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
“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
“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原来如此！郭沫若现在明白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为何又发电，又送款，又派专人来上海接他去的原因了。四川的两派军阀，熊克武和但懋辛掌握“一军”，刘湘和杨森掌握“二军”，他们各自联合其他军队在四川相互混战，去年九十月间，“一军”打败“二军”后占领了重庆，隔了两个月“二军”又夺回了重庆，并于今年一月下旬大败“一军”于潼川。军阀混战，死伤惨重，所以医院急需用人。郭沫若对于军阀混战是极端厌恶的，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他怎能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呢？想到这里，他冷笑了一声，用讥讽的口吻对两位客人说道：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他写了一张收据，两位客人见郭沫若态度坚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又小心翼翼地把收据放进了怀里最里一层的衬衫口袋里，匆匆告别走了。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这么想着，他又看了一下重庆红十字会的信函，上面写有“月薪四百，现因经费支绌，暂作八成开支，一俟经费充足，即照约开支”。如此说来，即使按八成开支，一月也有三百二十块钱的固定收入，郭沫若心里盘算开来了：
“一月有三百二十块钱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块钱作为生活费，也穷奢极侈。金钱积聚得三五年，已尽有中人之产，更何况将来的薪水还可望增加，薪水之外还可以弄些外润……”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幸福的将来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耋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着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什么都被人剥夺了，什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而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罢！”
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
“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关聘坚决辞掉了。
这件事是必须告诉安娜的。他要让安娜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全部理由，他也相信安娜一定会理解他。
安娜，我的爱妻：
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伤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后又是如何伤心，你该能想象得到罢。你的悲苦我是晓得的，我现在也不能说些无谓的话来安慰你；我现在所能说的只有这一句：“我在三四礼拜之后便要回到你那里去了。”我想这一点或者可以勉强安慰你罢。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同忏悔了。我对于文学是毫无些儿天才，我现在也全无一点留恋。我还不能不再住三四礼拜的缘故你是晓得的，我们的杂志要到那时才能满一周年，我对于朋友的言责是不能不实践的。
今天刚接到你的信后，四川的重庆红十字会派人来接我们来了，大哥他还不知道你和儿子们都回日本去了呢。红会送了一千两银子来做路费，我拒绝了它，同时把路费也给它送回去了。我拒绝它的原故，想来你当能了解我罢？我固不愿做医生，我尤不愿回重庆。重庆和我家乡接近了，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我不愿我的父母到老来还要做我的牺牲。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为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请你原谅我罢！我永远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总要跟你来，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愿。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写完了几封信之后，郭沫若的身上好像放下了莫大的负担，心里也舒畅了许多。因为在歧路问他选定了自己应该走的一条路：
“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失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我就当讨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爱人的丈夫，做我爱子的慈父。我无论别人骂我是什么都可以，我总要死在你们的怀里。女人哟，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
他把几封信揣在衣包里，打开屋门出去投邮。残阳的余辉映在马路上和两旁的建筑物上。人群熙熙攘攘，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营养不良、牺牺惶惶的面孔从他的身边走过。但一路之上，郭沫若什么也没有注意，他的眼前只是出现了抱着耶稣的圣母，抱着破瓶的少妇，黄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eatrice，棉布衣裳，洁光，洁光，洁光……
拟议中的长篇《洁光》，郭沫若并没有写出来，但他后来写了催人泪下的《飘流三部曲》，记述了这一段的生活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