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考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因被王国维称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三种境界之第一境而名价更高。今人诠释此句词义多受王国维所说影响，只从字面及联系上下文系脉看起，一般都认为写主人公登楼瞭望所思之人，没有走出表达游子思妇离愁别恨传统主题的限域。这种判断显得有些过于简单化。被喻为理性词人的晏殊自然不会仅以传统主题创作作为终极审美追求。此词仿《离骚》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出了词人内心对君臣遇合的追求，隐含着难以称说的家国与身世之感，与《山亭柳·赠歌者》《踏莎行·碧海无波》等词的情调及内涵一致。因此，此词有可能是词人的后期之作。
一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出自晏殊《鹊踏枝》（此词有的版本将词牌标为《蝶恋花》，因《蝶恋花》原名《鹊踏枝》《凤栖梧》，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唐宋词鉴赏辞典》等就是），全词录下，以供观览：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缣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今人对晏殊如上名作理解各有不同，连最简单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性别判定都存在见仁见智的分歧。唐圭璋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主人公是词人自己。在《唐宋词选注》中说：“晏殊词有时也能反映出较深的含意，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是写西风落叶、众芳污秽，词人独自登楼望远的心境，意味深长，引人深思。”唐圭璋，潘君照，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唐圭璋的观点具有普遍意义，从之者较多，学者沈祖棻即是其中之一。沈祖棻著，《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页。刘学锴认为词中的主人公是女性，而非作者自己，与唐圭璋的观点明显不同。刘学锴以“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作为判断的起点，找出了在整首词里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不可能随着词句的变化，被描写的主人公随时发生性别的改变。他这样说：“‘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无理的埋怨，却正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枨触的。”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413页。有上文的“女主人公”，刘学锴在下文的叙述中就只提“主人公”：“‘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主人公的强烈感受。”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还有与如上相同表述，不再赘列。谁都能够看出，这里的“主人公”就是“女主人公”。叶嘉莹也认为词中的主人公是女性，这里不去详细引述。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第一条与第二条中接连两次提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词句，将此推向了极高位置，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国维对此词句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认为“昨夜”句可与《诗经》中的名篇《蒹葭》相埒。其第一条云：“《诗经·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第二条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三种境界中之第一境。在《人间词话》第一百一十八条又一次提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第4、5、100-101页。《人间词话》正文共一百二十六条，其中提到的词人与词作不在少处，而仅此一句就占到如许篇幅，足见王国维对它的看重。王国维的话需要作进一步诠释，否则雾里看花终要引人遗恨。“‘风人深致’指诗人‘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因而可以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娇柔装束之态’”。“意颇近之”说明晏殊的词句不能用平常眼光加以关照，必须提高到与《诗经·蒹葭》相同的程度去审视。《蒹葭》是什么样的作品？说者各有观点，难以统一。有“刺襄公”说，有“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说，有“招隐难致”说，等等。王占威著，《诗经名篇集释集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6-127页。如上数说出自古代治《诗经》权威者毛亨、姚际恒、方玉润等人之口，我们不能轻易加以否定，连朱熹都对此解释表现出高度谨慎，在《诗集传》中云：“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今人经过充分思考后得出写“怀人之情”的结论，“但其所追求的对象为谁，迄今尚无定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页。余冠英将之断为“情诗”余冠英著译，《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26页。。《诗经》中的《国风》是民歌，所以《蒹葭》是民歌中的情歌。情歌中写的是男女恋情，晏殊之作“意颇近之”，说明在王国维的眼中，《蒹葭》与《蝶恋花》都是抒写恋情的作品。如果仅仅以此去判断王国维对晏殊词句的意义只在简单地写了情场上的男女之恋，那恐怕是小看了王国维，也对晏殊的创作本意有所忽视。这就需要我们看王国维的“诗人之忧生”说。《人间词话》一百一十八条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这里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晏殊词句意义的重要信息。王国维的意思在于，作为恋情词的《蝶恋花》还有“忧生”的更深蕴意。理解晏殊此词与《诗经·小雅·节南山》的必然联系，要清楚前者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古今对《节南山》的主题没有分歧。《十三经注疏》在《节南山》下的副标题为“家父刺幽王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40页。，《诗经原始》中的副标题为“家父刺师尹也”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第387页。。不论字句表述有多少不同，但表达的主题是不会有出入的，即作者以大夫身份揭露周幽王信用太师尹氏，尹氏权势显赫，执政不公平，亲近小人，欺骗贤良，以至于天怒人怨，灾祸频仍，民不安宁，致使国家濒于危亡的混乱境地。诗劝谏国王自我惩戒，接纳正言，改正错误，安抚万邦，但是作者的谏言并不能纠正幽王和尹氏的错误，他们的昏庸暴虐把西周王朝推向灭亡的绝境。作者家父为周幽王时著名大夫，国亡必然危及自身，是彼时政治黑暗的实际受害者，所以作此诗表达自己内心的忧生之感。王国维对家父的忧生意识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在《文学小言》中还与《离骚》《远游》相提并论：“‘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王国维著，《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离骚》《远游》均为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著名作品，王国维拿《节南山》中的句子与之并看，找到了家父与屈原的共同品格，可以看出“忧生”的含义所在。晏殊又特别喜欢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刘攽《中山诗话》）。王国维对此是知之甚熟的，因此在《文学小言》中说完晏殊词具有“忧生”品质后，接着就以“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说此乃“诗人之忧世也”，对比的靶标是冯延巳的词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并以“似之”作结。由此可看出，王国维对“忧生”与“忧世”的晏殊与冯延巳是同等看待的，也说明晏殊的词是可以与冯延巳的“忧世”词同看的。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忧生”也包含着对国与己的深刻关注，具有“忧世”内质。王国维之所以将晏殊如上词句当做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界看，是因为王国维深知，做出大成就的人首先要具有如上所云“忧生”“忧世”之品质，这里无疑寄寓着对词句含义的深层领悟。
二
王国维对晏殊词句含义的领会具有本质性，是全方位读懂晏殊的表现，对我们有巨大启发意义。“忧生”的层次应该包括忧国（君）与忧己，不能以简单眼光的审视。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太平宰相，晏殊有“忧生”情怀吗？回答是肯定的。
对晏殊忧国情怀的探寻要从国家所处的大环境入手。晏殊生于991年，此年为太宗淳化二年，逝于1055年，此时为仁宗至和二年。十四岁时被以神童荐于朝廷，赐同进士出身，从此跻身于官宦之列。在以后的为宦生涯中，可谓飞黄腾达，由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贡举，三司使、参知政事、加检校太尉、加同平章事等官职顺利攀升，在人们眼中官运当是再顺利不过的了，但晏殊所处的国家大环境并不能令人处处乐观。众所周知，仁宗执政的中前期正是晏殊为官最为通达之时，此时国家积贫积弱与冗官、冗兵、冗费带来的积弊越来越明显，太平盛世不过是一贴欺骗风痹之人的劣质膏药。辽国册封赵元昊为夏国王时为1032年，辽国的册封具有巨大号召力，在辽、宋、西夏的三角关系中所起作用尤为重要。这预示着辽国有与西夏人合谋与大宋对抗的重大嫌疑，此时晏殊正官居参知政事。赵元昊“自袭封，即为反计”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757页。，并进行大量反叛准备，时在1034年，这是晏殊任参知政事以来遇到的另一件国防大事。1038年，蓄谋已久的反叛准备就绪，元昊僭号称大夏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完全宣布独立，宋、辽、西夏鼎立局面形成。这对两年之后加检校太尉、充任枢密使的晏殊不可能不产生震动。以后宋夏长期处于且占且和的状态，而且宋人在彼此交往中，多处于败多胜少的被动地位。加上辽人的不断背信弃义和“将不知兵，士不知战”的军队作战能力极为低下的现状，宋朝越发难以应酬与日剧迫的边防危机。这对将要登上宰相位置的晏殊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考验。庆历新政始于西夏人反叛及辽人多次故意挑起事端以便勒索岁银以后，是宋王朝解救内急与外患所采取的临时预警措施。晏殊1042年加平章事，庆历新政始于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的1043年，因此对“新政”的内容及仁宗授权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同时也应该是支持的，否则就会有悖于宰相的职责。晏殊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中，忧国是必然的，无须再费口舌强为之辩说。
晏殊也有忧己的时候。尽管晏殊在朝廷为官期间的表现特别令上下左右满意，尤其仁宗对其仁爱有加，甚至在晏殊为了避女婿富弼任枢密副使给工作带来不便之嫌，请求罢免自己的宰相职务，又请求解除枢密使的职务时，仁宗竟然不顾任官的回避制度，没有答应，致使作为岳丈的晏殊与作为女婿的富弼同在枢密院分别任正副职务的时间得以延续。晏殊于1044年蒙受不白之冤被罢去平章事兼枢密使之职，改为工部尚书，知颍州事，成了出镇外州的官员。这是晏殊为官期间由平步青云向羁旅行役的开始。晏殊被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为谏官孙甫、蔡襄指斥晏殊给李宸妃撰写墓志，未言及生仁宗之事，被认为是故意隐去事情真相以蒙骗天下；其二为指斥晏殊役使官兵修治租赁的房屋以图己利。以上两条罪名纯属捏造，且是相同的两个人所为。事情的起因是，晏殊任宰相期间，对孙甫、蔡襄等谏官多有“不许”，给善于罗织罪名的谏官留下了见机报复的机会。宋真宗时李宸妃怀孕了，而刘皇后却没有怀孕。刘皇后想及早生下皇子以便更进一步在皇帝面前邀宠。无奈之下便生出在衣裙遮盖的腹下填上杂物装作假孕在身，以待宸妃生子后将之偷换过来，据为自己所生的诡计。当李宸妃生下龙子后，刘皇后结交宦官，偷着用狸猫换走了孩子，反倒诬称李宸妃所生是怪胎狸猫，李宸妃因此失宠于真宗。刘皇后从李宸妃那里抱来的孩子被立为太子，后来继承了帝位，此人就是宋仁宗。刘皇后的地位因此得到了高度巩固，而李宸妃却一落千丈，成了宫闱争宠中的牺牲品。李宸妃去世后，宋仁宗命晏殊写墓志，由于刘皇后还健在，晏殊不敢把仁宗生母为李宸妃的真实写在李宸妃的墓志中，这等于将莫大的历史真实隐瞒在确确实实的文字记载中。如果这样做是出于蓄意，那执笔者将是罪该万死，但是晏殊是出于刘皇后的威逼所致，是应该网开一面的。实际上，此段宫闱秘事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公开道出的真实，待刘皇后死了以后，阴霾不复存在，真相才得以大白。孙甫、蔡襄正是在刘皇后过世之后才大胆指斥晏殊写墓志时不敢直言的。如果换位来做，指斥者恐怕也不可能直言。第二条罪名也不能成立。“规利”事由晏殊外甥杨文仲及“辅臣例宣借者”所为，“时谓非殊之罪”。晏殊一贬约十年后方得归朝。对此晏殊是否会心若止水，毫无反应，这是无须回答的问题。宋仁宗面对谏官的弹劾，本来心中就有带着偏见，当然不会去明辨是非，只做顺水推舟状，皇帝也并不会问心有愧。作为荣恩备得的臣子，晏殊也不敢去据理力争，只能背着冤枉忍气吞声地接受制裁，但这不等于晏殊对冤枉一点感触都没有。晏殊终生有过两次贬谪，上述所云为第二次。第一次贬谪在任枢密副使后的第二个年头，即1027年，当初年纪还轻。事情起因是，晏殊上疏说张耆不可以充任枢密使，忤逆了刘太后的旨意。适逢陪从皇帝前往玉清昭应宫，从人手持他的笏板来晚了，晏殊大怒，用笏板打掉从者的牙齿，御史借故上疏请求弹劾，于是被贬出京城当宣州知州。晏殊本是出于忠心，反因行为小处失当而遭黜，实为大不幸。这次贬谪对晏殊来说不可能不引起内心的深刻忧虑。晏殊善于诗文词，诗文因不善保存而多遗失，唯词成了我们破解其内心隐秘的重要文献。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