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又当投笔请缨时
战争的狂热笼罩着东京以至整个日本。车站上蜂拥着一队队开拔的士兵，他们用粗重的嗓门唱着“支那之夜……”大街上东悬西挂的标语上写着“欢送皇军出征”。那些手举太阳旗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像泡沫一般随着这一股浊流漂浮。电影院里放映着“支那事变”的新闻影片。打开“雷曲”（收音机），一定又是这样的歇斯底里的鼓噪：
“…一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
和东京仅一江之隔的市川，自然也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感染了战争的瘟疫。
郭沫若逃亡到日本以后，尽管他过的是流亡者的生活，尽管时不时地有警察和宪兵的骚扰，但毕竟终日和妻儿们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在僻静的乡间读书做文章，郭沫若有时候也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之感。然而，他终不能像田园诗人那样“心远地自偏”，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政局和祖国的命运，并时刻准备着报效祖国。“猛志固常在，将以填沧海。”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郭沫若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压迫，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里蛰居下去了……
于是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归国。
“这几天此地出兵很多，邻近的航空学校，老是有飞机在天空里滑翔着，演习着，情况相当紧张。东京自然更厉害了。事态很有扩大的可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我们以铁血来对付他们的进蚀，绝无他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郭沫若在寓所里对来访的友人金祖同郑重地说了上面一番话。他说话时很用力，一腔义愤，声调愈来愈高。相识近一年来，金祖同还是第一次看到郭沫若这样愤怒。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金祖同最近经常从东京跑到市川郭寓来，就是帮助安排回国的有关事宜的。国内政界要人张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郁达夫等，或进言，或斡旋，或书信联络，最后经蒋介石同意，表示对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国内进步文化界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翘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归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
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交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矛盾呀，矛盾！揪心呀，揪心！
他迟疑着，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讲明。钱瘦铁和金祖同为安排他回国的事继续忙碌着。与此同时，日本的警察和宪兵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唯恐郭沫若乘机潜渡回国：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刑士跑来探听郭沫若的反应：
“这几天蒋介石大概是很苦吧？郭样（先生），你知道得很多吧？”
“大概是吧！”郭沫若故意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态说：“好在我这几天很胡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
那刑士知道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被通缉，被迫逃亡日本的，所以也就对郭沫若的话信以为真。
又有一次，几个宪兵窜到郭沫若家里来。郭沫若愤怒地质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常到我这里来？”
几个宪兵回答道：“因为久仰你的大名，特地来请教……”
名义上说是“请教”，实际上是来窥探他的动静的，这一点郭沫若比谁都清楚。
时局在不断地恶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严密监视下，恐怕一时是难以脱身的，日本警察当局甚至可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狱中。他曾经尝过日本式的铁窗的滋味。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不仅会把他监禁起来，而且有可能将他秘密杀害，或者盗用他的名义发表拥护日本的声明……
为了以防不测，郭沫若预先写好了一张遗嘱交给金祖同，万一他脱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话，就让金祖同在国内发表。他要让祖国的人民知道他郭沫若还是郭沫若，永远是郭沫若——一个像屈原一样热爱祖国，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诗人，是火中的凤凰。
遗嘱是这样写的：“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上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关在书房里写这封遗嘱的。当他饱含着热泪写下最后一句“努力吧！祖国的同胞”时，心里分明同时在对自己说道：
“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开贞！”
遗嘱写好之后郭沫若又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了一颗“沫若”二字阴文底印。
金祖同接过遗嘱来塞在衣袋里。然后，他告诉郭沫若说：
“钱瘦铁兄正在联系购买船票。我们已经和许世英大使联系过了，郭先生，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
郭沫若却有些踌躇。“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他对金祖同说，显然又在挂念着安娜和孩子们今后的生活了。
正是暑热的天气。安娜托着一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上面放着一瓶汽水和几片饼干。这是招待客人用的，金祖同赶忙向安娜夫人招呼。安娜放下了盘子，安详地坐下来，打开瓶盖给客人倒了一杯满满的汽水，又微微鞠着躬走出去了。
郭沫若朝着金祖同苦笑了一下。他每次接待金祖同都是在书房里，两个人瞒着安娜秘密地商议。郭沫若写的遗嘱自然更是瞒住了安娜的。一想起要和妻儿们生离，他的心里实在难舍难分。
园子里花木葱茏。幽致的紫藤花爬满了花架。许多白色的小飞虫嗡嗡地绕着架儿打旋。菜园里碧油油的。一条铺着瓦块碎石的小径两旁绿树罗植，给人以清幽之感。园子里还掘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池水盈盈地浮着鲜绿的色彩，里面养了几尾红的、黑的金鱼。它们这会儿正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憩息。
园子外面则是一片碧绿的田畴。再往远看，峰峦起伏的真间山绕着淡淡的紫色的云雾。
一切都是宁静的、平和的。
突然，轰鸣的马达声打破了乡间的宁静，日本飞机又在演习了！
郭沫若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同时下意识地想到了可怕的战争。
沉默了十几分钟后，郭沫若对金祖同说道：
“好罢，此地的一切，我总要想法解决。你们去买票好了，最好明天买好票。明天再来一次，因为我临走时不能带什么东西，我的衣服明天也想找出几件，你给我先拿到东京去。此地还有一束稿子，现在你先拿去吧。”
“唔唔。”金祖同接过书稿来一看，首页上写着《创造十年续篇》。
七月十四日。早上起床后，郭沫若看见东方亮了又突然黑了一下，然后再慢慢地亮起来，渐渐染上了一层桔红。他是懂得自然科学的人，知道天亮黑一黑，正是漫漫长夜过去了之后，黎明到来时分的一种自然现象。只有黑一黑，绝没有黑两黑的。这黑了一黑，给人们一个信号：光明就在眼前！天已到了大亮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趁着朝气创造新的生活！去年樱花初开时节，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天亮黑一黑》，阐发了这个思想。文章发表在《质文》月刊第五、六期合刊上，郭沫若特地用了“安娜”的署名。如今的气氛是更冷更黑了，也就是天已到了大亮的时候了。“你不甘心自己灭亡吗？你不甘心民族灭亡吗？那么，就应该站在生存线上向着光明前进！”——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下意识地）向着微露的曙光伸开了双臂，而蓬勃的朝气，也好像在证明着他全身仍洋溢着新的旺盛的生命力……
吃罢早饭，邮差给郭沫若送来了一张明信片。他急忙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号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崖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予先通知收拾……
生殷尘上×月×日
安娜问他道：“谁写来的呀？”
“横滨的一位友人。”
“你要去横滨？”
“是啊，我想去海滨避避暑。”
其实这张明信片所写乃是隐语。“青年会”指神户，西式房间指外国轮船，几个房间号码指开船的日期。叔崖即钱瘦铁，殷尘即金祖同。原来钱瘦铁打听到了本月内由神户开出的外国船只，金祖同随即给郭沫若写了这张明信片，征求郭沫若的意见。
究竟定在哪一天走呢？郭沫若既想回国抗战，又不忍和妻儿们生离。此时安娜在缝衣，大儿子和夫在看书，另外三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庭园中玩耍。郭沫若内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苦衷，犹豫再三，他才选了最后一天——二十四日。
啊，啊，他还是想尽可能和妻儿们多呆一些时候！
他想亲眼看到安娜整天忙进忙出，他想见到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埋头书案，他想看到小儿女们在园子里玩耍，掘小池喂金鱼……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而又多么难分难舍啊！
他有一颗做丈夫的爱心，他有一颗做父亲的爱心，他更有一颗对祖国的爱心。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郭沫若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死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岱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钱瘦铁和金祖同为了郭沫若回去时在轮船上不被日本警察注意，本来预备购买三等舱的，这样可以让郭沫若混杂在众多的旅客之中而不致被发现。无奈二三等票都卖完了，只得改买头等舱位。花了一百六十多日元买了两张，一张给郭沫若用，化名是“杨伯勉”，另一张金祖同用，化名是“殷祖桐”。经过朋友们的周密安排，郭沫若决定七月二十四日离家，二十五日从神户上船回国。
二别妇抛雏断藕丝
这个事情一直是瞒着安娜秘密进行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寓内很沉静，郭沫若和妻儿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享受着最后一个晚上的天伦之乐。他手执剪刀修指甲——心里突然像针刺一样疼痛起来，手一抖索，差一点剪破了手指。明天一早就要悄悄地离开妻儿们，他心里实在太难过了呀！
安娜在一旁说：“电灯光太微弱了么？”
“唔唔，”郭沫若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他的两眼在不很明亮的电灯光下闪着挣扎和彷徨的光，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
睡前，郭沫若踌躇再三，终于用试探的口吻，向安娜暗示道：
“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
他不敢向安娜透露回国的确切日期，因为他不忍见到妻子和他诀别时难过伤心。那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其实安娜早就觉察了他要走的意思。这些日子，空气异常的紧张，完完全全是一种战时的气氛。到他们偏僻的寓所里来访的客人骤然间多起来了，刑士和宪兵也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安娜是有心人，她对这一切异常的现象怎么会熟视无睹呢？
有一天，安娜一个人走到市镇上去，看见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街头，请求过路的人缝上一针。她们之中，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兄弟，被军部派遣到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去，名义上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去屠杀那里的人民，去掠夺那里的财富，去占领那里的城市，去烧毁那里的村庄。总之一句话：是去制造死亡和仇恨。制造死亡必然种下仇恨，死亡和仇恨从来都是一对孪生体。安娜不明白这些缝千人针的本国妇女竟何以这么愚蠢，难道她们不明白战争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道：
“请缝上一针吧！”
安娜迟疑着未肯接手，那女人于是又向她解释道：“这密密缝就了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
安娜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
安娜心里明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的是中国——丈夫的祖国。中国实际上又是她的第二祖国。这是一个矛盾，只有深明大义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娜每天都读报纸，她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不时加以抨击：“实在说来，我虽是日本的女儿，但我对于本国的人民竟有由衷嫌恶的时候。”所以，听了郭沫若暗示的话语以后，她虽然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郭沫若就要别她而去，仍然像妻子送丈夫重上战场一样，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叮嘱郭沫若道：
“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啊啊，正是安娜的这一番话，使郭沫若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夜深了。灰蓝色的天空中闪烁着灿烂的群星，有几片鱼鳞似的云在空际间慢慢浮动。微风不时吹进屋子里来。院子里间或有几只闪着绿光的萤火虫飞过。再往外——四野正沉浸在黑蒙蒙的浓雾一般的夜气里……
安娜和孩子们均已睡熟。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郭沫若想到即将别妇抛雏，心中愁肠万结，涌起了无限的牵挂：
“明天，明天一早就得抛离了我的妻，我的孩子，我的许多邻居和十年的故居，悄悄地离开此地。啊，好快的明天，可憎恨的明天，我将如何难堪和哀愁呢，我决定的太快了，我要……”
宁静的夜，一颗无论怎样也不能宁静下来的心。盛夏的夜晚是短促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像是不可见的神灵在念着催征的符咒。
“最好还是再等一等看，”郭沫若低低地自语道。“因为国内的情形还不够明朗，我今后的出路仍然是毫无把握的。我走后安娜母子的生计与安全也是大问题……”
转念又一想，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他觉得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唯一的路！
心潮起伏，夜不能寐。郭沫若在枕上吟成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七律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尽管郭沫若和鲁迅未见一面，甚至曾以笔墨相讥过，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这次回国是有鲁迅精神笼罩着的，可以说他是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
凌晨四点半，郭沫若便悄悄起床了，换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给大儿子和夫书写了两个大字：“勤勉”，并特地挂在了墙上，希望儿子以此为座右铭。阿和小时候，他常常带着儿子去海滩上玩耍。他问阿和：“哪儿是青天？”阿和指着头上的苍昊。他问阿和：“哪儿是大地？”阿和指着海中的洲岛。他问阿和“哪儿是爹爹？”阿和指着空中的飞鸟。如今他真的要像一只飞鸟一样远远地飞走了，一想起这个，郭沫若禁不住潸然泪下。
然后，又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给未满六岁的最小的鸿儿写了一张纸，希望他无病息灾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