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小的儿子，是插在郭沫若心中的一把剑！他最喜欢鸿儿，常常抱着鸿儿玩耍。今天在离别之际，郭沫若又想起了鸿儿出生时的情景：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一九三二年的一月问，孩子出生时因为来不及请产婆，只好由郭沫若亲自剪断了脐带，可以说这个孩子是真正地、完完全全地由父母亲共同“生育”的。可是在报户籍时，安娜考虑到前途莫测，又不知道丈夫究竟流亡到何时才能归国，所以她有意识地用“佐藤富子”的户籍，把志鸿作为自己的儿子入了日本户籍。父亲一栏则空着，当时称为“私生子”。所以，在这个由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结合而成的国际婚姻的家庭中，安娜和幼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其他几个孩子随父亲是中国国籍。
有一年夏天，全家去海边游玩。因为上小学的女儿淑子还没有放暑假，郭沫若留在市川的家中，安娜领着志鸿和几个大孩子先去了海滨。过了一些日子，郭沫若带着淑子赶到了海边，一见面他就怀着几分期待的心情问安娜：
“我不在，鸿儿没有什么不习惯吗？”
安娜笑了一笑，说：“没有。我们问他‘爸爸呢？’他说‘逃走了’……”
啊啊，“逃走了”，“逃走了”！——小小的鸿儿真有先见之明，他现在不是连妻儿们都不敢打一声招呼，说一声“再见”，要“逃”也似的“走了”么？所以他一边写一边在心里求儿子宽恕道：
“儿，望你容恕你的父亲。我是怀抱着万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
昨天晚上金祖同曾送来三百元钱，郭沫若放在了抽屉里，留给安娜在他走后作为安家之用。现在，他拉开抽屉捡看，那三百元钱仍好好地放着，这才稍稍安了安心。
然后，他又蹑手蹑脚地走进寝室。安娜已经醒了，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面色十分安详。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尚在熟梦中。
“别了，我的妻！别了，我的儿！”
分离在即，郭沫若的眼泪禁不住流出来了。他揭开蚊帐，在安娜宽宽的额上满注着深情亲吻了一下。
“安娜！”他心里叫着，差一点儿喊了出来。
安娜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卷。
郭沫若心肠硬了一硬，转身走出寝室，赤足穿着木屐走下庭园。身上仍穿着那件居家的和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这绝不是出门远行的打扮，只是到外面散散步罢了——他想要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今番出门是别妇抛雏，独自远走高飞。
正是拂晓时分。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天空洁净而又透明。园中的花木静静地立在有凉意的空气中，栀子开着洁白的花，香味儿浓重而又略带微甜。孩子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两只可爱的金鱼在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别了，我的园！别了，妻的花！别了，儿们的鱼！我是这么地亲爱你们，请你们不要怨我罢！”
郭沫若向园中的一切默默地告别。心里默念着妻儿们一切平安，便从篱栅缺口处向田垅上走去。正门开在屋后，他有意避开了它。
篱栅外乃是一片田畴。稻禾颜色深青，约有三四寸高了。草头宿露，多情的露水沾在他赤裸的脚上久久不肯离去，好像是恋恋着伴他远行似的。而那壁圆的月垂在地平线上，迎头望着郭沫若，她像在用无声的语言问他道：
“你要往哪儿去？”
“我要回祖国去。”
“可是你的妻儿们却留在日本了。”
“这正是我最挂心不过的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后你的妻儿见着月亮便会想起你来的。”
“我也一定会那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郭沫若在心里暗暗和月亮对着话，从田垅走上了大道。他一步一回首，望着自己的家：灯光仍从开着的窗子露出来，安娜依然仍旧在看书，孩子们依然仍在熟睡。郭沫若想到妻儿们知道了他已出走后，该会是怎样的惊愕啊！他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了，他默默地在内心深处遥向安娜呼喊道：
“女人哟，你的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一步了，郭沫若此时又想起了安娜说的那些话，觉得就像是圣母玛利亚的箴言。他勉戒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他在心中千万遍高呼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
电车开来了。郭沫若决绝地上了车，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和钱瘦铁、金祖同会齐后，先到东京，又改乘汽车赴横滨，钱瘦铁把他的一套灰哗叽西服和一件短袖子衬衫送给郭沫若换上。然后乘“燕号”特别快车赶到神户，平安地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邮船“日本皇后号”。
海水碧蓝，夕阳斜斜地挂在西天，连日来堆积在郭沫若心头的阴霾这时才扫去了一些，他心里欢唱道：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漫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郭沫若乘坐的是头等舱，设备豪华舒适，又非常安静，置身于此有如天堂。郭沫若平生第一次坐头等舱，他有些后悔地对送行的钱瘦铁说：“早知这样，我干嘛不带一个小孩子来呢？”
他的意思本来是想把大儿子和夫带来的，那样既可免去了人家的注目，又可以在海行的路上不会感到寂寞。
加拿大的邮轮“日本皇后号”按惯例下午六点钟便要开出港口，这一次却要改到晚上八点半钟以后。趁这段余裕的时间，郭沫若在船舱里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当时中国的驻日大使许世英，感谢他资助二百元；另一封是写给市川的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谢谢”他们多年来的“保护”之殷勤，并恳求对留居日本的家室给以照顾。还有一封是写给田中庆太郎的，田中庆太郎非常赏识郭沫若的才学，曾有意将长女许配给他，但郭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不便重婚，终于作罢了。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郭沫若想了一想，这封信没有发出。
船是晚上九点钟开的。码头上有许多送行的人们，郭沫若从船上开着的圆窗孔望出去，送行的场面把他的眼泪又催下来了。他想家中的妻子儿女，此时怕已堕入地狱了吧？郭沫若含悲茹痛地蛰居在舱中，仍然牵挂着安娜和四儿一女——他们加起来正好是六个。郭沫若向住了十年的岛国做了最后的诀别，但有六双眼睛不能见的纸带，永远和他联系着，联系着……
杜甫曾做古诗《三别》，描写了安史之乱中各种各样的离别之恨。郭沫若和安娜当然不是“新婚别”，他们结婚已经二十一年了；也不是“垂老别”，此时他们都还是中年人；作为有妻子儿女有家室的人，自然也不是“无家别”。那么，此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离别之恨呢？
少陵有三别，千古动人心：
莫谓战乱苦，离别最伤情。
两国交兵日，劳燕分飞时；
一衣虽带水，重会遥无期！
三妻孥陷敌绝救援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那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即使有所担心也绝不阻拦丈夫远离自己去报效祖国。
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
“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
“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那我们呢？”
“你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
“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还有一封信，是郭沫若留给千叶县检查长的。这提醒了安娜，前几天她们家的门前就增加了警察，每天早晨都到家里来查看。今天一定不会不来的！
对付警察是摆在眼前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安娜强忍悲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
“和夫，跟我来！”
她领着和夫先查看了一下正门，发现正门仍是关着的。又返身走到篱栅前，那儿有一个缺口，说明郭沫若是从篱栅走出去的。这是一条警察所不知道的路，被青草掩伏着的小径一直通向外面广阔的田畴。
丈夫走的是一条安全的路，安娜放心了。她连连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和夫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朝着篱栅外面的田野祈祷：
“爹爹，祝你一路平安！”
千叶县警察局发现郭沫若走后，就立即派人来查问。安娜心中暗想，只要拖上一段时间，他们就追不上郭沫若了。于是镇定自若地对警察说：
“他到伊东温泉沐浴去了……”
“哦！温泉？”
警察是知道郭沫若喜欢沐浴的，因此也就半信半疑。伊东离市川有八十多公里远，警察跑到那里的一家客馆进行查问，自然毫无结果，白白耽搁了许多时间，再要追寻、捉拿郭沫若已经是不可能了。
安娜又一次保护了郭沫若。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
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只有郭沫若临走时给孩子们写的留白贴在墙上，这是公开的秘密，警察也拿它无可奈何。对安娜和孩子们来说，郭沫若的留白是她们最大的安慰，看着它，丈夫仍在身边，父亲仍在眼前……
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若。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我主耶稣，我主耶稣……”
“沫若啊！孩子们的爹爹啊！”
监房的墙壁上刻满着字画：有激越的革命口号，有思念家人的俳句，有向爱人诉苦的抒情诗，有被幽囚者的日历。这给了安娜以启示，她想：“何不给孩子的爹爹写封信呢？”
郭沫若用过十几年的一只派克钢笔走时留在家里了，安娜就用这支钢笔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郭沫若：“此番回中国是走对了，如果被刑士、宪兵抓着了，你是没法活命的……”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的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
“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坚强的安娜。圣洁的安娜。在她身陷囹圄之际，眉目之间仍然闪耀着圣洁的光辉！
郭沫若回国以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公认这是一件大事。国民党政府正式声明撤消了对他的“通缉令”。郭沫若在两个文化团体招待他的宴会上致词，表示：“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并流着眼泪即席朗诵了那首《又当投笔请缨时》的七律，合座为之动容。几家报纸争相刊登这首诗，一时广为流传。
郭沫若时时思念着留在日本的安娜和儿女们，担心着他们的安全。十一月十九日早晨，阿英（钱杏邨）到高恩路郭沫若的寓所去看望他，只见郭沫若正默默地坐在窗前，面带深深的忧戚。原来安娜在狱中写的信辗转送到了他的手里，郭沫若接读后，知道因彼之逃脱，安娜曾被捕月余，饱尝鞭笞之苦，诸儿亦时遭无赖袭击，不禁五内俱焚，一连几日夜不能寐。安娜的信是用日文写的，阿英来后，郭沫若便把信拿出来译成中文读给阿英听，声音苦颤，泪水盈眶。
阿英素讷于言，无以慰之，两人相对默然甚久。
他是为索稿而来的。待郭沫若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阿英才徐徐问道：
“兄……有新作可发表否？”
郭沫若点了点头，说：“你明早再来。”
阿英翌晨再去时，郭沫若已有七律一首，书成立轴，墨迹犹未全于：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九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妻孥陷入魔掌饱受折磨，自己又无力解救，郭沫若真是万分伤痛。为了寄托自己的悲思，他又一夜未寐，赋成一首七律遥寄安娜。此情犹嫌不足，他又把四年前写的一首五言诗也书成立轴，置于墙上时时观之：
信美非吾士，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