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完成任务回国后，父亲接替周恩来，承担了大量的外事工作。许多重要外宾来访，他都随周恩来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因此得以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毛泽东。
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
5月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
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
从以上几次会见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刻意让新起用的王洪文，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他的外事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培养一下毫无外交经验的王洪文，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地、更进一步地观察邓小平。毛泽东心中，希望以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组成新的工作格局。
父亲从江西回京已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他接替了周恩来的一大部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和外事工作，和江青一伙“文革”势力进行了不少的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艰难而又坚忍不拔地进行着工作。
4月22日，中央批转经政治局讨论修改、毛泽东批准的国家计委拟定的《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了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主要指标。这份报告是邓小平、李先念协助周恩来指导国家计委完成的。
6月18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当前国家工业生产问题。
6月26日至7月12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一年之中，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在进行观察。观察的结果，总的来说，应该是满意的。毛泽东很高兴地认为，他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再次加重。5月27日下午三时，他的夫人邓颖超陪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四位领导，与医疗组一起，谈周恩来的治疗方案。
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他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并在医院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这一年半的岁月，是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最痛苦的，也是最悲壮的岁月。
周恩来病重住院，人们都很沉痛。而江青等人则喜形于色。他们一直妄图打倒周恩来，一直没能得逞。此时，他们便阴谋策划，加紧对周恩来进行诬蔑和批判。6月14日江青公开叫嚣，明有所指地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6月23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活动。她一边大肆吹捧自己，一边借机影射攻击周恩来，气焰嚣张。
毛泽东刚刚批评过江青，以为她会有所收敛，不想却看到她猖獗如故。毛泽东火了。
7月17日，在毛泽东书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他对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的批评是不轻的，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要被批判甚至倒台了。可是，被批的是江青。江青不但是毛泽东的妻子，而且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她深知，毛泽东批评她，但绝对不会打倒她。她的命运，是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这次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她依然我行我素，有恃无恐。
1974年8月22日，是父亲的七十大寿。
这一天，在花园村我们家中，全家人热热闹闹地欢聚在一起，为父亲祝寿。
这时候，我们家的第四代人，除了那个小眠眠外，在这一年的4月份，又增加了一个大姐邓林的儿子小萌萌。要说这个小萌萌，得来可真不容易。邓林身体不好。孩子早产，生下来时才三斤四两，连呼吸都不太会。母亲到协和医院，请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将小孩仔仔细细全面地检查了一个遍。林大夫说：“孩子没有问题。”大家才放了心。按照医院的要求，孩子在医院的婴儿暖箱里整整放了一个月。母亲看着小孙子说：“这么个小不丁点儿的孩子，还没‘长熟’就出生了，像个萌芽一样，就叫萌萌吧。”一个月后，我们把萌萌接出医院，抱到家里。哎呀，这个小家伙才那么一丁点儿大，浑身上下没有几两肉，小腿才和大人的大拇指一样粗细。我们这些没有带孩子经验的，连抱都不敢抱。还是老祖祖会带孩子。她帮着邓林，一点一点地教她怎样用奶瓶喂奶，怎样换尿布，怎样洗澡。到了夏天，早上天气好的时候，老祖祖就推着竹子小推车，让小萌萌在楼前的平台上晒太阳。添了新的孙子，爷爷可高兴了。他起得很早，每天早上，在晨光之中，他都要到孙子那里看一看，拉着小手逗一逗。有了两个孙儿，爷爷神气极了。他所喜欢的，就是这种儿孙满堂的家庭气氛。他总是说：“有了小孩，家中才有生气。”
给父亲过七十大寿，全家人都回来了。朴方从医院请假回来，在北京的亲戚们也都来了。我们在客厅里摆了一个长长的餐桌，那么一大家人，才刚刚够坐。吃饭的时候可真热闹，大家站起来，举杯祝父亲健康长寿。还不满两岁的秃着个圆脑袋的小眠眠，步态蹒跚，摇摇晃晃地拿着杯子，也来和爷爷碰杯，还和爷爷左亲一下、右亲一下的，把爷爷逗得乐不可支。上午，我们全家人照了相，照了全家福。“文革”以前，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全家福。自“文革”后，八年了，我们才又照了这张全家福。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比起1965年的那张全家福，每一个人的变化都太大了。父亲最不喜欢照相，但在他的七十大寿那天，抱着孙儿孙女，他笑得可真开心。
回北京后这一年半，父亲真忙。他不但要了解新的情况，适应新的情况，做好国务院的工作，还要不断地和那些嚣张的“文革”势力做斗争。面对恶人恶势力，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和顾虑。他一直在争取出来工作，他不是要权，不是要地位，更不会为求安宁而独善其身。他一辈子为人磊落，做事从来不会瞻前顾后。要干，就要态度鲜明地干；要干，就要毫不妥协地干。他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知道，他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的时间是有限的。他珍惜每一个机会，珍惜每一分钟的时光。他要用他依然旺盛的精力和心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做出最后的努力。
8月上旬，周恩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十分忧虑。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倍工作，以减轻周恩来身心的负担。
父亲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在国务院，他和李先念一起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要拟定十年规划，要讨论财政部关于全国增收节支、平衡信贷的报告，要研究国家年度外汇收支平衡的问题，要修订国家关于非外贸外汇的申请办法，要研究汉江黄龙滩水电站的建成、天津运河污染的处理、全国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一些新技术和新型机械的研制等等，还要下大力气使国家生产、秩序和正常工作得以恢复，与此同时，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接待来访外宾和处理各种外事工作。在军队，他协助叶剑英，处理战备、训练、装备、院校各项事务，以及清理整顿林彪事件遗留的人事和各种问题。
“文革”七年，积累下的问题和麻烦真是太多了，本来就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更何况，偌大一个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里，只有这么少的人在工作，工作的难度、强度都是相当大的。叶剑英在忙碌着，邓小平在忙碌着，李先念在忙碌着，连重病在身的周恩来，都在强撑病体，会见外宾，处理政务，为国操劳。9月份，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在“文革”中受尽凌辱、被迫害致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平反。9月30日，周恩来面容瘦削，以重病之躯在人大会堂主持了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并代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祝酒词。这时，人们都已知道总理病重。看到总理来到会场，人们的心情是激动的，他们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向他们的好总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慰问。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代表国家和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首先去告诉了江青等人。毛泽东的这个安排，大出江青等人所料，也是他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看着邓小平复出工作，看着他的职位越来越高、管的面越来越宽，时不时地就见外宾上新闻，还能因为陪外宾经常见到主席，真是让江青一伙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次毛泽东又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不就等于说，将来周恩来一旦不行了，邓小平就会接周恩来的班？对于江青一伙来说，邓小平绝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升迁，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不传达也不行啊。他们拖着拖着，两天以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政治局和周恩来。
得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非常高兴。10月6日，他即约邓小平谈话。周恩来把希望，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全都托付给了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