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时而被誉为文学发展的“旗帜”“方向”，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时而又被贬损为他的小说“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在艺术上是“小儿科”“毕竟是政治方向而不是文学方向”。但不论是褒是贬，都在说明着赵树理是一个文学、学术、思想含量极高的话题所在，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专家洪子诚先生要在他那本惜墨如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会不吝笔墨地专门辟出一节，名曰“赵树理评价史”。随着当今对底层民众关注呼声的日渐高涨，随着当今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潮流的日益汹涌，随着学界、思想界对左翼思潮的深层反思，随着学界、思想界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深入探讨，相信一个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潮头当会再次涌起。2006年是赵树理百年诞辰纪念，也许以此为契机，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潮头了吧。
与赵树理关联密切的，还有一个关于“山药蛋派”的话题。“山药蛋派”作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主干流派，对其与赵树理关系的重新认识，对其自身的重新反思，相信也将成为这一潮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吧。正因此，当我读到席扬所着《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时，我的心情是欣喜的。此书是席扬多年来研究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所陆续写下的主要论文的集成，书中各篇文字在发表之时，大多曾在学界产生过大小不一的反响，涉及到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因之，该书即是研究赵树理和“山药蛋派”历程的一个深深的印痕，也是研究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重要收获。我的这篇文字，即是读完此书的有感而发，想就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作者与同好。
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山药蛋派”的构成。现在学界一般性地公认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创始人、带头人，但不同的声音也在时不时地出现，早如新时期之初，刚刚公开对“山药蛋派”给以正式命名、张扬之时，戴光宗就从描写重点（赵树理重在写人物，马烽等人主张写新人新风尚）和对待传统的态度（赵树理强调继承传统，马烽等人则不同）两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因而认为“山药蛋派”并不存在。近期则如张恒认为“事实上，却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只是到了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
‘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席扬是将赵树理归入“山药蛋派”的，他将“山药蛋派”的代际构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赵树理，第二个层次是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第三个层次则是指建国后五六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一批山西作家，如韩文洲、李逸民、义夫、谢俊杰、杨茂林等人，第四个层次是指主要作品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批山西作家，如权文学、潘保安，甚至成一、张石山、韩石山、张平等作家的前期创作。我对席扬的这一将“山药蛋派”的代际构成分为四个层次的说法是深表认同的。从“山药蛋派”的创作历程来给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创作轨迹：赵树理的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成熟于30年代的《灵泉洞》其创作高峰是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这一高峰期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三里湾》始告结束，其后则步入少产且创作追求陷入困窘的停滞期。西、李、马、胡、孙晋绥五作家的创作起步于40年代前期赵树理创作的高峰期，在赵树理文学创作高峰的后期及停滞的前期，该五位作家的创作步入高峰期，这就是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胡正的《汾水长流》孙谦的《伤疤的故事》等作品的出现。
这五位作家的创作高峰延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始告结束。韩文洲等人的文学创作起步于马烽等人创作高潮的后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作家基本上没能形成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文革”后年轻的“晋军”的文学创作起步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山药蛋派”丰厚的文学土壤，并曾一度为“山药蛋派”的文学创作留下短暂的辉煌，这就是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血泪草台班》《官锥》成一的《顶凌下种》柯云路的《新星》等。但在随后时代审美风尚的分化中，他们终于各树一帜，有了不同的新的艺术追求，“山药蛋派”从作家的队伍构成及审美风格的凝聚上，遂不再存在。在这其中，是张石山，而不是权文学、潘保安，更值得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并不是因为其创作成就大于权、潘，实乃是因为从创作精神、创作风格上，张石山都越过了韩文洲、马烽等“山药蛋派”的第三、第二代作家而直追赵树理，你读读他的《血泪草台班》《官锥》那简直就是对小二黑、小芹、三仙姑命运的更深入的再写，在对赵树理创作精神、创作风格的深刻把握上，都是潘保安的《老二黑离婚》之类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在上述“山药蛋派”的承传更替的流变过程中，可以看到，赵树理5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远不及40年代及50年代前期的创作，马烽等第二代作家的创作远不能与赵树理的创作齐肩，韩文洲等第三代作家的创作较之马烽等人又更为逊色，年轻的“晋军”一代的创作虽然在80年代前期曾显赫一时，但恰似回光返照，灿烂一闪后，即告别旧体，寻求新潮。有趣的是，解放区及当代文学中，另外一个唯一可以称之为流派的“荷花淀派”的演化轨迹与之可谓是大同小异。“荷花淀派”的第一代作家是孙犁，第二代作家是50年代的刘绍棠、丛维熙，第三代作家是60年代的韩映山，第四代作家是80年代的铁凝。同样地也是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三代不如第二代，第四代是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略有不同的只是，刘绍棠、丛维熙是在孙犁的有形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比起马烽等人是在赵树理的无形的精神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代际构成显得更为明显。
第二个问题，如何认识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之所以在“山药蛋派”的构成上，屡屡发生意见分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即如前述，戴光宗、张恒等有代表性的意见，都是不同意将赵树理与马烽等创作群体联系在一起，即使席扬，虽然那么肯定地将赵树理归入“山药蛋派”的“旗手”位置，但在对“山药蛋派”的具体论述中，又常常将赵树理排除在外，如在该书《“山药蛋派”艺术选择是非论》一文中，“把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中一个独立的特殊存在，本文以后的论述除个别地方外，一般不再包括他”。我觉得之所以可以把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能够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有这样三个：
首先，“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诚如席扬在该书中所详细考证的，“山药蛋派”的命名有着一个十分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虽然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的创作，在40年代即已成果颇丰，但直到1958年《文艺报》12月号，推出《山西文艺特辑》，才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界第一次把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被称之为“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派”，“山药蛋派”这一称谓则早在这些称谓之前，作为一个“含有明显贬义”的称谓，在人们口头私下流传着，直到1979年才由李国涛先生“正式把‘山药蛋派’从口头上移入文章并以概念的形式提出来”，且用“山药蛋派”这一称谓从特质上来概括该派，较之用“山西派”“火花派”从地域上、杂志名称上概括该派，更为准确、深刻。因之，我同意席扬所说：“山药蛋派”“‘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正因此，“这种命名的曲折过程也含纳着丰富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和审美观念上的深刻歧见”。就是说，“山药蛋派”的种种“派性”，是在一个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接受过程中，被提取、抽象、概括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如席扬所说：“时代的‘语境’因素和权力话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赵树理的理解向度和消化深度”，其次，“山药蛋派”之所以会在接受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具有鲜明风格的艺术流派，赵树理之所以会在接受的过程中，被视为“山药蛋派”的“旗手”，除了“接受”的时代、社会、文化种种因素之外，还因为他们自身有着太多的相似性、一致处，如被席扬及许多论者所反复论证过的：清一色的山西农村题材、紧扣时代发展、擅长于“中间人物”、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作品的通俗性、乡土性等等。那么，诸多论者为什么又总是不同意将赵树理与马烽等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联系在一起或者将二者相提并论呢？那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在相似之中的巨大的落差。这落差席扬认为赵树理能够“进入到农民文化的本体内部或农民的文化心态里去”，马烽等人的“创作的韵味基本上盘桓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赵树理有着“五四理性”与农民情感的困惑与痛苦，马烽等人则没有。
我觉得席扬的这一判断是相当到位的。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这些不同，所以，赵树理是以农民为本位，是站在“存在”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的，马烽等人则只能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本位，是站在时代社会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这二者在40年代及50年代前期有着相当大的重合性、融合性，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则越益分离。如是，马烽等人的文学创作之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也就伴随着这种重合性、融合性及其后的越益分离的流变轨迹，而从“形神相似”越益趋向于“形似神不似”，至于“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则从其一起步，相较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就只是徒具其“形”而无其“神”了。需要稍稍多说一句的是，“荷花淀派”前三代作家创作的演化轨迹也基本上是如此。
再次，“山药蛋派”的演化轨迹，上从赵树理最初创作时对五四文学大众化的承续，下至对“中间人物论”进行批判后，开启了“文革”“高大全”英雄观之先河，可以说，体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有着内在有机血肉关联的文学时段的流变轨迹及其主要特征，如果不把赵树理归纳进入“山药蛋派”，我们也就无法从一个最为根本之处，无法有一条贯穿全身的主线，无法有一个价值凭依，来对这一流派及其这一文学时段的兴衰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梳理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山药蛋派审美”。这觉得席扬在本书中提出的“山药蛋派审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席扬并进而论述了这一审美形态在解放区审美中的“旗帜”作用、导向作用。我想补充或者进一步生发开去的是，如果我们将之置入中国现代化这一大的格局之中，也许我们还将对此有着更深一步的认识，或者说，这一概念，还有着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开发的巨大空间。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革命根据地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根据地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以“山药蛋派”为旗帜的根据地文学，是根据地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情感形态的形象反映，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在都市现代文化占主导位置的中国的今天，至少在文学界，如何汲取以“山药蛋派审美”为代表的根据地文学的价值资源，以对现代化形态中的种种弊端、弊病的制衡来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是一个亟待研究的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惜乎人们对此尚研究无多。
第四个问题，关于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一般人的视野里，赵树理是作为“现代的农民作家”的身份出现的，是作为“体制内”作家出现的因之，就如同席扬所说：在“无形之中把他排除在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了”。席扬本书的一个亮点，我以为就在于他对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是当今学界、思想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热门话题，对这一话题的热衷，显示了学界、思想界对自身的反省，显示了学界、思想界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构建中重要作用的高度关注。应该说，这一话题在一向缺乏知识分子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现实作用的话题。关于法德俄知识分子，关于英美派知识分子，关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关于顾准、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讨论，都曾而且现在也还在热烈地进行着，这些都是大大的好现象。但是，在这其中，也有一个令人十分遗憾之处，就是没有关于赵树理知识分子意义的讨论。
相较于法德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体制急进变革的努力，相较于英美派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建设，相较于保守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呵护，相较于顾准、陈寅恪、钱钟书对“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坚守，赵树理的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坚定地站在底层民众特别是下层贫苦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生存立场上，为了他们的现实生存——这一现实生存，包括他们的物质生存、精神生存、情感生存等等，不懈地顽强地批判种种不同层面、时空的“现存秩序”，发出他们的“声音”，虽然这一“声音”时而因被置入某一向度极度放大而“失真”，时而又被斥之为不合时宜的“恶声”，时而又因不入种种“学说”而常遭讥讽，但赵树理的这一“声音”，却终于因自身的顽强而又固执的存在，而使底层民众的现实生存不至于“失语”“失声”，并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这一种类型的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功能、使命，得以存活。对赵树理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以为在当今的知识分子研究中，是非常不够的；在当今对底层民众这一弱势群体的忽视中，又是迫切急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