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它们能够自由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的宏观景象和各种思想、信仰竞相传播的微观社会状态。
三教并行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充分的一个时期。儒家思想之外，佛、道二教也空前繁荣。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消化、吸收和广泛传播，到隋唐时期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是形成了诸如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其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只要明心见性，直指本心，即使在砍柴、担水的平凡生活中，也一样能成佛。这种简易明快的成佛途径，由于和中国传统的心性说结合而得到了广泛传播。禅宗的哲学，是唐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之一，成为宋、明理学的源头活水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以后，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神仙谱系和宗教仪轨体系。在隋唐时期出现了南北道教各派的大融合，形成了以茅山道为主流，楼观、天师道各派全面发展的新格局。他们援佛、儒入道，把老庄哲学和佛教哲理以及儒家的心性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唐代出现了道教哲学的高峰，涌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
唐代宗教的发展局面是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也是统治者精心推行的政策导致的结果。由于国力强盛和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与宗教政策，唐代的各种宗教都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并往往能够彼此和平相处。三教并行政策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国策，而与皇帝个人兴趣不相关涉。从个人信仰来说，太宗笃信儒学，而不信佛教、道教。贞观二年（628），他对侍臣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认为“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但是太宗却大力褒扬佛、道二教，礼敬玄奘，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推尊老子，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他不为反佛、反道言论所动，皆是从国家政治需要出发，把佛道看成安定社会、统治百姓的有力手段，故同时奖掖儒、释、道三教，而不以个人好恶定政策。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宗教政策上，表现得十分成熟和老练。事实上，不仅是儒学和佛、道教，唐代前中期的政府对于各种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也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尊重外国商人、使者、侨民的不同宗教信仰，允许教士在内地立寺传教。臣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政府一般不加干涉。太宗以后诸帝，除武宗外，大都继续了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武则天偏重佛教，但明白宣示，三教任务相同，令人撰写《三教珠英》；朝廷遇有大典，常令三教代表人物上殿宣讲各自的经典。德宗生辰，令三教讲论，其程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政府明令禁止佛、道互相攻击，推动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和三教兼习的风气。因此各种宗教信仰在唐代得以自由发展。
青云直上的道教
道教在唐代有特殊的地位。由于道教的祖师李耳（即老子）与李唐王朝姓氏相同，而且道教在李唐王朝建立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大唐建国以后把道教奉为国教。道教也因受到唐代帝王的重视而兴盛起来。武德八年（625），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第一，儒次释后。贞观十年（637），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诏书明确表示要提倡“尊祖之风”，也就是要尊崇道教。翌年又颁布《氏族志》，为显示李姓门第、血统之高贵，接受吉善行传太上老君为唐室李氏族祖的说法。从此，道教便春风得意，青云直上，至玄宗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老子其人被奉为真人，《老子》其书被定为真经。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立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为奉道之人提供官位，奉道便成了做官的“终南捷径”。玄宗甚至还召见道教名士司马承祯，亲受法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道士皇帝。唐朝统治者崇信道教，宠幸方士，仅玄宗一朝就召见著名道士达7人9次之多。这些被召见的道士在朝廷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以道教界领袖自居，编撰神仙故事，整理道教经典，传播道教思想，使崇道之风盛极一时。
由于环境适逢其会，唐代一朝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地研究和深入地探讨。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老子》、《庄子》。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代注疏笺解《老子》近30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体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崇玄学派，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天宝七年（748）玄宗诏令撰写刊布的《开元道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指道教经籍的总集）。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为系统的发展。张万福、张继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经戒法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增删，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他们所制定的道门科范，大多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万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唐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整个唐代社会充溢着浓厚的崇道之风，上至帝王将相、皇室家族，下至庶民百姓、凡夫俗子，或出家入道，或舍宅为观，或遁入林泉，或养生修仙，无不对道教抱以极大的热情。“帝王虔求斋玉京，王公百辟咸致诚。云旗彩杖森列出，日月晏温颢气晶，真容来兮受天庆”，这是写上层统治者的一次盛大的道教活动。“金天高下西京道，巫女纷纷走似烟。手把纸钱迎过客，遣求恩福到神前”，这是描写民间招揽信徒入观烧香祈福的热闹场面。在唐代，道教宫观、洞天福地遍布天下，大都小邑、名山幽谷，到处都弥漫着仙风道气。“灵山水府，俱为炼玉之场；甲第离宫，多入空歌之地”，道教像一个巨大的网络笼罩着社会各阶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宗派林立的佛教
在唐代，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侣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各种寺庙建造不绝，规模日益恢宏。史书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耗费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太宗时，五台山上造的金阁寺极为华丽，史书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所费巨亿”。武宗于会昌五年（845）灭佛，据记载，“天下所拆寺四百六十余所，还俗僧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从另一角度说明当时佛教发展的程度。
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是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德宗时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当时已有佛经2447部，7399卷。唐代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主要得力于像玄奘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中，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几占唐代新译经书总数的半数以上。与玄奘同时代，还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著名翻译大家。当时的翻译制度已趋完善。朝廷设的译馆，名手云集，并有专职官员协助工作，“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
唐代佛教发展的最突出标志，是若干佛教宗派的出现，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这些佛教宗派的最大特点，在于一改以往对外来佛经仅做文本的会通工作，而是倾注于对经典教义的新理解，作适合中国本土心理的新阐释。例如禅宗，相传是5世纪初的菩提达摩由印度传来的。唐代的神秀、惠能等予以改造。惠能认为人皆有佛性，不论地区与民族；人心中一旦有妄念覆盖真如本性，自己本有的佛性便不能认识。这时需要自己觉悟，“自性自度”。一旦顿悟，便可成佛。所以求佛不必诉诸外界，只要到自己心中求即可。惠能的说法，大大简化了求佛的过程，大开了求佛的方便之门。因而也深为中下层平民所欢迎。唐代诸家宗派的发展，说明佛教已经汉化了。
唐代佛教汉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当时佛学研究专家在阐释佛教教义时，竭力认同中国的儒家学说。忠孝观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伦理观的核心，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任，佛教徒们尽力宣传有关的佛经教义。唐代密宗所写《盂兰盆经疏》就这样提到：释迦牟尼和目连出家都是为了救济父母，“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竭力说明佛家的忠孝观和儒家伦理亲密无间。又如《父母恩重经》，强调父母养育之恩当报，提倡造经烧香、礼佛斋僧、供养三宝，为父母造福，因此流传甚广。在印度，原始佛教严格区分佛道和王道，出世僧人高于在家僧人，僧人不应向世俗王者行礼，王者应尊重僧人。这些观念，在唐代的中国一一被打破，趋向传统的忠君观念。
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已是唐代文化的一种新走向。很多学者文人，如王维、王勃、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新思维影响下展开新的诗歌创造活动。特别是王维以禅入诗，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他以禅宗态度对待人世一切，对宇宙、人生有一种任道自在的恬淡心境。佛教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唐的壁画，大抵都与佛教有关，吴道子和周画派的最重要成果即是寺观壁画，堪称“满壁风动”，载誉史册。究其原因，也在于西域佛画艺术与中唐传统画法的交流和统一。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问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的义湘学法于智俨，在国内传播贤首宗；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学成归国传播慈恩宗；后来惠日又师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把密宗传入新罗；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禅宗从此传入新罗，使得禅宗在新罗国内极一时之盛。日本学问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法相宗大师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来中国从大师智周学法相。他们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入唐学南山律，后来鉴真法师亲赴日本传戒，成立了律宗。此后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学法，归国后创立天台宗。经过一番学习、宏法，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其他宗教
伊斯兰教创立于7世纪初。随着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也传播到中国。但是这些商人不在中国居民中传教，伊斯兰教也多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大食商人多居于广州、泉州、扬州和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也大批留住在长安。唐朝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官员兼管政事与宗教，就是后来所谓的“蕃长”，每逢节日举行礼拜。广州大食商人区（所谓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
祆教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所创，波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始大盛行。其教谓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伊斯兰圣墓别为善恶之源，故敬拜火光与日、月、星辰，故称为火祆教，简称祆教，俗称拜火教。唐代时，随着西域各族人来到长安，祆教在长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萨宝府，专司祆教的组织。萨宝（回鹘语，原义为商队首领）即是管理祆教的专官。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
3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创摩尼教，以“二宗三际”为教义。二宗是光明和黑暗，三际是初、中、后三个阶段，经过3个阶段，光明就能战胜黑暗。武后年间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后来又传入回纥，大行于其地。开元年间摩尼教遭到禁止。安史之乱，回纥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教恃势，在唐地得到很大发展。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当回纥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大历三年（786），唐政府准许回纥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武宗时回鹘（788年后回纥在书面上改写为“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凭依。会昌三年（843），“天下摩尼寺并令罢废”，“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此后，摩尼教多在民间秘密传布。
景教是天主教的一个支派。5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明天启时，在西安城外崇仁寺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可以想见当时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武宗会昌灭佛时，景教也被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