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青等人所为，毛泽东已经一再批评了。但凡有点自知之明，都会有所收敛。江青一伙却认为，挨点批评不算什么，反正毛泽东垂垂老矣，已离不开他们这些“文革”卫士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于1974年的3月再次挑起事端。
事情的起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我国政府要派团参加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此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可能再出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是我国在恢复联大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会议，并将在本次会议上，向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毛泽东之所以提名邓小平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邓小平“文革”前多次代表中国的党和政府参加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谈判和斗争，具有外交斗争经验。二、这是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应该让一个未来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言。在毛泽东心中，未来，将由邓小平代替生病的周恩来，主持中国今后的对外事务。
邓小平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加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表示反对，并无理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此意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26日的政治局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只有江青坚持己见，搅闹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生气了。3月27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这一次面对面的激烈斗争，以周恩来、邓小平胜利和江青失败而告结束。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次斗争胜利的意义非同一般。在整整七年的“文革”岁月中，面对林彪、江青两大“文革”势力集团，周恩来独撑危难。为了国民经济不致崩溃，他苦苦工作着；为了扭转混乱局面，他奋力抗争着；为了解救被打倒的老同志，他努力奋斗着。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却还要不时地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恶人的诬陷中伤。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体力是透支的。他心情郁闷，累得身患不治之症。他自知重病缠身，已去日无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努力争取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复出。现在，在中央、在国务院、在军委，他已不是孤军奋战，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和他并肩战斗。如果说，在此以前，为了顾全大局、为了能够多做工作，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话，那么，在今天，他则是拼其全力，与罪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要以他最后的全部气力和生命，为他的战友们创造继续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他知道，就是他不行了，他的战友们也一定会不妥协、不放弃地继续战斗下去。国家、人民和党，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一切都应该结束了。天降大任，他们是背负着民族希望的人，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己任的人，“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决战的时刻到了，为了祖国和人民，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一次的胜利，得来太不容易了。这是经过了七年血与火的痛苦磨难之后得来的胜利。在为邓小平送行的时候，周恩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周恩来不只是为邓小平出国送行，他是为邓小平能够在今后的险境中战胜谬误与罪恶，送行出征，“以壮行色”。
此时的毛泽东，也已下定决心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现在所要取得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荣辉煌的胜利结束，而不是一个继续造反、无政府主义泛滥、无秩序的混乱局面。他不能听由江青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再行胡闹。在挨了毛泽东的骂后，江青等人的嚣张气焰暂时收敛，这一场平地而起的政治风波，也暂时地平息了下来。
在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父亲除日常工作外，开始着手准备赴联大的工作。第一次会议是在花园村住地开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父亲回答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一言指明了此行的要旨。此后，父亲集中精力，组织联大会议发言稿的起草工作。他经常召集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开会，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发言稿。在起草过程中，父亲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述。父亲和外交部的“笔杆子”们在一起，对讲话草稿反复斟酌和修改，有时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详细讨论。中午，他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一份工作菜饭，吃完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讨论。这时的他，已近七十高龄，但一点不觉疲倦。要说，这还要归功于在江西三年的劳动生活，为他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体。一次开会，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父亲思考着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件上批示：“好，赞同。”
在邓小平全力准备联大讲演稿的时候，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作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领导交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当时，我们国家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一行，起程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扶病专程前往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
4月10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都会纽约，在著名的联合国大厦的大会场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面对专心聆听的与会者，邓小平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讲演结束时，联合国大厅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拥上前来，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热烈握手，场面令人激动。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邓小平，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些舆论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联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其中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4月1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邓小平与基辛格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是邓小平与基辛格的首次见面。在以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们曾多次见面，并成为相互敬重的真诚的老朋友。
这一次联合国之行，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胜利完成了赴联大使命后，中国代表团一行，按照来时的路线，从纽约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先到法国巴黎，再换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在巴黎停留时，父亲住在我国驻法国大使官邸。他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在官邸的院子里散步。他喜欢喝五十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喝的法国小咖啡馆的咖啡，请使馆的工作人员帮助到街头的小咖啡馆里去买。驻法大使曾涛特别注意安全问题，特地派使馆的党委成员孙晓郁每天去买。于是孙晓郁每天早上六点来钟，便提着两个中国传统的大暖瓶去小咖啡馆买咖啡。在小咖啡馆里，一杯一杯地倒，要装满整整两大暖瓶，可真不容易。咖啡馆的老板笑着说：“你们是来了一个营的人，还是一个团的人？”有一次，咖啡打回来后，要开早饭了，可乔冠华还在睡觉，父亲说：“不等他。”便和全团的人入座就餐。在法国，父亲曾经让使馆的人员帮助，寻找20年代他和周恩来等人在法国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旧址。在一个名叫意大利广场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在一间小而简陋的房间里，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过着俭朴艰苦的生活，在法国军警的监视和追捕下，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1926年，当父亲避开法国军警的搜捕，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时，他不会想到，四十八年后的今天，他以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故地重游。由于保安的原因，他不能随意下车。车子到了意大利广场，绕行两周，也没有找到那个他们当年住过的小旅馆。父亲从车窗往外望去，不胜感慨地说：“样子变了。以前总理、富春和我们几个，常常到对面的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离开法国前，曾涛大使问，回国时想带点什么东西？父亲想了想，请使馆帮助买一些法国牛角面包和奶酪。曾大使说，这个好办。让人一下子买了二百个牛角面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带回国后，父亲亲自分配，把这些面包和奶酪分送给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革命的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老战友。在代表团要回国的头一天晚上，大家聚在大使官邸的客厅里。因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众人情绪很高，神情也很轻松。父亲一人坐在沙发里，安静而沉默。在大家谈到要回国了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回去是一场恶战。”他的思绪，早已回转到了国内，回到了那残酷的政治斗争战场。
4月19日，父亲率参加联大会议代表团回国。这一天的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再次不顾病痛，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他为他的老战友如此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由衷的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