得天独厚，又因着重于对当今现代性负面因素的批判，所以，与革命思潮往往有着声气相通之处。此种思潮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避免将他人问题作为自家问题，避免“错把杭州作汴州”。
第三种，自由主义思潮。此种思潮，与近世英美自由主义思潮渊源甚深，经“五四”胡适一支绵延而来。此种思潮，代表现代经济利益，推崇现代文明、民主制度，推崇对社会现状的渐进性改良，强调个体本位，倡导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社会的有序与责任。此种思潮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是一种更具异质性的更具深层对抗性的存在。你别看革命思潮内部，一向争斗甚烈，甚至于你死我活，建国后党内外也是硝烟弥漫，甚至于下监下狱，但那毕竟是一家子内部之事，争的是谁更纯粹与正统，至于自由主义思潮，则对不起，那是不值得再作争论、争斗的“异端”，理应弃之一边。所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向只能处于甚至没有资格作为进入主潮的备选对象的边缘位置。但是在今天这一历史大转型期，由于与传统社会截然相反的以个体为社会本位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形态的渐趋形成，自由主义思潮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且日益不再边缘。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丁东等五人关于中国当今思想界状况的对话《思想操练》，大致说来，就是基于上述自由主义思潮立场上的一次思想操练。对话的主要内容大致围绕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责任，中国现代的教育、出版，中国当今的学界与思潮等问题而给以展开。对话体的特点是不作逻辑严密的全面论述，往往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个特点，因而信息密集、覆盖面广、二十二万字的一本对话集，大致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今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相关的学术、思想、教育、新闻、出版领域的风貌。
虽然是一本对话体论集，但仍然可以看出作者们打捞历史史实，去除历史之“蔽”重现历史之“真”的努力。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说，就是将一切原有的价值判断予以“悬搁”，直接“回到事物本身”。这一特点与革命思潮、后现代思潮是不尽一致的。这两个思潮也存在着一个将原有的价值判断予以“悬搁”，直接“回到事物本身”的问题，但前者的一个侧重点是在理论上予以清理以“去蔽存真”，后者的一个侧重点是搞清楚“问题”的所在，莫把假问题当成真问题来给以讨论。但自由主义思潮不同。如前所述，这一思潮一向在中国处于边缘位置，对其的了解及从其视角出发而对历史真像的窥见，一向是个“盲区”，且又被其他各种思潮之偏见所“污染”，因之，通过对其史料及从其视角所发现的新的历史史料的展示，以使世人对其有个新的理解，又因这新的理解而达到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理解，就是当务之急了。这是其一。
其二，自由主义思潮推崇对社会具体的渐进性的变革，因之，注重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你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你从胡适的事事讲求“实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态度，对此即可了解一二。这一传统也导致了当今的自由主义思潮注重通过史料，去除既往历史之“蔽”，重现历史之“真”的努力。
如是，侧重于用史料而不是用新的理论来说明问题，就是当今自由主义思潮所常常采用且非常重视的方法。这也是这本对话体论集的一个特点。
如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位作者对日记是如此的重视，套用一句话说就是：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日记。那正是因为读日记更多地回到了被研究者本身，而没有经过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过滤，这在过去研究者过多地扭曲了被研究者的研究现状下，尤为重要。如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位作者要特别重视“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重视“科学家集团”，为什么五位作者要特别重视“历史细节”“重谈沈崇事件”“苏日中立条约”等等。这样的一种注重史料的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回到事物本身”的研究方法，甚至也体现在了杂志的名称这样的“小问题”上，如作者们认为：鲁迅所办杂志“多带有象征意味。这些名称，一看就是代表被压迫者情绪的，很有革命色彩和冲决一切罗网的气概”。
“比如《莽原》《奔流》《未名》《北新》等等”。“鲁迅用过的那些杂志的名字，可以说，我们后来都用过了，而且现在还在用”。而“五四以后，胡适传统在杂志上的体现，就是由‘努力’‘独立’‘现代’过渡到‘客观’‘观察’‘新路’，这是一些更为中性的名字”。
“而现在报纸杂志用‘独立’‘观察’‘客观’‘现代’来做栏目标题已经成为风气”。
自然，这新的史料的发现或者展示，并通过这发现与展示，提出新的问题，赋予这些史料以新的地位、意义与价值，是与作者们站在新的立场上，从而有了新的视域是分不开的。对“一二·九”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提出与重视，对清华而不是北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提出与重视，对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代表性作家的重新审视就都是这样。在这样的一种立场及因之形成的新的视域下，当今的人文格局也就以一种不同的形态而得以呈示，譬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作者们就更加重视李锐、李普、李慎之、何家栋、钟沛璋、王元化、葛剑雄、曹锦清、林贤治等人。
对“作家认同新左派”就有着更多的敏感。认为“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那几年，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是余易木，最优秀的诗人是黄翔”，而今天章诒和的散文则“文起当代之衰”。
如我前面曾说过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是一种更具异质性的更具深层对抗性的存在，一向处于历史的边缘，但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转型期，自由主义思潮及这一思潮对历史与现实的新的发现、理解的重要性正在为人们所重新认识且大有上升之趋势。《思想操练》以其信息密集覆盖面广的对自由主义思潮在今天风貌的呈示而给了我们对这一思潮进行论述的充分的谈资，因而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作为对话，五位作者之间更多的是呼应与补充，少了点争论与对抗。同时，作为对话，如果能在五位作者之间的对话中，涉及到其他思潮对自己所论述的对象的评价，从而形成五位作者与其他思潮的对话，使对话更具开放性辐射性，或许更能引起学界对此的关注。今天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开放性辐射性的对话中，形成新的主体间性关系，或许也是我们所应该期待的吧。
从《杂书过眼录》谈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