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对金钱压抑人性的扭曲反抗，是商人重利轻离别所造成的哀怨商妇追求私情的传统故事，其中心是情，是私情；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吃人的疯狂报复，是现代个性维护自身尊严体现自身价值而对传统文化吞噬人性进行疯狂报复的现代故事，其中心是报复，是疯狂。杜筠青最初的报复，并不是从性出发，而是从沐浴的方式，从私自出外的游玩对康家规矩的破坏开始的。但这样的一种现代报复，却终于仍然只能采用了私通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方式，而杜筠青与男仆三喜的私通，也仍然只能借用了传统商妇勾引男性的方式，这或许正说明了传统那种不可挣脱的强大，说明现代反叛只能以传统中汲取资源。这样的一种报复，对被报复者几乎不发生任何作用。杜筠青一次一次想把私通的事实张扬出去并让康笏南知道，但一次次却如入无人之境，找不到任何对象，激不起任何反响，直到最后，也仍然未能给康笏南造成任何触动。从这其中，你分明可以具体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那种让你对其的反抗，因失去对象，不能正面冲突，从而失去效用的阴柔性、包容性的强大，分明可以具体感受到西方个人式对中国传统社会反抗的极端软弱无力，这或许是中国社会转型期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本土的又一特征？
但无论如何，西方的现代文明之风也就在这样的一种极度扭曲、软弱无力中，渐渐吹拂了传统中国的土地。在杜筠青的身体言行示范下，太谷城终于第一次有了女浴室，一种远远脱离中国民众实际生存需求的沐浴/文明之风，毕竟在有钱的上层社会中慢慢播散开来，特别是在有钱的上层社会的下一代中，受到了欢迎，太谷城的女浴室不就是因为类如孙小姐们的存在而呈兴盛之状么？社会转型期传统中国大地上的西风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关乎生命质量享受需求的状态中，首先在有钱阶层慢慢刮起来的吧？君不见五四时代最火爆的时代命题是自由恋爱？而争自由恋爱者又有几人不是因为有钱（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借贷的）才得以读书识字者？
虽然这样的一种西风的弥漫最初与中国下层民众实际生存需求脱节甚远。杜筠青的女仆吕布每次陪杜筠青去沐浴就从没有走进女浴室一步的要求，而是急匆匆慌忙忙地去探望她垂危的父亲。杜筠青的男仆三喜也视沐浴为身外负担，能少洗一次就少洗一次，似乎少洗一次就可以节约下些许力气，而力气是可以干活儿用的，那才是最当紧最实际的。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五四时代最火爆的时代命题是自由恋爱而不是饥寒交迫的衣食之忧了。西风东渐，最初毕竟是从文化思想层面吹来并在生活形态上得以具体显现的，你闭眼想想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西式交谊舞的热潮，你睁眼看看当今咖啡屋、聊吧的盛行，即可了然。它与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生存需求，还差着远远一大截儿呢。
但西风这样的一种渐渐吹拂，却也慢慢地消融着中国传统大地的冰冻僵硬。尽管六爷的奶妈不断地给六爷灌输是杜筠青逼死了六爷的生母，但六爷却对杜筠青有着一种天然的敬慕与亲近，以至于信任地把自己的婚姻之事托付给杜筠青，认为杜筠青看中的人，也必然地与杜筠青有相同的可爱之处。而实际上，六爷的妻子孙小姐从各个方面看也真可以视为是杜筠青所培育出来的下一代传人，只是因为毕竟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受西风熏浸，所以在六爷看来，比起杜筠青来，“她分明少了什么，少了那种能打动人的要紧东西。”
不仅六爷，即使何老爷，给六爷举亲时，不是也直言仿照杜筠青样子择选么？即使三爷、四爷，不是在杜筠青假逝时，也争先恐后地给杜筠青当孝子么？而在“治丧期间，好像人人都动了真情，为杜氏悲伤，却不大理会他（指康笏南）”，从而令康笏南感到了意外与震惊。认真说来，这固然是杜筠青的力量所在，但更强大的力量却来自于对康笏南的不满与绝望：四爷“是真的想给杜老夫人做哭丧的孝子，就在哭灵时当场死去，以赎父罪”。正因此，在康笏南与杜筠青的对抗中，一方是康的强大完满，一方是杜的软弱病态，但最终却以杜赢得未来而告终。这是一个强大成熟时代的悲凉结束，这也是一个幼弱新生时代临盆的充满血污的开始，西风之所以能慢慢地消融着中国传统大地的冰冻僵硬，最根本的，还在于地气自身的升温变化。
但康笏南与杜筠青的对抗，还有着更深层更复杂的宏阔背景。通观全书，“不论在家族内部，还是在康家外面的商业王国，康笏南一直都是君临一切的。他畏惧过什么!？家事商事，就像三爷所深知的，别人就是想插手也很难”。但是，在给杜筠青办完丧事闻听洋寇攻入晋境后，康笏南的“精神也就垮了下来。他把应对危机的重担，那样草率地撂给了三爷，实在也是不知所措了。”
与杜筠青所携西风相关联的，正是西洋新式银行对晋商票号的威胁，是洋教的进入中国腹地，是洋寇的攻陷京津。西方的现代文明就这样与掠夺、强权、欺侮交相混杂一道进入中国。而国人，或者如康笏南对杜筠青，或者如义和拳对洋教、洋寇。如果说，杜筠青引起了三爷、四爷、六爷的仰慕及孙小姐一代的效仿，那么，太谷的福音堂教案带给太谷民众的则是奇耻大辱。作为老中国代表的康笏南的恐慌，正是这二者作用下的结果。这就是近代史上中西相撞的微缩景观，且这一景观有着深邃幽隐的景深。
与康笏南将个体生命充作传统社会价值规范的木偶相比较，杜筠青的个体生命可谓充溢着鲜活与流动。她向往着生命的自由，青春的活力，那一次次的沐浴之旅，那一次次的私自游玩，正是她对生命禁锢的叛离。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斑驳陆离的冲突，又使她的个体生命显得分外复杂多彩，有着更多的时代社会人生的内容与体验，有着更新鲜的生命营养与血液，但所有这一切，却又是与痛苦、无奈、悲伤、处处碰壁、绝望相始终，又始终因与社会历史规范相冲突而使个我从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这不能不令人深深地感叹，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生命社会价值的实现，是怎样的一个无法挣脱的悖论呵。
六爷与云生之所以将六爷与云生排列在一起，是因为他俩同属下一代，却是价值指向截然相反的下一代，而这两种价值指向，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既深隐不为人察却又意义深远。
与六爷相似的还有五爷，与云生相似的，则是雨田及三喜。
就六爷及五爷说，经商对他们来说，是最具备条件最有可能也是最易成功的，特别是六爷，天资聪颖，承康笏南的厚望，又可以得到极具经商才能的何老爷的热心辅佐。但五爷及六爷，却偏偏厌倦商务而痴于男女之情。五爷终日与五娘缱绻，最后因五娘遭绑架遇害而失疯，六爷则将与六娘的情缘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而商家原本是“重利轻离别”的，是将利高置于情之上的。如此，五爷与六爷堪称传统社会的叛逆，堪称新的时代的萌芽。
云生、雨田、三喜呢？不论是什么原因促成，他们本都与女主人有着一份情缘且都一度痴情于此甚至连死都不怕的。你不能说他们的一度痴情是假的，但一当有了经商的机会，他们均毫不考虑欢天喜地地弃情而去，云生甚至连自己的亲儿子也无心再去多看一眼就远走他乡。
一度愿意为杜筠青而死的三喜，在经商后，也早将杜筠青置于九霄云外去了。他们都可以视为是传统社会传统人生的忠实追随者。
是什么造成二者的巨大反差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社会形态嬗变的内在规律，无疑是其中值得探讨的两个要素。
五爷与六爷，都能不为衣食所忧，都有着极为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且又目睹了物质积累过程中的种种艰辛丑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有着对新的人生形态精神生活的追求，并且，也才有可能将这种追求去付诸实现，构成了对原有社会规范社会价值体系的叛逆。就是说，是商界的成熟形态给自身孕育成长起来的叛逆者的叛逆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与温床。
云生等人呢？一向为衣食所迫，谋取一定的社会地位，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是他们生存的当务之急，在这种当务之急的迫使下，情爱生活就只能等而下之了。要在既定社会格局中谋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忠实地追随传统社会传统人生的价值尺度也就是必然的了。就是说，他们要想成为原有社会规范的叛逆者，还要走完长长的一段进入原有社会规范成熟形态的路程。
要之，一定的精神追求只能产生于相应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我们在过去，却曾一味地美化下层的物质贫困者，没有看到他们不可能是新的精神力量的产生者，新的精神力量，只能产生在相对充裕相对发达的物质基础物质结构之中。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革命领导者，就是从物质发达的欧美来盗取输入新的精神火种精神力量的。
要之，对原有社会形态的率先叛逆，只能在这一社会形态的极致处成熟处产生，所谓物极之后才会必反。而我们在过去，却曾那么性急地、未等一种社会形态形成，并因其发展至成熟处，其内在矛盾引发出新的变革要求，就急于不断地人为地进行着种种变革，其结果，只能是上演了一出十年浩劫的荒诞戏。
诚然，五爷六爷所体现的男女情爱是对人性价值的认可，是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云生等人弃情从商是对社会价值的认可，是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就个体生命的价值选择来说，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深究下去，却又并非如此。譬如云生等人，没有弃情从商对社会价值的认可，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对人性价值的认可与实现也就失去了前提与保障，他们与女主人的私情，毕竟是以自己的人身依附为代价的。但在对社会价值的认可中，又是以对人性价值的放弃作代价的，而人就在对社会价值的认可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终于来不及到达人性的彼端，云生们就是终其一生，也走不到六爷们生命形态的这一人生驿站的。手段原本是为了目的，但最终，手段自身成了目的，并在这种颠倒中使人远离、背弃着自身，这就是摆在云生等人面前的困境与宿命。
五爷六爷似乎没有面临云生等人的困窘，其实不然。五爷五娘失去社会规范的保障，人性的自由只有毁灭一途。六爷呢？似乎可以凭藉他人放弃人性价值依托社会价值给他创造的条件与六娘暂且人性自由一时，但诚如康笏南对六爷所说：“不能以游历天下为业吧。”一旦他必得要取得一定的社会位置独立自身时，他也就只能程度不同形式不一地步云生等人后尘了。
个体生命人性的自由，也许只能在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冲突的裂缝、缝隙中，得以短暂的、瞬间的存在吧。
要之，个体生命在面临社会价值、人性价值的抉择中，在实现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抉择中，顾此失彼，左右为难，这种困境，不仅在社会转型期，既如现代社会，也是每个个我所不免的吧。
何老爷何老爷极具经商志向经商才华却又偏偏鬼使神差地误入科举之途，一生不能得其志终以疯癫之状出现在世人面前。
何老爷轻易中举而又毁了个人经商前程，令人感慨者三：
第一，中国虽为官本位，商虽居于四行之末，但商家才智却丝毫不逊于官场中人，何老爷的轻易中举，实在是在不经意地比试中，让商家大大地嘲弄了官场一回。看不到、不重视商家的人才、才智，只是因为传统社会一向轻视排挤商家罢了，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缺陷。轻视排挤的结果，使商家始终在社会上没有相应的发言权，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也使一个看重知识的民族，因为偏见，始终把政治伦理知识及其相应的表现形式、诗词、策论置于首位，始终在知识观念中，将商家付诸阙如。何老爷的轻易中举，实实在在地是让商家扬了次眉，吐了口气。何老爷的轻易中举又说明着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商家的观念正在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社会的权力结构，正有着让商家参与、进入的内在要求，正有着倾听商家声音的需要。惜乎何老爷这样见识出众的人物，也仍然被官商相隔的传统所局囿，未能走出商家参政的第一步。究其实，这仍然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经济尚未发达、成熟到具有参政意识的程度，尚未有参与政权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自觉意识。
缺乏这种意识，何老爷或者如作品所写，成为沦入塾师的悲剧，或者即使入仕为官，也只能成为代表皇权而非代表商家的传统官吏。但何老爷的轻易中举，毕竟是商家对政坛的初步震动，是商家对政界的一次不自觉的进入尝试。
第二，同时，也正是由于对官的看重，对商家的轻视所形成的官商相隔的社会规范，使大批在官场有才干的人不能在商界一展抱负。何老爷中举后，不能再在商家经营商务，正由于此。中国的官本位、科举制度，使大批有才干、有头脑的读书人流入官场，但这官场却又只看重只研习政治伦理，不注重经济实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高智商的浪费，也使整个社会极为缺少经济管理型人才。一个大清王朝，在理财上不就没有几人能与晋商相匹敌吗？京号老帮戴膺一针见血地说过：“户部无人会理财”。以至于一个晋商的后起之秀贾继英能居于大清银行行长的高位。经济型人才的缺失，自然影响到大清王朝的经济眼光，经济实力，也因之影响到了大清王朝的国力。京津陷落后，京号老帮戴膺就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次由拳乱洋祸引起的塌天大祸，朝廷吃亏就吃在……只知敛钱花钱，不知聚财理财”“大清即便大富，朝廷手中也不会宽裕”，因为“大清财政无能……天下财富再多，也只是聚到各级官吏的私房中，国贫依旧，民穷也依旧。”洋人呢？“总共也就一两万人马……等攻下京城，八国还是八股军……列强动用坚船利炮，远渡重洋来攻中华，全凭各国有雄厚财政”。气候学有语云：太平洋西岸的蝴蝶扇一下翅膀，就会引起太平洋东岸的狂风阵雨。将何老爷中举的悲剧置入大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背景中，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大清王朝的衰败与轻视商家的关联性，甚至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商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