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白之冤，晏殊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倾吐内心的隐忧，这不等于他对人生中的磨难与不公无动于衷，我们可以从晏殊的词中找出一些表达的蛛丝马迹。晏殊词中多有写闺情之作，词中所写女子多为失意型，因此时人多讥评如此做法为“作妇人语”。晏几道作为晏殊之子，深知父亲作词的真实动因，曾找到蒲传正做过当面更正。《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第二十六引《诗眼》云：“晏叔原（几道）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传正笑而悟。”唐圭璋编著，《宋词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这则词坛轶事在赵与时《退宾录》卷一中也有引用，不同之处在于晏几道用蒲传正话中的自身矛盾将白居易的诗句改为“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去讥讽对方对父亲词的误解。晏几道如此所为很灵验，使蒲传正真正悟出了晏殊作词的目的在于借闺中失意女子的描写表现人生寄托的真实所在。晏几道说的中心意思是不能将“年少”理解为“所欢”，而蒲传正却在这个关键之处犯了简单的错误。赵与时在引用如上词坛轶事时同样发表了错误判断，认为“叔原之言失之”，诚非知人之言。刘永济、俞平伯因此得出结论：“宋初诸公之闺情词，乃托闺情以抒己情，与五代诸家之写闺情别无寄托者不同。”“晏殊此词（《玉楼春·春恨》）合下录之《踏莎行》（“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小径红稀，芳郊绿遍”）二阕读之，便可知其为托闺情以抒己情，非专作妇人思其夫之语。盖所托之情，关涉朝政，不便明言，故托之闺情也。叔原深知此词所托之意，亦不便明言，故引乐天诗以讥传正使之自悟。传正闻叔原言，亦体会出叔原之意，知己之前言，但见表面，未得作者本意，故笑而悟其言之失。于此又可知宋初词家之所以于五代诸家中独喜冯延巳词之故。盖冯词即托闺情以言己情者，前选冯词可证也。李煜之词除宫中行乐诸词外，亦有托闺情以写悲苦者。故此二人在五代诸家中影响宋词特大也。”刘永济，俞平伯选注，《唐宋词名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0页。两位先生还对《踏莎行》两阕的寄托作了更为详细的考释：“考仁宗朝朋党之祸已兴，晏殊与孔道辅、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相善，而与吕夷简不合。及夷简为相，就因故贬逐孔、范、余、尹诸人。此二词当即暗指此事。前首之垂杨似指同党之谏官，言谏官虽犯颜谏诤皇上（春风）何尝能留住被逐之人（行人）（此句指“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作者附注），后首则言皇上（春风）不能禁止异党之小人（杨花），致使彼辈纷纷排斥同党之正人（“濛濛乱扑行人面”）。其余各句，则不过从景物中衬出离别后之情感而已。由此可知，前《玉楼春》词所描写别离之人，即此二词之‘行人’；《玉楼春》词之‘离愁’和‘相思’，即此二词之‘销魂’和‘愁梦’也。”但两位先生并不赞成句句比附，因此接着又说：“前人因此便句句比附来说者，太觉牵强，不可从。”刘永济，俞平伯选注，《唐宋词名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63页。如上所云绝非向壁臆说，而是联系作者的身世与时代创作倾向作出的判断，具有深刻的理性品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晏殊词的本质特征具有启发意义。
晏殊写恋情词有大致相同的格套。其中的主人公总是苦苦地盼望与离开自己而去的异性依恋对象能够重新团圆，心中充满无限愁苦，这样独上高楼、目尽（断）、望断、相思、凭栏（高楼）、销魂等成了词作中较为多见的字眼。下列几首以供参阅：
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映林嘶，行人去棹依波转。画阁魂销，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踏莎行》）
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潇潇雨。（《踏莎行》）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醉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余花落尽青苔院。百尺朱楼闲倚遍，薄雨浓云，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归早晚，斜阳只送平波远。（《蝶恋花》）
上选三首词中主人公在情思流程与行为举止方面的刻画基本是同一模式。这是否为偶合？“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刘熙载《词概》），晏殊词学冯延巳无疑。冯延巳词有何特点？王国维评之为“堂屋特大”（《人间词话》），即“在抒写艳情的同时，‘注入’了相当深广的忧患意识”杨海明著，《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简单推理可知，晏殊词也必然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特征。论晏殊词有“寄托”不是简单附会，因而不能轻易否定。陈祥耀先生认为，《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有政治寄托，特别是“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为针对仁宗无故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贬出朝廷而发，作为朝廷重臣，因无法留住这些贤能之人，无奈之下才发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的愤慨之声。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422页。与上述三首词具有神理相同的作品是《山亭柳·赠歌者》，词“假借一个歌女”的刻画，“发泄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感慨”。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此词与上述三首相同的方面是神理，比之更为明确的则是于词的末尾道出了词人伤心的具体心结，那就是“衷肠事，托何人”，把一个满怀忠心却终蒙不白之冤，却又无处辩说者的情怀彻底地亮了出来，这与晏殊的人生经历和合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是我们研究晏殊内在心绪必然要看好的重要作品。
一些特别人物的构写应该有作者的创作心理倾向在里面，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完全把维特当做自己的化身。某种特定创作模式的选择也包含着作者内心的审美追求。本文的研究对象从模式上看，无疑与上面所举几首词属于同一模式，其中构写的人物也为同一类型——执著追求型。这就使我们更有理由认定词具有“寄托”的必然性。词的上阕写景，对于主题的突出仅起烘托作用，关键处在下阕。下阕刻画人物的精神，抓住了两个重点，其一为“望尽天涯路”，其二是在不知寄往何处的情况下，依然打算“寄彩笺兼尺素”。这种执著与《离骚》中所写的上下求女情节相同，表达了词人追求君臣遇合的内在情结，有着十分厚重的思想内涵。
四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与“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叙说了完全相同的内在情结。不用费力细解，谁都能够看见，都突出了迫切表达衷肠的心绪。晏殊是一个对皇帝十分忠心的宰相，执政期间没有做过任何违逆皇帝意志的事情，当然也不可能说使皇帝不高兴的话。平时做人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生怕惹出是非，是一个八面求稳的人。为了求全，他在皇帝面前能够按住心中的怒火，任听女婿富弼骂其“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883页。如此便使他成了一个不可能在政治上有突出建树的人物。为了左右逢源，有时竟然到了只顾僧面却忘记了还有佛面的程度。此消彼长的客观规律早就注定了他必然要遇上不可避开的灾难命运。晏殊所受无端攻击，莫过于晚年的罢相一事。这一劫对于晏殊是始料不及的。给李宸妃写墓志是受仁宗之命，一向闻风从命的晏殊是绝对不可能违命的。同时庄献皇太后（刘太后）正值临朝，威同武则天，连仁宗都要避让几分，仁宗破例为她献上四个字的谥号就是突出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依晏殊一贯以保全当下的为人原则，晏殊首选的路子一定是宁可得罪仁宗也不可得罪刘太后。这样便有了未能如实写出李宸妃生仁宗的真实，这等于晏殊为刘太后的造假做了死心塌地的保护。如果晏殊在彼时如实道出事情的真相，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刘皇后最得意的事与最怕别人揭穿的事就是狸猫换太子之事。而替刘皇后做了胜过一般刀笔吏的回护之后，虽然晏殊内心也有愧疚感，但眼前还是得到了良好保全。最后的结果也说明了问题，在仁宗知道晏殊所为之后，有谏官的弹劾上疏后才作出了罢免宰相职务的决定，毕竟没有伤害到性命。晏殊在仁宗面前撒下了弥天大谎，作为读透了古书的文臣，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虽然仁宗能够充分理解晏殊当初所处的政治环境，但还是半偏半就地制裁了晏殊。面对如上一系列事件，晏殊有口难言。儒家提倡的当仁不让的精神在刘皇后的威逼面前，晏殊早已是只见内心而不见行动。当真相在刘皇后死后成了大众话题后，仁宗为之伤心至极，晏殊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触动？当无端的迫害到来时，晏殊只能保持沉默。如果仁宗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处死晏殊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不管怎么说，晏殊在罗织罪名之人的眼中是欺君之臣。对于上述难于向人启齿的大问题，在晏殊那里找不到确切的文献史料解释文字。晏殊想解释恐怕也不易解释清楚。与其说不清楚，还不如保持沉默。但是“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丽的歌喉来慰藉自己的寂寞”（雪莱《为诗辩护》）。这里所说的“诗人”包括各种类型的文人。于是我们又找到了晏殊选择词体文学作为抒情工具的理由。
根据以上的“忧生”说，再结合具体词句加以分析，“昨夜西风凋碧树”极有可能写的是受到孙甫、蔡襄无端弹劾之事，“西风”当然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碧树”理应是遭受迫害的词人自己。“望尽天涯路”当是贬出京城后，翘首瞭望皇城的举动，表现出词人仍然盼望与仁宗皇帝遇合的心情。仁宗与晏殊是有感情的，晏殊对此十分明白。在晏殊病重期间，因杨文仲的有意回护，仁宗未能及时探视，最后在去世前没有来得及见其最后一面而感到遗憾，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中华书局，2001年，第350页。但仁宗也有不高兴与糊涂的时候，晏殊也有对不起仁宗的时候。被贬谪外出的晏殊一定认真反省过。晏殊“遇人必以诚”，不会故意为人制造麻烦。要说晏殊写李宸妃墓志未能如实道出真实而对不起仁宗，那也纯属无奈，晏殊对此还是心存内疚的。这种情结外化为美丽的词句，即是“欲寄彩笺兼尺素”。但是自己身处荒郊野外，又有长山阔水横在眼前，彩笺与尺素能够寄到仁宗皇帝那里吗？山水是景物，也暗指罗织罪名的小人。晏殊的担心不为多余，过去的往事不能不使他心存胆寒。如果真有一天能够在仁宗面前将自己的衷肠一展无余，那将是一件令晏殊最为快意的事情。“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正是这种期盼的写照。对于晏殊词中的韵外之致，前人多有看出。郑骞《成府谈词》认为“《珠玉词》清刚淡雅，深清内敛，非浅识者能了解”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夏敬观《二晏词评》认为晏殊词“托于男女情悦思慕之言，实未之废”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中华书局，2001年，第146页。，对我们认识晏殊词句的意义具有启发作用，当予以足够重视。不能以诗的使命是以抒发人类普泛化情感为追求目标去否定晏殊词的特殊性。离开知人论世去解读晏殊词将会生出沧海遗珠之憾，应该引以为戒。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考论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知识产权属柳永，而非欧阳修，这可从柳永词的结构模式加以证实。词表达了主人公对恋人忠贞不渝的情怀，也表现出词人追求科举事业功名的坚定信念。由此可以看出，柳永的部分词具有韵外之致，显示出高雅气质，不能完全以“俗”视之。苏轼将之概括为“不减唐人高处”，诚为识津之言。柳永能够在词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这在客观上向我们宣示出了其人的复杂性。以官品论人品进而论词品的模式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不足取，应该纠正。
一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出自柳永名作《蝶恋花》，现录全词如下，以便观览：
伫（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人）谁会（得）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况）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无人会得凭阑意”又见相邻的《卜算子》中，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本）
此词在唐圭璋编的《全宋词》（竖排版）中，知识产权归属于欧阳修，且字句有个别地方不太相同（具体不同以见上述括号中所有标出），标点符号也不相同，此处用新式标点，更符合现代人的理解。王国维明知“独倚危楼风细细”词同见于《六一词》与《乐章集》中，但终于认为：“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也将知识产权归为欧阳修。在其《人间词话》中讲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需经过三种境界时，最后说出了“晏欧诸公”之语，又是确切证明。现代人已对柳永此词的知识产权不存异议，表现为多种宋词选本都将之收到柳永名下。人们只将作品固定在柳永的名下，但较少说明确实理由。很明显，简单搪塞是不科学的。
唐圭璋词学大师，如果没有他在词学研究方面的开拓，我们现在也许还处在基本文献资料的初级摸索阶段。这说明竖版《全宋词》将知识产权归于欧阳修有其充分理由，只是不必要在此重复而已。唐圭璋等人撰写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已将之更正为柳永，说明对此种做法唐先生是认可的。唐圭璋等人的《唐宋词选注》及横排版《全宋词》唐圭璋编纂，王仲文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都将此词的知识产权归为柳永。何况唐圭璋先生有过《宋词互见考》的力作，这个简单的词作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不应该再作为一个研究命题提出来。其实不然，至少在词中有两个方面能够看出属于柳永不可复制的特征，需要我们一一加以辨析。以下作详细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