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甚是自负地点了点头。
“接替张学良的人选也有了吗？”
蒋介石微笑着点了点头。
“是谁？”
“军事方面由何应钦出任，政府方面由我的老朋友黄郛主持。”
宋美龄清楚何应钦和黄郛的历史，更是知道他们二人是国民政府中出了名的亲日派，由他们二人出掌华北大权的本身，就是给日本人做了一个亲善的姿态。自然，未来中日在华北的结局也可想而知了。她作为美国利益在华的代言人，对此决定是很不悦的。但形势紧迫，又没有更好的方案取而代之，也就只好如此了。她于矛盾之中首次明白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洗礼入教只是个形式，他的灵魂依然是属于自己的。这和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美国人，是有着何等大的差异啊！少顷，她又想到了张学良的下场，一种妇人所有的同情心油然生起，小声地问：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位少帅呢？”
“我先让他在大海中多喝几口水，然后再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必要的时候，我再亲自动手把他拉上船来。”蒋介石突然把脸色一变，“一句话，要让这位少帅明白：只有跟着我蒋某人才有出路！”
宋美龄自知在这方面没有蒋介石高明，因而她就像是很会藏拙的艺术家那样，有意不深究蒋介石有关这方面的谋略，淡然一笑，故作多情的样子说：“看来，你我又要暂时分开几天了？”
“是的。”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请夫人回金陵等着我奏凯而归吧！”
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汉口，旋即改乘火车北来石家庄。何应钦和黄绍竑接到电报以后，先行到达石家庄。同行的还有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驶抵石家庄以后，在专车上召见了何应钦、黄绍竑和徐永昌，简单地听取了有关热河失守的报告以后，遂开门见山地问：
“汉卿给我打来了引咎辞职的电报，对此，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我赞成汉卿辞职，否则全国舆论会殃及委员长。”何应钦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又直率地说，“同时，北方的军队，尤其是晋军和西北军，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会不服。今后，我们就指望这些部队继续抗战，没有一个孚众望的统帅怎么行呢？”
“是啊！是啊……”蒋介石明白何应钦的话意，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对此，汉卿会作何感想呢？”
“他如果是一个明智的人，就会顺坡而下的。”早已明晰蒋介石北来用意的黄绍竑说，“他虽有亲率东北军收复热河，并与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和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拖下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是的，是的……”蒋介石遂又习惯地蹙起眉头，显得有些沉重地问，“东北军会因此而滋事吗？”
“我看不会的！”徐永昌作为阎锡山的代表，立场鲜明地说，“即使汉卿真的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其他的念头。再说，东北军全体将士是爱国的，一定会服从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将领的指挥的。”
徐永昌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张学良下台，阎锡山上台。对此，蒋介石早就防范于先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与何应钦会意地交换了个眼色，有意转移话题：“汉卿知道你们来石家庄吗？”
“知道！他很希望和你晤谈一次。”何应钦答道。
“那很好嘛！立即给汉卿发电，明天在保定车站相见。”蒋介石命令似的说。
三月八日晚十二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顾问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好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两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得对不对？”王卓然等随从闻之无言，只有相对唏嘘。
关于这次蒋、张会见的全过程，王卓然事后做了追记：
次早（三月九日）五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替·未（T.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替·未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四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合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五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十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抗击日军的前进。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十时半抵长辛店，宋车与张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他也就开回石家庄向蒋会面报告。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要做一个大丈夫，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替·未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说完对我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端纳很仔细地听我翻译后，他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又是一个不眠的春寒之夜。正式发出下野通电的张学良没有一点力气，任凭多注射一针吗啡，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他倚在舒适的沙发上，微闭着双眼，思忖着有关出国考察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形象总是伫立在他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地扰乱了他的思路。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倚傍在两侧，虽说心如火燎，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使得客厅中的氛围显得格外的悲凉了。有顷，谭海悄然走进，小声地报告：
“端纳顾问求见。”
“请！有请……”张学良睁开了惺忪的双眼。
端纳反对何应钦和黄郛接替张学良掌华北军政大权，但他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难以对付的敌手又无力而为，因此他也有着失败者所具有的痛苦；另外，他和张学良有着良好的私交，面对这悲惨的结局，也有着常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所以毅然下定决心，陪伴张学良出国考察。他望着颓唐的张学良，激动地说：
“能伸能屈者为大丈夫！你如果有越王勾践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我自愿陪你出国考察，也愿意帮着你戒毒！”
患难见人心啊！张学良激动得热泪涌出，用力地握着端纳的双手，近似啜泣地说：
“我谢谢你！我张学良如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决心，今生今世誓不为人！”
“于夫人，赵小姐，你们也陪同汉卿出国考察吗？”端纳深情地问。
“嗯！……”于凤至和赵一荻凄楚地答说。
天将放明，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赵一荻，以及顾问端纳登上南行的飞机。他透过舷窗，看见东方升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把神州大地染得一片通红。猝然之间，这红彤彤的阳光化作了烽火，化作了狼烟，他情不由己地想起了沦丧的故乡，想起了长城抗战……但是，当蒋介石的形象再次出现在脑海屏幕上的时候，他又想起了这几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二十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不久，所谓的长城抗战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蒋介石为了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坚决“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于五月三日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自己的老友——亲日派头子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事宜。
黄郛克日率领一批亲日分子北上就职，积极地和日本订立卖国的城下之盟。旋即又命军政委员熊斌也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会谈，并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一线，不许进行“一切挑衅或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加之协议规定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三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处在了日本的威慑之中。对此，蒋介石却连声称道：“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聘请希特勒的得力军事将领塞克特等人为顾问，策划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正当他纠集一百万军队，配备二百架飞机，于十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发动罪恶进剿的时候，具有光荣的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闻之十分惊恐，自任所谓的“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十余万军队向十九路军发动进剿。
与此同时，蒋介石故伎重演，借平叛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消灭地方实力派，命令东北军开赴福建，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并进行“剿共”内战。令他惊愕的是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拒不受命，使他再次明白了这样一个现实：东北军只听命于张学良。待到他的情报机构获悉十九路军——乃至于两广反蒋实力派胡汉民、李宗仁等秘密策动东北军起而反蒋以后，他只好改变初衷，急忙电令远在欧洲的张学良回国。
张学良于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受着忠君体国思想的驱使，违愿地代蒋受过，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告别了北平，乘机南下上海，在等待办出国手续的日子里，宋子文劝他戒除嗜好，养好身体，未来生活才幸福，事业才有前途，何况这次又要出国，宋说：“你出国代表着国家，一个青年将军吸毒有碍国家观瞻，有损国体。”这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他暗自说：“出国考察是代表国家，我怎能给国家丢脸，怎能让洋人笑我中华大国呢？”
