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九一八”，舆论界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国耻”的纪念。《大公报》就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强民众对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一方面虽然承认“国难”之日甚，“九一八者，乃积数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败之原因而成，此四年来国难之增进，又系九一八后依然怠惰散漫粗疏腐败所使，今者问题之重大与真挚，又过于‘九一八’当时者远甚。”一方面又鼓舞民力，坚信民族可以复兴，“培养民族自信心的方法不外对内修明政治，精诚团结，对外有一贯的政策，有保守国土之决心。”危机孕育着希望，苦难也可以激励人们奋进。到了1935年前后，舆论界普遍都认为全国民心的团结已经成为事实。《大公报》在1936年11月31日的社论中说道：
中国统一之凝固，自古以来，无如今日，不仅为民国以来所未见。此无他，全国人心定于一之故也。一者为何？全国军人学子及一切有正当职业者，与夫略受教育训练之一般壮丁，或不甘亡国，或欲奋斗救国，故中国统一之基础，乃完全建于此一致的守卫祖国之热情之上。此时势迫使锻炼而成，三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所不能梦见也。
结语
张君劢曾指出，国家的存在必须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一为法律的，一为道德的。在中国如何建构现代国家，也无非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以法律入手，其方向是向前的，以建立现代合理的制度为导向，常常以“现代化”、民主制度、专家政治等政治符号获取大众对国家的向心力；从道德入手，其方向是向后的，以延续传统中共同心理机制为目的，并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试图在历史中寻求有利于塑造国家认同的辉煌经历或是悲情意识。1930年代，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是从这两个方向努力的。概括言之，胡适宣传的“建国”主要是从“法律”角度着眼，而张君劢主张“造国”运动则是从“道德”入手。《大公报》则致力于塑造民众的“爱国”意识，试图说明国民与国家利益上的一致，鼓动民众和政府的团结，这也符合它作为舆论界的社会责任。
注释：
①杜赞奇反对以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抹杀二十年代中国曾经一度非常兴盛的，试图通过“地方自治”来建立中国的事实。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前言以及第2编第4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及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于《学术思想评论》第10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这从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和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大公报》、《申报》在呼吁统一方面不遗余力，而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指责地方军阀的割据，是阻碍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因素。
④从理性的角度，国家意识体现为知识分子对于各种国家理论学说的引介与倡导，以及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现实途径的思考；从感性的角度，国家意识的提升还表现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以及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爱国情绪。
⑤学界有一种观点，将胡适和张君劢为首的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视为自由主义的两个重要阵营。认为胡适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方向，而张君劢则更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参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许纪霖为该书所作的序，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因此，这里以胡适和张君劢为代表，来探讨1930年代知识分子在个体—国家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⑥《〈新月〉的态度》，《新月》一卷一号，1928年3月10日。
⑦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44—145页。
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2年2月1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⑨胡适：《民权的保障》，《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
⑩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123页。杨天石：《胡适1933年的保定之行》，收于《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集》，1933年4月8日，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
张君劢：《赖氏学说概要》，张士林译、拉斯基著：《政治典范》序言，商务印书馆，1944年。
胡适在1930年代，曾提倡“无为政治”，显然受斯宾塞的影响。他主张在农村将政府的权力只缩小到警察权，“我们只是贫儿，岂可以妄想模仿富豪的大排场？我们只是婴孩，岂可以妄想做精壮力士的事业？”（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然而胡适的“无为”乃是指政府没有能力而言，并没有“制限权力”的意思。斯宾塞则要求制约“政府的权力”，实际上表明政府是有能力的。
关于拉斯基的“个人主义”及其对英国自由主义的继承，参见萧公权：《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1932年6月。
萨孟武将“主权多元论”者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其一，以法国狄骥（即戴雪）为代表，认为国家受法律约束，法律则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其二，认为主权不在国家而在法律；其三，英国的柯尔则认为主权不是国家所有，一切社团均有主权。参见萨孟武：《政治学原理》，黎明书店，1944年4月，18—19页。
邱辛白译、拉斯基著：《政治》，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14页。
孙宝毅：《拉斯基论国家》，《再生》3卷7期，1935年9月15日。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胡石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
《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1938年4月印），《中国民主社会党等党派全宗会集档案》，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43页。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88页。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2日。
程其保：《对于恢复与整理上海各大学之商榷》，《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22日。
翁文灏：《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
胡适说，“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前进的新势力和反动势力同时出现。”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参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专号》，《外交月报》1卷4期。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张君劢：《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国之立国大计》，《再生》第2卷第1期，1933年10月1日。
杨公达：《唾面自干的亲日外交》，《时代公论》第84号，1933年11月3日。
引自马季廉：《有组织国家释义》，《国闻周报》9卷48期，1932年12月5日。
自清末以来，关于中国是否成为一个国家的问题已经屡有论及。梁启超哀叹中国2000年只知有朝廷，不知道有国家。章太炎很重视“国”与“史”的关系，一国种脉之存续多依赖于本国的历史，“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页。）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才有历史，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各民族在达到这个使命（历史使命）以前，也许已经没有国家而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生活，在这个时期内，它们或许已经在若干方面获有某些方面的文化……但是那些显得如此广泛的大事变，是属于历史范围之外的……但是国家却要首先提出一种内容，这种内容不但适合于历史的散文，而且在它自己的生存的进展中产生这类历史。”（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100—101页。）这种将“国家”绝对化的理论，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颇具警醒的作用：中国数千年的经历不过是“属于历史范围以外”，中国尚未能跻身于承担国家之历史使命的阶段。比起章太炎强调的“史以存国”，黑格尔“无国家则无历史”的观点，则无异于宣判中国仍然处在“史前时期”。东方各民族在黑格尔看来，显然还无法承担起“绝对精神”的历史使命。参见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导言以及第一部分：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
R.H.Tawney著、蒋廷黻译：《中国的政治》，《独立评论》第36号，1933年1月22日。
（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78页。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2日。
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3日。
王芸生：《芸生文存》自序，《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8册（据大公报1937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1989年。
同上。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
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
翁文灏：《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关于“合法性”的问题，这里主要参考马克思·韦伯的相关论述。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统治，都有要求别人服从的依据，这种依据出于对“合法性”的信仰。（参见韩水法编：《韦伯文集》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211—215页。）“权威”自然与统治的“合法性”相联系，要求给出接受权力支配的原因，而“权力”则与强制和命令的行动有关，拥有“权力”不一定意味着具备当然的“权威”基础。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2年11月5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适：《宪政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孙中山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的讨论，贬低“行”的意义，意在使革命的行动者服从革命导师的意志。关于胡适对“知难行易”的批评，见第三章。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