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里寻夫
日本。千叶县。一所曲尺形的平房。院子里的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有凉意的空气中。水池里的金鱼从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安娜很早就起来了。照例对着耶稣的圣像做祷告。每次祷告又总是无一例外地祈祷郭沫若平安无恙。
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健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的衰损。然而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黄，又从金黄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交替，永远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
“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哪！”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所以安娜决定带着女儿淑子及幼子志鸿，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来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
“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截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
“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
“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太太，是不是请你再考虑一下？”
“对不起，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淑子、志鸿登上了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一九三七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做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了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以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辱、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
“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在西边，丈夫就在西边。西边意味着重逢，意味着团圆。她十分愉快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如今积忧烟消云散……”
碧海蓝天，海鸥在快乐地、自由自在地飞翔。
轮船破浪前进，朝着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中国驶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风暴。轮船颠簸摇晃。安娜和一对儿女挤在三等舱里，像是闷在锅里被翻炒的鱼。安娜呕吐得厉害，志鸿关心地抚着她，问道：
“妈妈，你不要紧么？”
“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志鸿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了，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志鸿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志鸿、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
安娜抵达台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派人来极力挽留，劝安娜不要到大陆去，并答应给她以优越的条件。安娜拒绝了，因为台湾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对来人说：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带着孩子寻找失去的丈夫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人故意做出一脸苦相说：“郭沫若在中国又有了一个家庭了呀！”
安娜心里一怔。继而又想，这也许是为了劝阻她不要去大陆，留在台湾或者返回日本的一个计谋。她在日本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流言，但她总是不屑一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总要找到了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于是安娜偷偷买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幼子志鸿和女儿淑子继续万里寻夫。
飞机比轮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与郭沫若见面了，安娜心里比任何时候都兴奋，都激动。她坐在机舱里，望着舷窗外面茫茫的云海，一边揣想郭沫若现在身体怎样了？面容改变了多少？
……想来想去，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二本着基督的精神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安娜和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见到阔别十多年未见的安娜，已经苍老了许多，不过身子还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就连最小的鸿儿也是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了。想到这十余年来，安娜独自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又因为他吃了许多许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对安娜的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于立群结了婚，至今已生有五个孩子了！
安娜见到郭沫若的最初一刹那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如果倒退十年，她一定会像初恋时一样，即刻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里去。然而，她见到郭沫若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又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儿排着五个小儿女，她犹如大梦初醒。不需要郭沫若向她说明，她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本是不应当发生的，可是终竟发生了。
她所担心、所忧虑的事，当别人说起她却当成流言不屑一顾的事，现在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命运对安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耽心。”
安娜十一年前对郭沫若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郭沫若和安娜，现在几乎都同时想起了这句话，那果真是圣母玛利亚的预言吗？
重温这句话，郭沫若不能不感到愧疚，安娜则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惆怅。魂萦梦绕，万里寻夫，难道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吗？安娜不是张琼华，怨愤一时竟填塞了她的心胸。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
但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共存的局面。
老朋友们看到这样一种尴尬的场面，都出来斡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了一次，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当然不是安娜，但也不是于立群，也不是郭沫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郭沫若是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的，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使得他们夫妻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冯乃超恳求道：
“安娜夫人，请你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段的局面吧！”
安娜这时想起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经爱过另一个女性——安琳。她记得那时她曾对郭沫若说过：“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旧戏重演，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那时安琳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结婚或同居，而现在于立群已经和郭沫若结婚多年了；二则那时她和丈夫有好几个儿女，安琳和郭沫若并没有儿女，现在尽管她有儿有女，但于立群同样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儿女了呀！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生的儿女如果不能没有父亲，那么于立群生的儿女同样不能没有父亲。
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五个儿女，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而她自己的家庭，由于郭沫若回国，早已在十一年前就支离破碎了……
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破镜是不能重圆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再要打破一面新的镜子？
我已经吃了许多许多的苦了，又何必再让别人去吃更多更多的苦？
我已经做过了许多无望的梦了，何必再让别人做同样无望的梦？
主啊！请启示我：你的女儿应当怎么做？
“我如今劝你，太太，可不是又给你写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头就有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爱德是坚忍的，是慈善的，爱德不嫉妒，不妄行，不自大，不贪荣誉，不求自己的私益，不暴烈，不念旧恶，不喜欢不义的事，惟喜欢真理，万事都容忍，万事都信实，万事都盼望，万事都忍耐。谁没有爱德，就在死里住。谁爱自己的弟兄，谁就在光明里住，在他身上没有恶表……”
思前想后，安娜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
她对郭沫若说。在她的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在她的心里，则流着血和泪……
郭沫若心如刀绞。他想要送送安娜。但回头一看，于立群身后，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站着五个儿女。啊啊，他们也是插在他心上的剑哪！无可奈何，郭沫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觉得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此时东北已经解放了。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安娜后来到大连定居，与长子和夫住在一起。和夫相貌酷似父亲，这对安娜是一种安慰。郭沫若的那些手稿安娜也全部献给了国家。
上海是安娜在一九二三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最先踏上中国土地的地方，她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她抚养的四子一女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一九四九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三生活对她们有厚有薄
幸福的女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
全国解放以后，郭沫若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经常陪同郭沫若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外事活动……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名字常常一起出现在报端，如像他们在生活中形影不离一样。
郭沫若和于立群幸福的生活着。高官厚禄，娇妻爱子，无论在官场和文坛的圈子里，还是在个人感情的世界中，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极致。他大概把安娜逐渐逐渐地淡忘了，但要说郭沫若完全忘记了他曾经称之为“圣母玛利亚”的妻子安娜，却也未必。在郭沫若的婚恋史上，安娜毕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她和他很长一段时期是“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这叫郭沫若怎么忘怀得了呢？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一九五九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初衷之一，是通过重新解释文姬归汉的故事，讴歌曹操的文治武功，达到为其翻案的目的，以迎合现实政治上的某种需要。坦率地说，郭沫若的这个目的并未达到，他笔下的贤主（曹操）远不如罗贯中笔下的奸雄（曹操）那么传神；他所加在曹操头上的光环远不及罗贯中涂在曹操脸上的白粉那样历久不衰，使读者倾倒。仅就为曹操翻案这一点来说，《蔡文姬》是失败了的，然而这部历史剧在另一个方面却达到了很大的成功——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及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己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总之，郭沫若是用全部心血来塑造蔡文姬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乐山。一所普通的邮局。
一位身着青蓝布衣的老太婆，邮局一开门就首先挤了进来。她手中拎了一罐咸菜和一罐豆瓣，颤巍巍地递给了邮局里年轻的工作人员，说：
“寄到北京去——”
“给哪个？”
“郭开贞嘛。”
“哪个叫郭开贞哟？”
“就是郭沫若，晓得不？”
“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