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乘坐的美军飞机，经昆明转道印度、伊朗，中间多有耽搁。六月二十五日他从德黑兰飞往巴库再转飞莫斯科，他和同机的苏联人语言不通，随行的翻译邵秘书尚留在德黑兰。郭沫若一个人乘飞机做哑旅行，不禁想起了一九一四年初他一个人乘火车往日本东京时的情景：那时同车的都是日本人，他因语言不通，只好像哑巴似的呆着，又没有日币，没法到餐车用餐，饿得饥肠漉漉。那个长着一张可爱的瓜子脸的日本女子给了他一个红红的苹果——乐园外的苹果。时间过去了三十二年，他又尝到了语言不通因而不能说话的苦味。一个人像哑巴似的呆坐着。留在日本的儿女，留在重庆的儿女，依次出现在郭沫若的脑海里，好像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可爱的长着翅膀的安琪儿在跟着他飞翔。他尤其惦念着在日本的安娜和儿女们，别去许多年，生死存亡至今未卜，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么跟着他飞的说不定只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了……
飞机在茫茫云海间飞行。郭沫若遥想着留在日本和留在重庆的儿女，心潮起伏，吟成了一首诗：
“生别常恻恻，恻恻至何时。
孤鸿翔天末，天末浮云低。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哀鸣不相闻，冷雨湿毛衣。”
郭沫若到达苏联以后，参观访问活动十分频繁。六月三十日这一天，他接到了于立群六月十二日写的信，其中写道：
“你安心地去完成你那伟大的使命吧。家中一切都平安，只是寂寞得难受。因为你走的路太远了，怎么能够安定呢？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觉什么，事实上分开了真觉得自己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既年青又无智。唯一的希望是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并时常能得到你的消息。你走之后，即接到公家发给的三千美金外汇，此款在重庆不能兑现，拜托丁先生将汇票带去，你在那边设法吧。期限只一年，过时便将作废……”
这封信的内容虽很简单，但却紧紧地抓住了郭沫若的心。他翻来复去地读，差不多已经能够背诵了。在异国他乡，亲人的来信，使郭沫若感到了最大的快乐。他想要是全家能同到莫斯科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乘李约瑟博士回重庆的机会，郭沫若托他给于立群带去了一封信，简单地写了一些离开印度后的情形，免得立群和儿女们惦念。
有一天上午，大使馆的职员胡济邦女士和一位苏联的女画家到郭沫若下塌的寓所里来了。女画家给胡女士画了一张油画像，也打算替郭沫若画一张。
“郭先生贵庚？”
“五十四岁啦。”
“不像，不像，”女画家端详着郭沫若的面孔说。“顶多只有三十八岁。”
胡济邦女士在一旁笑着对郭沫若打趣说：“赶快打电报回去告诉太太吧，太太会开心的！”
“假使我真显得这样年轻，太太倒会不放心了。”
郭沫若幽默地说，惹得两位女士都笑了。
图拉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故居所在地。从那里参观以后，在图拉车站等车回莫斯科的时候，郭沫若想起了在九龙坡机场上和立群握别的情景，又回味到了她信上说的一些话，于是有点民谣式的情绪便在郭沫若心里回漩起来了。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揣摩着于立群的心理，用她的口吻，在火车里做成了一首诗：
“送郎送到九龙坡，郎将飞往莫斯科，我欲拥抱奈人多。
适彼乐士爰得所，纵不归来亦较可，可怜留下一个我。
握手告别说什么，只道少饮莫蹉跎，牙关紧咬舌头锁。
铁门掩闭一刹那，风起扬砂机如梭，纵欲攀援可奈何？
天有云兮云有波，山有树兮树有柯，我如木鸡回旧窝。
忽闻儿女语伊哦，要我飞去寻爹爹，顿教眼泪自滂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郭沫若乘飞机离开苏联回国，他在苏联一共访问了五十天。
六“我们有骨头条子！”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郭沫若和于立群出席了周恩来举行的鸡尾酒会。与会者频频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民主团结干杯。兴极所至，郭沫若和于立群相携着跳起舞来，博得了朋友们热烈的掌声。于立群本是跳舞的名手，郭沫若蹒跚学步有如婴儿，惹得冯玉祥将军在一旁逗趣道：
“好啊，‘吃奶的小娃娃’也载歌载舞了，中国果真大有希望啦！”
于立群嫣然一笑。郭沫若也笑着对冯玉祥将军说道：
“噢，‘老年少’又在大发诗兴了，我们正洗耳恭听哩！”
大家又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彼时希望正满注在人们心问。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悍然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对民主人士大打出手。
那一天是二月十日。郭沫若穿着蓝布长衫，带着于立群和孩子们一大清早就赶到了较场口。重庆各界人民原定在这里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郭沫若和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均被推定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较场口本是一个杂耍场。广场上熙熙攘攘，临时搭起来的大会主席台设在中央，上面挂着横幅和标语。于立群注意到各种做小生意的虽然比平常来的多，但表演杂耍的人却不见踪影，就对郭沫若说道：
“还早呢，许多人都还没来。”
情况确乎有些异常。九点钟过后，郭沫若走上主席台，又发现台上台下站着许多头戴歪帽、身穿长褂或呢中山装黑大衣的家伙，一个个斜眉瞪眼，满脸凶相。联想到刚才立群所说，郭沫若知道情况严重，就叫于立群带着孩子们先回家去，他自己则坐镇在主席台上。果然不出所料，开会的时间未到，国民党雇佣的这一伙暴徒便蜂拥而上，大打出手。郭沫若被打得额角红肿，跌在了地上。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也遭到毒打。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较场口事件”。郭沫若等虽然挨了打，但反动派却把铁打成了钢。事后在同当局的代表会谈时，郭沫若义正词严，侃侃而谈地说：
“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在我算尽了保护朋友的责任，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之外，我还得到了不断的鲜花鲜果的慰问，国内国外的同情，国内国外的报纸都在替我宣传，说我郭沫若挨了打，我简直一眨眼便成为民主英雄了。假使说是被打死，那不是更饬封我为民主烈士吧？打了我的人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那种心怀内疚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而且就是他，使得法纪荡然，使得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到底有什么收获？”
多么义正词严！多么淋漓尽致！屈原又复活了，当今的屈原——便是郭沫若！
无怪乎一九四六年五月郭沫若全家返上海以后，朋友们告诉于立群说：
“没有（金）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郭先生又哪里来（金）条子呢？”
于立群很骄傲地回答道：“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
在反动派的暴力面前，郭沫若的骨头硬如钢铁，远比黄金贵重得多。而于立群一贯爱戴他，支持他。
郭沫若和于立群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由上海抵达香港。次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郭沫若和一批民主人士、进步作家乘中华轮北上，赴东北解放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临行前他曾做诗留别爱妻立群：
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
慷概付人民，谢君许我走。
赠我怀中镜，镜中有写真，
一见君颜开，令我忘苦辛。
赠我琉璃梳，每日必梳头，
仿佛君在旁，为我涂膏油。
赠我象牙爪，能搔身上痒，
仿佛君在旁，余温犹在掌。
赠我毛线衣，是君亲手织，
仿佛君在旁，相抱不相释。
谢君珍重意，我亦知自爱，
非为爱此身，为民爱器械。
地北与天南，相隔纵远遥，
献身为三反，此心只一条。
寄语小儿女，光荣中长大，
无须念远人，须念我中华，
屈原和婵娟，郭沫若和于立群，前者是艺术创作，后者才是生活中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