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虽然久远，但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却从来不曾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我们从来注重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而将生命的个体价值置于生命的社会价值之下。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将个体浮出历史水面，生命的个体价值渐次为新的时代所体认，而在生命的个体价值构成中，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无疑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日常性生活如何，直接关系着个体的生命质量。天性敏感于此的女性率先袒露了此中信息，这就是向来被人所误读的“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出现。由于如上所说，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如何正确面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的价值资源，所以，当这一生活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浮出历史水面之后，对此的集体性的语无伦次、失语、手足无措就是必然的了，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人生诗意、价值、色泽的消失，认为平庸已然如潮水一样覆没了神州大地。一是由此而来的对“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批评，这一批评的根本性理论支点是传统的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看得高于生命的个体价值。一是“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在写这一日常性生活时的局限，这一局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一生活状态目下的局限，就是说，这一生活状态本身目下还极不理想，如何使散文化平常化的日常生活潜隐着生命的诗意与质感，这是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提出却还未能面对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抒写这一状态的作者，尚无透彻、洞穿这一生活的能力。但无论如何，“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将这一命题率先醒目地坦示在世人面前，已然鲜明地彰显了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意义及对今天时代的表征意义。也正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对“小女人散文”的厘清及对都市女性小品文的阐释，在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的集体性“失语”中，显得尤为及时，尤为深刻。
相较于新一代女性写的“小女人散文”，年长一代女性所写的注重个体日常生活的散文，因了其人生沧桑的历史积淀，所以，显得更为深刻、厚重，显得特别地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譬如，刘思谦先生在《一日三餐》中写道：“把女人关于一日三餐的‘意识流’接起来，比黄河、长江还长；把女人往返于菜场、粮店、厨房的‘小短趟’接起来，大约总能绕地球一周。”在过去，我们总是把社会、历史的运行看得高于一切，个体生命是服务、牺牲于社会历史的运行的，但是，在刘思谦先生的笔下，二者颠倒了过来，作为个体生命的日常存在——女人关于一日三餐的“意识流”，女人往返于菜场、粮店、厨房的“小短趟”，是高于社会历史的宏大存在——
黄河、长江、地球的，而个体生命的真正存在、个体生命的家园也正在这其中。于是，是让日常存在成为对个体生命的世俗消损，还是让日常存在成为个体生命的实现方式，“有一个我吃一日三餐还是一日三餐吃我的问题。”对个体生命而言，或行尸走肉，或鲜活其中形同而神异，堪称生死攸关。年长一代女性较之新一代女性在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所显示出来的差异，在某一个方面昭示着我们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资源与价值向度——不是平面地应对个体日常生活，而是要将个体日常生活置于历史长河的流动之中置于时代风云的淘洗之后。或许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的原因，在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意义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想到英美派现代知识分子对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视，其实，早在1980年代中期，适应市场的阅读需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英美派现代知识分子1930年代散文作品的大量重印，即以预兆着时代精神的转向，而在今天，怎样看取上述两种价值资源在今天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的关联性，应该是一个需要提出的有深度的学术话题。
如果说，个体日常生活在浮出历史地表时，由于其与历史的血肉粘连，得以让我们有所把握有所依凭，那么，女性经验在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却由于其与历史关联的陌生性而增加了我们对之理解的困难。固然，女性经验在范畴上，可以分为日常生活、情欲、母性等等，但我在这里，更愿意在女性经验的本体性层面上给以探讨。在我看来，女性经验在本体性层面上的核心是躯体经验，其文字外化方式是躯体写作。“躯体写作”是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知之不多，但经由我的“误读”，我觉得，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强调女性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更在于要建立自己不同于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话语方式。既然女性是被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形成”的，那么，女性要想在话语形式上，摆脱被“形成”的状态，就不能沿用、认可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而只有以自己鲜活的生命需求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所以，埃莱娜·西苏才会号召用躯体写作去“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等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才会提出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我们可以将之粗略地简化为：一方是由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建立起来的社会理性法则，一方是以鲜活的生命需求为依据的个体生命法则，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女性写作的真正意义，正在于以后者来挑战、修正前者。一个社会，是由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等构建起来的，所以，前者赫然屹立于社会的中央，后者，用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说，是“依靠经验幸存的孤儿”，所以，后者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在新的历史螺旋上，重新提出“五四”式在“王纲解纽”下人的命题个体的命题的时代，后者又具有着鲜明地时代的前沿性。
明了了上述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散文及其研究时，我们或许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以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第一，女性代际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显示出女性找寻自身历史的努力，女性代际及其代际关系的演化轨迹，正是个体生命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浮沉轨迹，所以，找寻的深入趋势，或许是经由女性形态走向个体形态。第二，亲情、友情、爱情、婚姻、性等等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由此显示出女性在走向生命深处的努力，但这种努力还更多的是一种独白是一种自语，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潜在的可能的实在的对话者付诸阙如，影响着女性的此种努力。第三，社会理性法则与个体生命法则，各有其合理性，在二者的二律背反中审视二者，或许会有助于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拓宽与深入。第四，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将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视为女性躯体写作的重要内容，这固然有着回到原初的意义所在，但也要小心，不要给人以将女性生理与女性生命等同起来的误解，不要让人将女性生命意义上的躯体写作误解为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躯体写作，部分商家在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上炒作女性躯体写作，与社会对此的误解不无关系。第五，对男性缺乏“理解之同情”，并因了这种缺乏而将男性付诸阙如，并因了这种缺乏因了这种付诸阙如而影响了女性对自身理解的深入，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一大缺憾。人只有在对象化过程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而对象化过程中最好的对象自然非异性莫属，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没有了对男性的观照，也就不能更好地观照女性自身，只是这样地一种观照，或许只有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才能在新的世纪构成其否定之否定吧。
性别，个体，将是新的世纪的时代关键词之一，只是对这两个关键词的解读才刚刚开始。
根正基固新意迭现
——读《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因了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思想、精神、情感的主动脉，在近些年来，从次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次等学科，渐成为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重要领域。约略说来，所谓的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作为左翼文学的延续，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形态的形象印证，在今天，在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后，特别是因为面对着全球化语境下，资本经济崛起给人带来的价值危机，正使人得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之给以新的考量。上一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大陆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其作为五四时代的遥远的历史的回声，在一个新的螺旋上，似乎让人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中国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把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命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重新回味一番。最近十余年来的大陆文学，又让人与全球化不期而遇，从作品生产、传播的方式，到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内容、精神征兆，无不因了与当下的切合性，给人以无尽言说的兴趣。而当代的台港澳文学，则又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别一种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情感形态。确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远远谈不到“经典化”，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态势，但也因此，它又充满了与当下价值需求血肉相连的生机、活力，这，或许就是其对许多的研究者构成诱惑的所在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对其给以系统清理的努力方式，也就成为了这诱惑中的诱惑了吧？单单以这几年笔者目力所及，就读到了洪子诚、陈思和、朱栋霖、杨匡汉、孟繁华、王庆生、於可训、张炯、吴秀明、金汉等人或独着或合作或主编的多种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还不包括其他以别的名称出现的带有当代文学史性质的专着，眼前的这本由董健、丁帆、王彬彬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则又让笔者眼前一亮，产生了对此话题给以言说的冲动。
清醒的治史意识，是这本《新稿》的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这一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由主编集体审定的《绪论》之中，也因之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之中。作者在《绪论》中对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三种不良倾向作了批评，这三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所谓历史补缺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都是因为试图弥补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单薄、苍白而发生。一是努力要在大陆十七年文学中，寻找到与其时主流相违的“异端”，并过高地评价这“异端”在“史”中的位置、作用。一是美化十七年主流文学的缺陷，并赋予这缺陷以当下的积极意义。前者因为想以所发现的在当时并未发生大的实际影响的“异端”来削弱主流文学在其时的“史”中的份额，回避对其的评价与清理，因之，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后者因为简单地以西方后现代的理论来套取十七年文学，混淆了时空，“错把杭州作汴州”，因之，也不是一种正确面对历史的态度，这其实已经与《新稿》作者所说的历史混合主义有了相通之处了，都是“切断了历史的‘链条’，并将其各个‘环节’的逻辑顺序完全弄乱了”，也因之抽空了特定历史时空的具体时代的内涵，在面对历史时，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具体时代内涵的抽空，也是《新稿》作者所列举的庸俗技术主义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症状，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抹平了不同时代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价值上的是非对错，从而使“人”的历史，因了“人”的“不在”而丧失了历史本身。
鲜明的“五四”的价值立场，是这本《新稿》的又一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五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五四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是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当时的社会情境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老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自身内在生命力的衰败，才使得以现代西方为主要参照的根本性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得以发生。我们现在回头看看，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人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没有，根本没有。信手举例，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强大的滞后力，现代文明的稀薄，资本经济对人的损害等等，哪一个不仍然是今天所面临的急迫的社会问题呢？你只要看看以官本位为特征的权力崇拜在今天的盛行，不仅仅盛行在民众之中，甚至也盛行并腐蚀于知识界、思想界，就可知五四所提出的科学、民主在今天还是多么的遥远；你只要看看当今独立个体、爱、日常生活中诗意等等的缺失，就可知鲁迅、胡适、冰心、梁实秋等等与我们还是多么的亲近；你只要稍稍倾听一下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在今天的呻吟，就会觉得，老舍、曹禺等人笔下的人道情怀，左翼作家的反抗之声，在今天也仍少有人能够企及。轻言五四已经过时，实在是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现实，实在是过于地草率了。不能低估资讯、全球化、大众传播等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但一是中国的当代社会，是从五四的价值链条延伸而来，一是如前所述，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仍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实际现实的主要矛盾，如是，坚守、丰富、深化五四立场并对之给以大力呼吁、张扬，对置换、替代五四立场给以必要地警惕，就显得尤为必要。
正是对五四价值立场鲜明的坚守，使得《新稿》的作者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发展作出到位的描述与准确的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选择，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价值评判。就前者来说，《新稿》的作者，没有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作大规模的置换。既以“十七年”文学为例，思潮中《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文案，诗歌中李瑛、李季，短篇小说中峻青、王愿坚，长篇小说中《山乡巨变》《六十年的变迁》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给以入册的史实、作家作品，依然在目，且对十七年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的排列也无大的变化。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袭旧说，少有新貌，但实乃是对曾发生过的史实的基本尊重。但这种尊重，又不是简单地对曾有过的作家、作品作机械地展示，而是将其作为自左翼而来的共和国文学形态及其在“史”中的份额、位置而给以呈现。历史，是“文本的历史”，正是《新稿》作者这种对史实的基本尊重，就使得后人得以对这一段文学史中，各种文学形态在其时的真实位置、影响、特征，有了准确地把握，而不至于让后人产生把后来者对那一时段文学的轻重分量不同的评判，当做那一时段的史实本身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